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省造七钱二分银元版式杂谈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南洋大臣刘坤一经呈请获准,建成江南铸造银元制钱局;三十年（1904年）改称江南户部造币分厂;三十二年（1906年）又改为江宁户部造币分厂（时江南省管辖范围为今江苏全省和安徽南部地区）。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开始铸造“江南省造库平七钱二分光绪元宝”银元。到三十一年（1905年）止,前后铸有1套无纪年（俗称老江南）和8套以干支为纪年的“戊戌”、“己亥”、“庚子”、“辛丑”、“壬寅”、“癸卯”、“甲辰”及“乙已”光绪元宝银元。     

湖北银元局及其纸币考

我国近代工业的先驱者张之洞,在广东任两广总督期间,曾于光绪十三年（1887）奏请在广东广州创建广东钱局,采用机器制造银元,从而成为我国现代机制银元的开创者。     

再谈广东银元正式开铸的时间

近接叶世昌先生来函，告知其在《中国钱币》今年第一期刊文《广东初铸银元史料钩沉》中，对敝人于2005年第2期《亚洲钱币》所刊《清代银元铸造中若干史实考订》一文中，将“广东开铸银元时间定在光绪十六年”之观点提出异议，认为当在光绪十五年间，其理由是，这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已分别铸有“七三反版”及“七二反版”两种龙洋了。     

广东初铸银元史料钩沉

龙洋首先由广东铸造。关于始铸年份,2005年第5期《亚洲钱币》刊有丁建军先生的《清代银元铸造中若干史实考订》,将广东龙洋的始铸年份定在光绪十六年（1890）四月初二日,根据是两广总督李瀚章的有关奏折。但他忘记了广东龙洋是两广总督张之洞开始铸造的,李瀚章只是后继者,李所说的开铸日期不可能是广东龙洋的始铸日期。     

新疆背反龙图饷银五钱银元是臆造品

《安徽钱币》2006年第1期《中国近代银元家族中的若干待考品》所载背反龙图新疆饷银五钱银币,表面上看似是一枚罕见的珍品,但经认真揣摩,笔者断定应是一枚臆造品。现根据多年来对新疆银元集藏、研究的体会,结合文献史料,撰文探讨,不妥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近代银元和铜元铸造数量的一个简略估计

流通数量反映了银元在流通领域中的地位,但由于当时统计资料的分散,更由于地方造币厂为地方利益而滥铸、盗铸及浮报、伪造统计报表,准确详实的铸币数量极难获得,仅能依据现有资料做出一般性的大趋势估计。彭信威先生认为:清末货币总量(包括中外银元、银锭、银角、铜币、纸币等)为20·97亿银元,“全国人口若以四亿计,每人约占五元二角四分”,如果以其中30%的货币在上海流通,则上海流通货币量有6亿元。①《银行周报》认为:自光绪十五年张之洞在广东开铸银元,到1913年底时,全国共铸银元约2·2亿元,小洋约铸2·3亿元。1913年至1916年,银元共铸1…     

中国古近代翻铸伪钱现象考察

“古钱之直日以昂,古钱之伪日以出。”中国古代和近代的钱币造伪活动中,以翻铸赝品为最多,“或据真泉而仿铸,或依年号而杜造,铸造不已”。所谓“翻铸”,即依据真钱形制文字,或仅据名号,或完全出自臆想的铸造伪钱行为,翻砂法为其最主要采用的工艺手段。翻砂法是中国古代科技的一项重大发明,     

近代中国第一留学家族——珠海唐家唐氏

明朝中叶以后,葡萄牙占据澳门,澳门及其附近地区因此成为最先灌输近代西方文明于封建中国的＂珠澳中西文化走廊＂。近代以后,＂珠澳中西文化走廊＂孕育出近代中国最早的留学教育活动,引领近代中国百年留学潮,并孕育有南屏容氏、唐家唐氏、北岭徐氏、梅溪陈氏、南溪薛氏等闻名于世的留学家族。     

近代中国学人视野中的亚当·斯密和马克思

在西学东渐和追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中,亚当· 斯密和马克思的学说传入中国,并对近代中国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二者在经济学史上的地位,承继性和一致性、差异性及其原因,两者背后的道路选择等方面进行解读和探讨.近代学人的这种书写,既是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需要,也是翻译和研究经济史的重要内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学界对两者代表的路径所涉及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探索和选择.     

试论郑观应在中国近代改革思想中的地位

郑观应(1842—1992)同近代许多著名的买办商人及改革派人物如唐景星、徐润、孙中山、容闳一样,都是广东香山人,这是中国近代最早与西方接触的地区之一。郑观应幼读诗书,且曾一度参加考试,惟“年十七,小试不售,即奉严命赴沪学贾,从家叔秀山学英语”。秀山为一买办,观应旋入英商宝顺洋行供职,宝顺倒歇后,仍留沪经商,历任和生茶栈、和生祥茶栈、公正轮船、荣泰驳船公司等职,皆与洋行业务有关。     

碰撞与交融——西方在近代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国人由于对文化遗产的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导致文化遗产保护起步较晚。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文化遗产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毁坏和流失,西方帝国主义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在中国文化遗产保护历程中,西方文明也曾起到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无论是近代考古学的兴起,还是兴建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无不受到西方的影响。之前的研究较多讨论西方列强对我国文化遗产的掠夺和破坏,较少涉及其所发挥的促进作用。通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利于进一步认清中国近代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兴起的动因。     

近代科学为什么不能在中国产生？——评近年来中西学者的若干解释理论

中国未能自发产生近代科学是中国科技史研究中长期受到关注的核心问题,本文围绕中国学者近来提出的四种主要解释理论,即外因论、内因论、综合分析论和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出的解释,分析比较了中西学者在相关问题上的论点。作者认为缺少一种追求揭示现象的深层结构的哲学认识论倾向也许可以对这个核心问题做出新解释。西方认识论的一个中心特征被德里达称为“逻各斯中心主义”,它预先假定现象中存在严整的秩序和结构。这种认识论因而推动西方思想家去揭示所研究事物的逻辑结构和本质。这种具相主义倾向是西方科学和艺术现代性的本质特征,没有这种揭示事物结构的愿望和努力,科学研究就不能说是现（近）代的。     

中国近代对外战争中的"和"、"战"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 ,中国在近代远比西方落后 ,以武力反抗西方侵略者必遭失败 ,所以 ,最为明智的策略应该是放弃武力抵抗 ,尽早与侵略者缔结和约 ,然后集中全力搞近代化 ,等赶上西方后再与其较量。相反 ,如果坚持抵抗 ,不仅损失大于“不战而和” ,而且会延误近代化的进程。本文对这一学术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中国近代军校中的“将帅家族”——记保定军校与黄埔军校中的徐向前家族

“北保定,南黄埔。”保定军校与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两所著名军校。保定军校全称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创建于1912年,停办于1923年,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化高等军事学府。黄埔军校全称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创建于1924年,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创办的新型军事学校。     

近代中国自由主文视域中的革命观念——以“胡适派学人群”为中心的考察

辛亥以来,革命浪潮席卷国中。在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特殊历史情境下,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颇为复杂的实际认知。从自由主义者的十月革命观感、对革命内涵的认知、对暴力革命的批评、质疑及推崇渐进改革道路等方面来看,自由主义者是"广义的革命"论者,他们并不一般地反对社会革命与政治进步。在近代中国的不同历史时期,自由主义者对革命表现出了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而非绝对地加以反对。近代中国自由主义视域中的革命观终究受其渐进改革的政治理念所支配,而其与近代中国国情与社会实际的隔膜则是其难以产生重大社会影响的主因。     

“中西交汇中的近代中国都市与乡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

正2013年10月11—14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杭州师范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主办,浙江省民国浙江史研究中心承办的"中西交汇中的近代中国都市和乡村"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日本以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和国内26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6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学者们就与大会主题相关的中西交汇与融合中的城市与乡村、城乡经济、宗教与城乡发展、区域经济发展和变化、近代经济史人物、西学东渐与本土回应等问题,进行了精彩报告和深入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