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陽”兼谈“陽”的观念形成

许慎对"陽"的解说存在一定问题,为了正确释读"陽",需要研究者对"陽"的构形进行深入分析,找到"陽"的来源和本义,并对哲学上"陽"观念形成时间进行了探讨。     

郑玄“三族九族同姓”说的特色及意义

汉唐经学家对"三族""九族"亲属构成的解释,大致可分成"同姓"说和"异姓"说两派意见。东汉时,"九族异姓"说占据经学解释的主流。汉末,郑玄对九族构成问题重新做解,他在三《礼》注中坚持"三族父子孙"论,以此为论证起点,缜密推演出"九族同姓"的结论,并对"九族异姓"说代表学者许慎展开反驳。通过考察庾蔚之和孔颖达对郑玄"同姓"说的评价,可发现郑玄的"九族同姓"说乃是希望通过建构同姓亲属地位至上的族内伦理规范,重新定义"天子亲九族"的内涵,借此作为对东汉中后期外戚乱政现象的反思,带有告诫后世皇帝"亲同姓、远异姓"的现实关怀意味。     

汉文化中人的“生涩”“夹生”与“成熟”

以汉语、汉字为主要媒介的汉文化,对于"人"的成长过程,经常使用从"生"到"熟"的隐喻性表述。通过详细梳理汉文化对"人"的"生"与"熟"这两种不同状态的描述,指出了汉文化对处在"生"与"熟"的中间状态,亦即所谓"半生不熟"或"夹生/半熟"状态的"人",也有着非常丰富的表象。在汉文化对人的"生"-"夹生/半熟"-"熟"等状态的分类中,内涵着汉文化的秩序及其价值取向。     

亲子家庭城市公园游憩机会满意度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为例

文章通过构建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亲子家庭城市公园游憩机会满意度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出游动机对城市公园物质环境和社会环境的满意度影响较大,可达程度对城市公园管理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培养孩子的能力"、"让孩子学习自然环境知识"、"与孩子感情交流"对出游动机影响较大,"出行路上时间"、"与居住区距离"对可达程度影响较大,"景观品质"、"公园规模"、"游玩场地设置"对物质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文娱活动"对社会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游线安排"、"员工服务"对管理环境满意度影响较大。     

《金石录》“祝其卿坟坛”刻石新考

现藏于曲阜汉魏碑刻陈列馆的"祝其卿坟坛"刻石,首见著录于赵明诚《金石录》。此后的金石学者对该石多有考论,但对"祝其"的误识延续至今,对"祝其卿"的身份也一直是众说纷纭。笔者审视原石拓片,结合出土文献,说明《汉书·地理志》"祝其"乃"况其"之误。《祝其卿坟坛刻石》中的"祝其"始于赵明诚根据《汉书·地理志》对"况其"的误识,后来学者多沿其误。"祝其卿"乃是"况其卿"。笔者进一步推测《况其卿坟坛刻石》中的"况其卿"即是《尹湾汉墓简牍》中的"况其邑丞",名字叫孔宽。     

论《诗缘情》说

"诗缘情"说是对先秦"诗言志"的继承和发展,不同历史时期对"情"的侧重不尽相同,在对"诗缘情"说的探究中人们对诗歌的美学特质认识逐渐深化,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文论诗歌本体论的发展。     

试论“捻金线”命名的合理性

"捻金线"是最经典、最成功、应用最广泛的丝绸文物装饰用金属线类型。随着对"捻金线"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技术信息被揭示出来,同时对"捻金线"命名的合理性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并有学者提出了"缠金线"的新命名。本文通过对传统"捻金线"制作工艺的调查,探究"捻金线"制作的技术核心,结合古代"捻金线"出土实物的技术信息规律,并对"捻金线"名称在历史文献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梳理,综合以上研究厘清了"捻金线"得名的缘由,证明"捻金线"的命名合理无误。     

“大雅斋”匾的所在地点及其使用探析

本文从宫廷建筑研究入手,通过对现存相关文物的认识,参照清宫档案和文献.结合晚清后妃宫廷生活中对建筑使用状况变化的分析,对"大雅斋"进行了综合研究,对"大雅斋"出现的时间、所在地点、何人所用等疑点进行了考证,并在此基础上对"大雅斋"、"大雅斋"瓷、"天地一家春"之间的关系加以明确阐述。     

明代宁夏“黑水故城”考——兼论“黑水”(哈剌兀速)位置

"黑水故城"作为明代宁夏"八景"之一,因其与统万城的历史联系,明代宁夏诸方志多有记载,一度影响了明清时期文献对统万城的认知。由于学界对"黑水"(哈剌兀速)的错误认知,导致长期以来对于"黑水故城"所在位置的认识偏差甚大,对"黑水故城"与统万城的关系也没有清晰的认识。文章通过对明代宁夏"八景"历史记载的详细梳理,结合学界对于"忻都城"的研究观点,就"黑水故城"的历史成因和地理位置做了探讨。     

高丽政权的自称抉择、记忆筛选与中国认同

一个政权对自称的抉择,反映的是其对现实中自我的定位与认知。"高丽"尽管由"高句丽"而来,却最终变成了"朝鲜"便是由此所决定。王建最初以"高丽"为国号标榜政权的合法性,可统一之后,由于正统来自新罗,又尽力摆脱"高句丽"的记忆与身份意识,而强调自身"三韩"的属性。但有时为了某种利益,高丽人又会对"高句丽"这一历史记忆与身份意识加以利用。高丽人的自称抉择是通过对历史记忆的筛选进行的,特定政治形势下的中国认同则是其主要标准。在"历史"力量的影响与现实话语的引导下,半岛政权真的由"高丽"经"三韩"而变成了"朝鲜",成为在政治与文化上高度认同中国天子的一方诸侯。     

“四清”工作队的人员构成分析——以甘肃省为中心的考察

在"四清"运动中,约有300万人次的工作队员赴乡村参加了这场运动。"四清"工作队员来自各行各业,以各级干部、高校学生和农村积极分子为主。工作队人员的构成体现了中共中央对"四清"运动的指导精神,对"四清"运动影响深远。对"四清"工作队人员构成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场运动。     

重庆话“没得”刍议

许多学重庆话的外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疑问,为什么问"你有钱没得?"否定回答为"没得",而问"你吃饭没得?"否定回答却只能是"没有"。普通话中不用"没得"一词,只用"没有"。在普通话中"没有"有两个词性,一个是副词,表示对"已然"或"曾经"的否定;另一个是动词,有五个意思,分别表示对领有、具有的否定;对存在的否定;(用     

梁启超的公私观

对于公私问题的思考和论述是梁启超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梁启超对公私观的理论重构,是承袭传统与汲取西方文化的成果。他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公私观,对"公"、"私"的内涵进行了转化,从"朝廷为公"向"国家为公"转化,从"群体之私"向"个体之私"转化。由此,把公私的主体转化为"国家"与"国民"。在此框架下,从道德、政治、经济、法律等不同视域,对公私规范进行了重构与解释。他把中国传统的"公私对立"观念转化为公私相互依存;他区分了政治法则与伦理道德,使传统的"公"、"私"观念在政治学说层面上具备了近代形态;他还强调国民的权利及其对国家的责任。梁启超的公私观对中国当时及其后的公私秩序的讨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辽朝官员“言谏”行为论略

辽朝官员中虽然存在向当朝皇帝的"言谏"行为,但却没有实职性谏官。辽朝官员的"言谏"形式主要有"面谏"、"书谏"和"诏对谏"三种;"言谏"的主要内容分为:对皇帝不当言行的"言谏"、对皇帝错误决策的"言谏"、就不合时宜规制向皇帝的"言谏"、对皇帝用人失察的"言谏"以及遇法禁有乖、刑罚不当时对皇帝的"言谏"等几个方面。辽朝皇帝对待臣下的谏言最终是"纳"还是"拒",取决于多种因素。辽朝官员的"言谏"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规正了最高统治者的行政行为,起到了纠正已错、防患未然的作用。     

甲骨文“即”、“既”补释

"即"、"既"是殷墟甲骨文中一对常见的字。一般情况下,"即"从"皀"从"卩",像跽坐之人就食之状。"既"从"皀"从"旡",像人食毕口转向身后之形,二者区别明显,很早就被考释出来。但甲骨文又有其复杂性的一面,同一个字有多种异构存在。过去或因对文字构形认识不准确,或甲骨图版模糊不清等原因,常有把"即"误释作"既",也有把"既"误释作"即"的情况。本文从"即"、"既"最常见的形体出发,结合相关甲骨卜辞辞例,对"即"、"既"二字的构形加以辨析,并对与"即"、"既"相关的文字做出新的考释。     

严复文化观简论

严复对中西文化的态度,既"弃"中有"守",又"迎"中有"拒"。对民族危机严重性的感受程度、对社会变革期望值的大小以及对政治改革的满意程度、对西学了解的全面与否,影响着他对中西方文化取舍的内容、择取的多少、背弃的程度。严复对中西文化弃守与迎拒的行为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称“是”将军刘峙

大名鼎鼎的刘峙,曾任徐州"剿总"总司令。这位刘峙,在蒋介石嫡系中以"福将"著称。他对蒋忠心耿耿,唯命称"是"。蒋对他说话,不管时间多长,他总立正恭听。蒋对他发脾气,不管骂的内容,他总唯唯称"是"。抗战时,他在重庆任卫     

关于机床插装阀的应用与设计分析

主要分析和研究"插装阀液压系统"的工作特性,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对功率键合图的应用,对"插装阀液压系统"的动态数学模型进行构建,实现对"插装阀液压系统"的动态仿真。改善"插装阀液压系统"的动态特性并用相应的优化方法进行了优化设计,根据计算结果表明了"插装阀动态特性"在优化后得到明显改善。     

“文物”、“文化遗产”之术语辨析

"文物"、"文化遗产"是文物行业的基础术语,但现时经常出现对两个词的交叉混用现象,引起认识的混乱。有必要从术语学的研究视角出发,对"文物"、"文化遗产"概念内涵的形成追根溯源,探查其对应术语的发展过程,厘清不同语言概念的对应和协调关系,辨析"文物"、"文化遗产"和相关术语的应用范围和特性,这一研究可促进行业内外对术语"文物"、"文化遗产"的正确认识和使用。     

语必惊人总近情——袁枚对杜甫天性多情的推崇及其对后人的影响

从晚唐以来,人们给予杜甫"诗史"、"诗圣"和"集大成者"之美誉,其实质都是集中在对杜甫诗歌的评价上。到了清代,性灵派领袖袁枚独树一帜,高举"情"的大旗,认为杜甫是天性多情之人,并对杜甫之情的多重内涵赋予了新的解释。显然,袁枚把关注的焦点从诗歌转向了诗人本身。这种评论对后人,尤其是梁启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袁枚对杜甫的评论使"情圣"之称呼之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