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京杭大運河地圖探微

明代京杭大運河地圖因爲現存多爲圖籍中的附圖,且彩繪單幅運河圖傳世極少,所以未有學者展開專題論述。本文將收集到的地圖分門別類,分別針對明代治河文獻中的運河圖、《廣輿圖》等明代地理圖籍中的運河圖及臺北"故宮"藏明代彩繪單幅運河圖進行圖幅内容、圖幅價值、不同圖籍間關係及輾轉流傳路徑等探討,以求呈現明代運河圖的某些發展脈絡。總體而言,早期的運河圖難免生澀簡單,但隨着運河圖本身内容不斷豐富,繪製更爲切實,且各種主題圖、局部圖逐漸産生,並出現了彩繪單幅運河圖,在繪製技法、地圖分類等方面發展到較高水準,爲清代運河圖取捨借鑑提供了素材。     

唐宋尚書省符形態考論

唐代尚書省符是以“尚書省”爲發文機構,由諸司郎官署位的下行文書,用以指揮公事或轉發制敕。宋元豐改官制以後,尚書省符雖然延續由諸司郎官署位的慣例,但其發文機構已變爲“某司”,故宋人一度沿唐制將省符稱爲諸司符。不過,與唐代省符運作以省、司爲中心不同,元豐以後省符運作以省、部爲中心。而且,就現有資料來看,進入南宋不久,諸司符就已不見於史籍。因爲在當時人,尤其是南宋後期人看來,省符的主體應是尚書六部,所以徑稱之爲部符。與此同時,六部印也從原來唐代尚書省諸司印中逐步分化出來,以區别於諸郎官廳印記。這都反映出唐宋之際六部在尚書省政務運行機制中走向實體化的轉捩點爲元豐改制。     

論漢賦和漢代辭書中的聯邊

聯邊指部首相同的字前後接續的文字現象。漢賦中存在大量的聯邊,這一方面與漢字的象形屬性有關,另一方面則是漢賦家同類相從的理念所致。漢賦聯邊承襲了始自《詩經》的修辭傳統,具有字形圖像化、聲韻音樂化的特點,生成了漢賦的形式結構層次,體現了漢代以多爲美、不忌重複、追求險奇的審美風尚。聯邊的衰落是時代風氣變化使然,劉勰提出的"省聯邊"觀點並非當時文人的共識,而是面對魏晉南北朝日趨縟麗的文風和)替濫造的用字情況,宣導新的文風以匡正時弊。漢賦聯邊衰落之後,它有時也爲險怪詩風借鑑,在後世文學創作中局部復活。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     

唐代的身分制社會

<正>國家統治原理的實施,必須以當時社會結構爲前提。秦漢以來已建立小農經濟型態,所以可實施"人頭統治"(或曰"個别人身支配")。到唐代,國家權力是依禮而建立身分制社會。此即將全國人循由下列二種機制相互結合而賦予某種地位:一爲依據政治權力運作所規定的身分,政府根據全國人年齡多寡,區分爲黄、小、中、丁、老五種身分,承擔國家給予的權利與義務;一爲社會關係的身分,此即親屬關係、義合關係以及主     

明代後期國家決策機制研究

帝制中國的國家決策機制,在明代發生了重要變化,發展爲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並行的複合機制。其中較晚出現的廷議制度,是一種比較公開、公平和公正的新機制,具有近代決策機制的若干重要特徵。經過不斷改進,廷議在明代後期日趨完善,在國家決策的形成中作用也日益重要,成爲帝制中國國家決策機制發展史上的新事物。然而,由於妥善處理聖裁、閣議和廷議三種機制關係的手段尚未形成,這種複合機制在運行中存在諸多問題,未能發展成爲一種更加有效的國家決策機制。     

《左傳》中時間系統的表達

<正>時間和空間是人類認知世界、交流信息的基本框架,也是語言系統需要表達的重要内容。人類對於空間的感知和分割更多體現在人類語言中的各種名物及其關係,對於時間的認知更多體現在語言中表述各種存在物的動作行爲、狀態屬性及變化的謂詞和句子。無論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還是無數個體的現實生活中,每一個事件存在或發生的方式都與時間有關。一般而言,日常交際中的一個句子陳述一個事件,事件的主要内容即是某個存在物的動作行爲或狀態屬性及其變化,這些内容都體現爲時間維度上的一個過程,因此時     

“張之洞檔案”閲讀筆記之四 張之洞與《時務報》、《昌言報》——兼論張之洞與黄遵憲的關係

《時務報》是戊戌變法期間最重要的刊物,張之洞因汪康年而與之關係甚深。當康有爲有意將《時務報》改爲官報以歸梁啓超掌控時,汪康年在張之洞的支持下,將之改爲《昌言報》,企圖以《時務報》的＂空名＂給康有爲。本文根據＂張之洞檔案＂中的大量電報、書信,揭示了這一過程中的種種内幕,展示了許多以往不清楚的細節,並由此引發關於＂百日維新＂命運的思考。本文還集中地考察了張之洞與黄遵憲之間的關係,並説明黄遵憲政治地位的盛衰與張之洞甚有關聯。     

唐代册書的形態及其行政禮儀運作——以《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爲中心

册書是唐代最高等級“王言”。作爲一份不可多得的史料,《命武承嗣文昌左相封魏王册書》爲研究者提供了寶貴的信息。該件册書表明,册在行政運作中很可能只需要中書令宣,而不需要門下省進行封檢。册是唯一還以竹簡爲載體的公文,在强調等級的同時,帶有禮制復古的意義。可以説,在“王言”體系中,册的物質形態和行政運作形態都呈現出復古的特點。     

孝道與悖逆之間:唐肅宗設立南京與南京改置

唐軍收復長安之後,玄宗返京,不久,肅宗便以蜀郡爲南京成都府,這是對玄宗尊崇的政治姿態和孝道的自我展示。同時肅宗也以平叛期間自己行幸的岐州爲西京鳳翔府,建制同京兆府,而南京成都府卻沒有這樣的待遇。這種差異乃是肅宗對玄宗的有意壓制。肅宗以最爲親信的大臣裴冕爲成都尹,意在接收蜀中的地方勢力,從而削弱玄宗的權威影響。上元元年(760)九月南京改置的真正原因,並非史籍所載的呂諲奏請,而是出自肅宗之意,是"去玄宗化"的最後一擊。此外,肅宗以荆州而不是其他的州作爲南都,則與當時荆州特殊的經濟、交通、軍事樞紐地位相關,長江中游地帶的得失關乎整個平叛大局和唐王朝的命運。京府、赤縣、畿縣的增多可視爲中央權威"差遣"地方化以應對地方秩序危機的一種表現。     

嘉道年間江南的漕弊

嘉道年間的漕務是與積弊聯繫在一起的,作爲一種常態而存在的漕弊,本身即是制度的組成部分。在財政層面,漕弊主要表現爲旗丁幫費問題、大小户問題、漕糧的浮收勒折與虧空問題。嘉道年間的江南,一方面是倉漕衛所規費、旗丁幫費、官紳漕規、州縣浮收逐年遞增,而另一方面,捏災、短漕、虧空也隨之愈演愈烈,這導致了漕糧河運制度在道咸之交的崩潰。本文認爲:從財政結構的角度來看,所謂漕弊是各種"浮費"代表的額外財政對於額定財政的空前侵蝕。     

東漢、六朝時期三吴地域水利事業性質之考察

通過分析東漢、六朝時期三吴地域水利事業的三個實例,本文指出:(一)東漢時錢塘縣防海大塘的修建,是由以華信家族爲代表的當地豪族聯合策劃、組織、實施的。(二)南朝宋時,爲解決吴興郡的水患問題,費時二十餘年,親自踏勘調查,提出工程方案,極力呼籲政府組織實施的民間人士姚嶠,爲吴興武康大族姚氏的成員。(三)南朝齊時,會稽郡民間本有完善的水利設施維護系統,並自主運轉。但因官方的粗暴介入,該系統遭到破壞,水利設施受到毁滅性打擊。本文認爲:東漢、六朝時期,本應由政府使用公權力組織實施的水利事業,受到了私家勢力相當程度的滲透,反映了該時期國家統合程度較低的事實。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的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

南朝宋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反映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公文形態。但是,現有中華書局點校本《宋書》、《通典》的儀注文本及標點,均有不完善之處,需要重新校録文本和標點。在對儀注進行了文書學與制度史考察之後可知,儘管尚書臺(省)自西晉以後就已取得了作爲宰相機構的職權,尚書令、僕射也已被視爲宰相,但是遲至南朝宋時,尚書臺仍然未成爲一個層級分化、結構規整、分工明確、各有權限的外朝宰相職司。在兩漢至隋唐間三公制—三省制的體制轉軌還沒有基本完成之前,尚書臺所得的宰相職權,並沒有及時反映到律令常典和公文形態中。尚書臺作爲文書傳遞機構的性質,仍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體現在南北朝公文書式中。就現有研究而言,尚書省及令、僕射所獲得的宰相職權在律令和公文制度中得到反映,恐怕要到南北朝後期,甚至是隋初纔實現。     

明代賦役黄册所見州縣軍户探研——以上海圖書館藏古籍紙背文獻爲中心

上海圖書館藏《樂府詩集》紙背文獻中,有四葉詳載明代州縣軍户充發衛所等事項的賦役黄册,其性質爲明正德七年南直隸揚州府泰州寧海鄉二十五都攢造之軍户黄册。明代在軍户充軍和清勾管理過程中主要參考的"軍黄二册"中民册部分,當指此處黄册對軍户充軍及勾補等具體内容的注文。黄册中所載明宣德時期整頓衛所的細節内容,則爲我們了解衛所勾補軍户時"先營丁,後户丁"原則提供了典型案例。此類一手史料的發現和解讀,爲我們理解明代軍户制度與賦役黄册制度二者間的關聯提供了細節史料,體現了明代衛所册籍與賦役黄册間登載内容的一致性。此類明代州縣層面清勾軍士細節材料的保留,爲學界從州縣及賦役黄册層面解讀明代軍户制度,及利用各類原始資料進行史學研究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和方法。     

唐高宗、武則天政局與大明宫的重建與塑造

大明宫初建於唐太宗貞觀年間(627—649),重建於唐高宗龍朔年間(661—663)。大明宫重建背後的主導力量實爲高、武時期政局的演變,尤其是武則天政治力量的增長。爲了更好地實現自己的政治目的,武則天重修大明宫時並未將東宫作爲附屬建築規劃在内,從而使天子與儲君的居所産生了空間上的分離,導致唐王朝最高權力體系呈現分裂狀態。"新建宫殿不建東宫"這一傳統雖爲唐玄宗修建興慶宫時延續,但作爲補救措施,唐玄宗要求太子"不居於東宫,但居於乘輿所幸之别院"。"太子不居於東宫"這一傳統則爲玄宗以後諸帝繼承。由此言之,高、武時期大明宫的建築規劃體制對唐王朝的影響可謂深遠。     

“正統”與“政統”：拓跋魏“太祖”廟號改易及其歷史書寫

北魏歷史上有兩個皇帝被尊爲＂太祖＂,即平文帝和道武帝。這就是清代學者疑惑的＂元魏兩太祖＂問題。事實上,道武帝天興初年尊平文帝爲＂太祖＂,明元帝時上道武廟號爲＂烈祖＂,到了孝文帝改制時,將平文從太廟中遷出,改尊道武爲太祖。《魏書》一直記載道武廟號爲＂太祖＂,諱言道武廟號最初爲＂烈祖＂的史實。廟制的背後是政治權力的運作,作爲王朝開國之君象徵的＂太祖＂廟號的追尊,體現了北魏的中原正統心態以及對拓跋王朝政統譜系的建構努力。北魏以及後來的東、西魏在拓跋宗廟＂太祖＂廟號上屢有改易,正可觀察拓跋宗室各種勢力的政治鬥爭,以及東、西魏敵對政權對各自政統合法性的解釋。本文並揭示《魏書》所體現的鲜明政治立場。     

投書與示法：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的發生語境

中唐以後,科舉風氣漸盛,社會流動日劇,爲庶族文人通過讀書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作爲文類的投書與答書,成爲舉子表述其文學思想,名家展示其學文、作文路徑的重要載體形式。在行卷風氣下的投書、贄文、答書及其文本間性,不僅搭建了低位者與高位者之間的文本對話,更是探究其文學思想之展開方式的關鍵所在。而北宋文人的投以應"答",巧妙地依托"投—答"這一文類間的競爭體制,借位韓、柳,在確保文學秩序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維繫了唐代古文思想的傳承,推進了宋代古文思想的内在批評。通過對唐宋古文家論文書牘之寫作機制的研究,可重新認識其在整個古代論文書牘發展史中的意義。     

晚明的薦賢、徵聘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以鄧元錫爲例

本文以明代萬曆朝名儒鄧元錫被薦之事爲例,探討官僚階層的薦賢原則、朝廷的徵聘運作機制與士人的出處考慮之間的互動情形。在晚明科舉取士的選才制度和循資守轍的用人體制的强勢主導下,薦舉一途已經變得無足輕重。這種現實深刻影響到士人的出處考慮和行爲選擇,使得他們在面對薦舉和朝廷徵聘時,主動將個人出處與治國人才的選拔和任用分離開來,把薦舉賢能之士和個人出仕僅僅定位在榮譽性、象徵性的層面。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     

次赤、次畿縣的成立與唐宋府制變遷

<正>次赤、次畿縣是唐代産生的新縣稱謂,對認識唐代地方行政制度演化與唐宋府制變遷具有重要意義。然而這種新縣制具體産生於何時?背景如何?對後世有哪些影響?學界討論迄今並不充分。王鳴盛曾提及次赤縣的出現,但又表示未能詳考(1)。平崗武夫先生認爲難以確切規定次赤、次畿縣的意義(2)。其他學者要麽存疑不究,要麽對次赤、次畿縣的性質缺乏一致理解(3)。而認識此問題的關鍵在於考察次赤、次畿縣的誕生時間。翁俊雄先生認爲奉先縣爲唐前期唯一的次赤縣,次畿縣出現與唐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