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查继佐词补辑

查继佐是明清易代之际的明遗民词人,《全清词·顺康卷》"补编"收其词4首。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查继佐《敬修堂诗后甲集》附《敬修堂诗馀》,收词27首(含断篇2则),除了前4首即"补编"所收者外,馀23首为其所遗,今辑出以补其阙。     

“贵阳八景”诸说荟萃

<正>"八景"是我国各地用诗书画表达本地特有景观的一种形式,起源于宋代沈括《梦溪笔记》:"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落雁、远浦归帆、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后来全国各地也多用四言句列称本地名胜景物为八景。贵阳为省会城市,有悠久历史,自然也不例外地有自己的八景。但是随着岁月流逝,沧桑变化,贵阳八景是哪八景?如今已少有人能准确地说出其名称了。加之古人流传下来的贵阳八景没有像《梦溪笔记》所说的那     

晚唐诗人裴虔馀事迹考略

文章以唐人墓志、石刻材料与传世文献互证,对晚唐诗人裴虔馀家世、生平予以辑考。最后指出其与中晚唐的"裴乾馀"并非一人,自清代以来研究者多有混淆,如《全唐诗》"裴虔馀"条因将二者视为一人,从而误收"裴乾馀"诗作。     

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

在中央王朝的经营及汉文化的影响下,云南各地在明清时期涌现了大量以生态景观为主的"八景",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八景文化".清代是云南"八景文化"的发展及繁荣时期,"八景"及其相关记载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代云南生态环境的状况,其发展变迁也反映了生态环境的变迁状况,对清代云南环境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新见吴王馀昧剑铭考证

本文讨论了苏州博物馆新入藏的74字吴王剑铭文,认为器主为吴王馀昧,剑铭所记事件都发生在吴王馀祭之世,同时也讨论了绍兴鲁迅路出土的吴王馀昧剑,指出两柄剑铭所记五次战争并无重合之处。本文认为,《春秋》经传所记载的吴王馀祭在位四年,吴王馀昧在位十七年,是正确的记载。同时,也根据过去学者的研究,再次反驳了《史记·吴世家》对这两位吴王在位时间的误记。最后指出,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研究工作中,应该注意裘锡圭先生的提醒,防止不恰当的趋同或立异。     

江苏文物古迹调查散记

镇江"昭关喇嘛石塔"地方传说市西小码头观音洞,留有三国时孙权与刘备联姻吋建的"石瓶"遗迹,还有"一干一戈",表达"平定干戈"的意思。考。遍查地方文献丹徒县志、京口三山志,均无只有"观音庵"与"昭关"的简记。"石瓶"其实是一座喇嘛塔,建筑在"昭关"项上,全系石料所造。塔高4.58公尺。塔座四叠,上盖复莲台。塔身     

礼亲王昭梿获罪原因浅析

嘉庆二十年,礼亲王昭梿以滥用非刑、凌辱大臣被革除王爵。邓之诚先生认为,昭梿被废主要是由于昭梿对嘉庆帝有所"怨诽"以及嘉庆帝"恶文士"导致的。笔者认为,昭梿因功不获赏而对嘉庆帝有所"怨诽"最终招致革爵禁锢的说法,有所不妥。嘉庆帝"恶文士",以致昭梿等宗室文人获罪之说不可成立。昭梿遭革爵、禁锢之重惩,其原因既不在于其虐待下属,也不在于其凌辱大臣景禄,而是在于其指斥大臣景安为其奴才",目无君上",藐视独一无二的皇权。     

《临汾八景图》考述

近期,山西博物院征集到一件书画长卷——《临汾八景图》（下文简称《八景图》）,该图作于明万历年间,以诗配图的形式展示了当时的临汾“八景”。此图为目前所见最早的临汾“八景”实物,对研究临汾地乘极有意义。本文旨在揭示《八景图》的基本信息：介绍《八景图》的内容,考辨《八景图》的作者、创作缘由及创作时间,论述“八景”地理。     

《烬馀残稿》和《戊辰集》作者考

正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民国时期诗稿《烬馀残稿》和《戊辰集》,未著撰人,为九华堂宝记制笺,墨笔,偶有改字。笔者据书中内容线索,考订其作者为民国时期广东知名人士陈鸿慈。一石星巢线索诗稿《烬馀残稿》之《港上抒怀兼呈石星巢外舅(德芬)》有"丰湖侍讲筵";"同居真画境,所乐在诗篇";"翁婿东西别,悠闲岁序迁"等句。《哭星巢外舅》有"外舅最近犹寄我诗云‘寄语闭门陈正字,不妨作达看花来’"之句。诗     

从虔州宋八景到赣南新十景

虔州八境,先后有宋八景、清八景、现代八景。而宋八景之章贡台来由,则与虔州知府赵卞紧密关联。赵卞(1008--1084),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北宋景佑进士,官至殿中侍御史。史称赵卞弹劾不避权贵,针砭时弊,毫无顾忌,京师号称"铁面御史"。嘉佑六年,赵卞出任虔州知府。他是位清吏,也是一位钟爱自然、寄情山水的性情中人。史载,初来虔州上任的赵卞"以一琴一鹤自随"。作为宋史中有列传的赵卞,为政简易,体恤百姓,政绩显著。虔州任职期间,他致力营造一种属民自耕其田、自得其乐、岁丰无盗、     

吴王馀祭馀昧享国年代辨析

句吴第21、22代君主馀祭与馀昧在位时间,据《春秋》及《左传》、《公羊》、《谷粱》等典籍载,馀祭为4年,馀昧是17年;而《史记》所记恰恰相反,笔者认为:《史记》倒错了馀祭与馀昧二王的享国之年,当以《春秋》、《左传》之说为是.吴国僻处东南,其纪年文献资料语焉不详.“自寿梦已(以)下始有其年.”寿梦乃句吴第19代君王,在位25年(前585年—前561年),寿梦有子4人,长诸樊,次馀祭,次馀昧,次季札.除季札让位,其余兄弟3人依次执政.诸樊在位13年,於襄公25年(前548年)伐楚而卒.《春秋》襄公25年:“十有二月.吴子遇伐     

公仲考论

文章通过对有关铜器铭文的系联和分析,推定西周早中期铜器铭文中的"公仲"应为康、昭时人,系首任曾侯"南公"子,为第二代曾侯,还曾在王朝兼任职务。南方为其子,系昭、穆时人。     

《魏书·昭成子孙传》为魏收原书考

学界认为《魏书·昭成子孙传》已经亡佚,今人所见乃是后人依据《北史》所补。事实上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并非是后人以《北史·魏诸宗室传》补成,相反《北史·魏诸宗室传》的相关记载是由《魏书·昭成子孙传》删略而成。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较之《北史》同传内容多出的"溢出字句"绝非以他书"附益"而成,而《北史》多出的内容则颇多讹误,当为李延寿据《魏书》所加。今本《魏书·昭成子孙传》也不是出于《高氏小史》、魏澹书或者《修文殿御览》等书,其书法也与《魏书》其他部分相同而与他书大异。《魏书》相关卷末的散佚情况,我们在宋人校语的基础上还必须作进一步的辨析。     

罗伯昭与中国国家博物馆渊源续考

钱币收藏大家罗伯昭先生富于收藏、乐于捐赠。本文通过考订罗伯昭先生与北京历史博物馆的往来信函、国家博物馆藏品档案和亲友回忆录等材料，更新了罗伯昭先生首次捐赠的时间，梳理了前人甚少讨论的罗伯昭先生古币之外的捐赠义举以及为博物馆征选代购等事迹，以期更全面地展示罗伯昭先生化私为公的爱国情怀和为新中国博物馆体系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地方志中"八景"的文化意义及史料价值

"八景"是中国地方志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构成.然而,历史学家们对它的评价却一直非常苛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本文拟在大量文本调查的基础上,从八景的文化意义与史料价值的角度,提出初步的分析说明.     

王献之《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考证

作者通过对歙县博物馆收藏的《馀清斋法帖》中《鸭头丸帖》后宋高宗赞语的考辨,判定《鸭头丸》墨迹本和石刻本后宋高宗赞语"大令"和"右军"两字的挖补时间为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六月至明天启四年(1624)四月这十年间。让更多读者认知《馀清斋帖》珍贵的书法价值与史料价值。     

增城八景琐谈

民国以前,增城县、都(镇)、村都有对八景的评选和研究,有的村八景早在宋朝已载入族谱。增城县八景,订在明朝永乐年间;永乐以后,县、都、村都评选八景。据古籍记载,解放前增城县八景评选了三次。《华峰山寺志》载,清朝康熙壬戌年间,评选了华峰山海门禅寺八景。增城十二都,均曾评选了八景。村八景多见于“名乡望族”,大概是村中文人多,有人中了举人,当上了知县,男丁在一千人以上的村庄,都称为“名乡望族”,     

袁重其与《霜哺编》略考

对于清初文学和文化研究来说,2007年嘉德春季拍卖会上的一件古籍拍品似应引起格外关注.此拍品名<霜哺篇>,乃袁氏为弘扬寡母吴氏养育之恩而遍征名人赠言所成,上存120馀位当时名人题咏题跋的手迹和印鉴款识.据说原作共有40馀卷,至道光年间已散残,顾开增重付装池成三卷,光绪年间归常熟翁同稣收藏.关于这件拍品的辑者和内容,有关介绍甚为简略,仅言为"明末清初常熟孝子袁重其为感念其母寡居贞节、悉心养育之恩所辑"[1],且多有不确.     

《大金国志》与宇文懋昭其人

《大金国志》题为宇文懋昭撰。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宇文懋昭是否是《大金国志》的作者、其人是否存在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本文从确立宇文懋昭与《大金国志》的撰述关系,审视其金朝遗民的文化背景及其作为南宋臣民所具有的写作奈件、动机等入手,推断宇文懋昭为《大金国志》的第一作者。     

《大金国志》与宇文懋昭其人

《大金国志》题为宇文懋昭撰。由于缺乏相关记载,宇文懋昭是否是《大金国志》的作者、其人是否存在等问题,长期以来学界争论不休。本文从确立宇文懋昭与《大金国志》的撰述关系,审视其金朝遗民的文化背景及其作为南宋臣民所具有的写作条件、动机等入手,推断宇文懋昭为《大金国志》的第一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