1917年前俄国在华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

1917年前来华的东正教传教士与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经历了两个世纪的共存共生过程。东正教传教士对后者的态度和对策反映了俄国政府对于侵华利益的现实追求。19世纪中期以前,俄国传教士刻意淡化教派差异,维持与留京天主教传教士的和睦关系,在获取中国情报、汉学研究、宗教文献翻译以及来华人员构成方面利用后者的影响或经验。俄国尽管通过《中俄天津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特权,但慑于中国人民对其侵华行径的愤怒,没有在传教方面积极跟进英、美等国。直到清廷推行联俄政策以及《中俄密约》签订之后,俄国政府才决定推动在华教务。庚子之变后,俄国在华设立主教区,进入全面效仿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积极扩大在华宗教影响的时期。     

清中前期的东堂藏书

本文以惠泽霖《北堂图书馆西文善本目录》著录的题识信息为基础,结合部分罗马耶稣会档案馆旧藏档案、埃武拉公共图书馆档案和来华传教士信件等资料,通过对乾隆朝以前北京东堂的创设和变迁情况的梳理,可知东堂藏书空间的变化。将惠泽霖著录、高华士整理部分藏书题识,与现存藏书比对与复校,对题识内容进行了分类、翻译和分析,展现出清中前期东堂藏书收集、管理与利用的历史,以及东堂藏书的专题特色与流动脉络。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与清代中俄图书交流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中介,其中也包括图书交流。本文以中俄文献为基础,探讨了俄国传教士团成员在俄国中国典籍收藏以及在传教士团图书馆创建过程中的作用,并试图澄清有关道光年间中俄政府大规模互赠图书的历史真相。     

北堂西文善本七种

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曾有“善本特藏五十年展”,举凡1949年以来,不同历史时期入藏之贵重典籍,均有代表作品展出,如赵城藏、敦煌写经、甲骨文、宋拓本、罕见舆图等等。其中,拉丁文古籍善本,实在罕见,可谓五十年来书海一鳞。其“说明”又云:“被统称为‘北堂书’者,向为国内外学者所瞩目。”中国国家图书馆以所藏“北堂书”示人,其意义又远不止典籍本身。所谓“北堂书”,即原北京北堂图书馆(Pe’Tang Library)之藏书。明末清初西来传教士如利玛窦等介绍西学,编译新书,是以所携西文典籍为底本的。1700年法国耶稣会士在此基础上创办…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考述

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即18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这200年间俄国东正教使团成员和学者为服务于满语教学活动和研究工作而编写的辞典、读本和语法书等文献,此前并未被列入海外满文文献的研究范畴内。俄国满语语言文献最初见于18世纪,以服务东正教使团成员德曼与学习活动为目的,主要为手稿。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喀山大学、彼得堡大学和海参崴东方学院相继开设满语课程,并为此出版了近十部辞典、读本和语法书。俄国满语语言文献多取材于中国清代的满文文献,体现了俄国学者以欧洲语言观念建构满语语法体系的过程,并极大地促进了俄国满语教学活动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试论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文化与外交活动

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1917年以前中俄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中俄间举凡宗教、哲学、语言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教育、图书、医学和美术等领域的交流无一不是以传教士团为主要媒介。由于东正教教权依附于政权的特性,传教士团更多的是代表了俄国政府的利益,而非俄国教会的意志,甚至直接参与了沙俄的侵华行动。在中俄关系史上,传教士团扮演了文化使者和外交机构的双重角色,其所进行的文化交流事实大多是其实现外交功能的手段或客观结果。     

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比丘林(1777—1853),又名亚金甫神甫,是19世纪上半叶俄国最杰出的汉学家,公认的俄国汉学的奠基人。1808年,他率俄国东正教第九届驻北京传教士团来华,前后居京14年,习汉、满、蒙、藏语。比丘林一生从事汉学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语言等领域均有建树。     

清季俄罗斯文馆延聘俄人教习研究

在俄罗斯文馆存在的一个半世纪里,先后有多名俄人担任教习之职。康熙年间,文馆教习由俄国商队成员、降人及后裔充任,教习队伍不稳定,语言水平也不高。从雍正初期起,文馆开始延聘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成员担任教习,其中罗索欣、弗拉德金和列昂季耶夫与满人富勒赫合作编写出中国第一本俄语教科书。自道光年间起,有4位传教士团领班被俄罗斯文馆聘为教习,但由于鸦片战争爆发后中俄关系的实质已经由以往的平等交往转向了俄国伙同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他们并未发挥出"协同教授"的作用,更多时候是将在文馆兼职作为为俄国政府探听清廷内情的机会或手段。     

传教士眼中的北京(1840-1911)

19世纪北京的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1840年以后,西方势力对北京的影响逐渐增大,西方的各种势力越来越深入的渗透到北京外交、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潜移默化的影响着北京近代史的发展。传教士伴随着"条约"等因素进入北京,作为外国人中最特殊的人群发挥着影响,本文就1840-1911年间传教士撰写的有关北京的著作进行简要分析。     

试论清代中俄文化交流的不平衡性

中俄文化关系历史悠久.在1917年前,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士团是中俄两国文化交流最主要的渠道.由于文化交流主体和交流渠道相对单一.俄国向中国传播俄国文化以及俄国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和传播,在深度上和广度上都大大超过了中国向俄国传播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俄国文化的研究和引入.清代中俄问文化交流所呈现出的不平衡态势与两国外交政策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密切相关.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文献调查报告

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是国际敦煌学奠基人斯坦因的私人档案收藏机构之一。该馆收藏的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共计9大部分。包括458组手稿（斯坦因手稿第1～458号）,是近代亚洲考古学史和国际敦煌学史的资料宝库。本文作者于1995年对该馆所藏斯坦因档案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与编目工作,此后10年间一直致力于对这批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作者在这篇文章中,拟公布他对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亚洲考古档案的调查简报,并介绍这批资料的主要内容。     

俄国东正教传教团在京活动述评(1716—1859)

18至19世纪上半期的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团是一个特殊群体。它集传教、留学与汉学研究、翻译、搜集情报于一身。最初俄罗斯传教团主要是满足在京阿尔巴津人的宗教信仰要求;中俄《恰克图条约》签订后,传教团被指派培养留学生,为俄国培养满、汉语人材;随着中俄交往的增多和各种摩擦的产生,传教团被赋予研究中国和探听情报的任务。传教团的这些活动既是中俄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为近代以后俄国侵呑中国大片领土做了必要的知识准备。     

补《西夏艺文志》

《元史·耶律楚材传》载,元军攻西夏,破灵武时,“诸将争取子女金帛,楚材独收遗书”.据此可以猜想,西夏一代的文献典籍一定不少.不过,这批文献几百年后已几乎亡佚殆尽,王仁俊辑《西夏艺文志》,广采博搜,也仅著录八种.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法国毛利瑟及伯希和分头得到了几册西夏文佛经,书目由黄任恒采入《补辽史艺文志》中,但也为数寥寥.1908年,俄国科兹洛夫率地理考察队进入我内蒙古额济纳旗,在原西夏黑水遗址城掘获了大批西夏文献,全部载归彼得堡.1932年,这次考古成果的概况集中披露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四卷第三期上.六十年代以后,苏联方面对所藏文献的整理编目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至1984年为止,其中的主要部分已由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整理完毕,分别编入戈尔芭切娃的西夏文文献目录(戈尔芭切娃和克恰诺夫,西夏文写本和刊本,莫斯科,1963)和孟列夫的汉文文献目录(孟列夫,黑城特藏汉文文献叙录,莫斯科,1984)这两种目录里集中了现存黑水文献的精华,并附有详细的俄文提要,只是分类略感紊乱,某些书的归属尚有待进一步商讨.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帝纪事

《1816年英使觐见嘉庆纪事》作者乔治·托马斯·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政治家、外交家和汉学家,被誉为英国汉学研究的创始人,是英国著名外交家乔治·伦纳德·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1737—1801)准男爵(Baronet)之子。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出以马戛尔尼(George Lord Macartney)为特使的使团访华,伦纳德·斯当东任使团副使。时年十一岁的托马斯.斯当东作为马戛尔尼的见习侍童随团来华。在来华途中,他随同两位中国籍传教士学习汉语。1793年9月14日(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十日),斯当东随同马戛尔尼及其父老斯当东一道觐见乾隆帝。由于小斯当东是英国使团中唯一会讲汉语的英国人,又是一个儿童,因此,深受乾隆帝的喜爱。1800年,斯当东被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聘为书记员,再次来到中国。1815年,他被选为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管理机构———特选委员会(Selected Committee)主席,全面负责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事宜。1816年,英国政府任命阿美士德为正使访华,斯当东被任命为副使...     

晚清朝鲜进京使臣的摄影体验与朝鲜影像

在朝贡体制下,朝鲜与清朝的交流与交涉主要通过朝鲜赴京使臣来实现。朝鲜使臣在北京接触到一些西方技术与思想,摄影技术就是其中一项。这与他们以往在华的文化经验极为不同,令他们新奇。而到19世纪70年代,随着欧风西雨对朝鲜半岛的侵袭,那些摄影影像也见证了朝鲜闭关与开放的历史进程。     

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对重庆政权的伪钞工作

1945年 8月日本投降后 ,大批的驻华军政机构日文档案留在了中国 ,其中有不少原是极密级的。日本投降后曾焚毁了一些 ,但仍有不少留存了下来。北京图书馆收藏了一大批 ,由于编目、开放程度等种种原因 ,至今未能对外公开开放。笔者这些年整理这批档案 ,在其中发现了极密级的“法币工作”卷 ,对于揭露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对重庆政权的伪钞工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故在此略述于下。日军入侵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后 ,强行发行军票 ,以为购买占领地物资的掠夺手段 ,当然会遭到占领地中国民众的抵制 ,在金融流通领域受到极大的限制。实际上国民党政…     

巴兰德在中国

19世纪上半叶,德意志诸国已有经营东亚的企图,在华普鲁士商人的极力游说,媒体和学术精英的深切关注,终于促成普鲁士外交特使团的成行。作为使团的三个随员之一,巴兰德在签约谈判中扮演了一个要角。1875年他以驻华公使身份再度来到中国,直到1893年离开中国。他深度参与同光两朝的外交活动,与清廷枢臣交朋友。作为个性鲜明的外交官,他促进了总署大臣的观念转变;作为北京外交使团圈子里的活跃人物,他在驻京各国公使和总署之间起着重要的协调作用。即便在返回德国之后,他积极在报刊杂志上撰文,在制定对华政策上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巴兰德是中国近代史、中德关系吏上绕不过去的人物。     

读曹天生教授编《王茂荫集》有感

近日我拜读了曹天生教授点校、整理的<王茂荫集>,颇有感慨.我与曹教授是1990年相识的,那时我们作为研究中共党史的同道,共同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此后,我们又同受徐则浩先生邀请参加<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一书的编写,学术上相互有更多的了解.我知道曹教授过去主要研究中共党史,在此领域颇有成就,发表过不少论文.但近年的学术视野进一步开阔,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国宣纸>、<中国商人>、<19世纪俄国布道团驻北京人员关于中国问题的论著>等著作,这次又点校整理<王茂荫集>.从这些书里我发现曹教授有浓重的家乡情结.他是皖南泾县人,所研究的课题大多与皖南有关,或由此延伸.如他以较多精力研究新四军,是因为新四军发展初期集结皖南、军部也在皖南;他研究宣纸,是因为宣纸主要出产皖南,特别是泾县;他研究中国商人,是因为徽商曾独树一帜,影响中国几百年;而王茂荫也是皖南歙县人.     

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及影响

本文系统研究了近代日本对中国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历程和影响,认为在清末的19世纪后半期,日本对长江上游的了解落后于西方国家,但从清末的20世纪初开始,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呈现后来居上的趋势。本文以山川早水《巴蜀》、东亚同文会《支那省别全志》、《支那开港场志》、上海日本商人协会《中部支那经济调查》、神田正雄《四川省综览》等主要踏察调查著述为研究中心,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前的30年间,日本人对于长江上游的踏察调查不仅远远强于当时的西方列强,也在许多地方比我们自己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更详明深入,值得我们反思。从抗日战争前半个世纪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来看,与抗日战争间日本的长江上游的踏察资料整理一脉相承,体现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潜在意识的发展脉络。透过近代日本人对长江上游的调查材料我们发现,这些调查绝大多数都是在日本国侵略中国而称雄亚洲背景下进行,了解中国而侵略中国的意识十分明显。透过近代日本对长江上游的调查研究可看出,当时日本比西方列强在对长江上游的影响方面更直接,对社会上层的影响更大,而西方传教士则对长江上游民间社会的影响更深入。从历史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踏察调查材料是我们今天研究近代长江上游历史地理和经济文化的重要文献,应该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