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亚洲主义与右翼思潮源流--兼对戚其章先生的回应

纵观日本亚洲主义的源流与异变,可以了解其如何从早期“兴亚”论经“国粹”论至后期“大亚细亚主义”、“东亚同文”论与“大东亚共荣圈”论,步步走向侵略主义的结局。萌生于19世纪中叶的日本亚洲主义具有其早期形态,原是一个多翼并存的思潮。分析这个思潮的早期形态如何演化异变,其中最反动的一翼如何加速膨胀,由此探析日本右翼思潮源生与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们对其做更清晰的剖析与更深刻的批判。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日本亚洲主义

19世纪与 2 0世纪之交 ,日本出现过“亚洲主义” (亦称“大亚细亚主义”)思潮 ,这一思潮早期表现为抵御列强的“亚洲同盟论”与“中日连携”思想 ;以后演绎出文化亚洲观 ;最后则异变为与“大陆政策”相连的侵略主义理论。     

大亚细亚主义与“大东亚战争”——以《艺文》第2卷第6号解说为中心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一直对殖民地人民采取高压政策,同时也对有正义感的日本人下毒手。随着侵略战争的逐步陷入泥潭,日本关东军推出思想战原理以大亚细亚主义来诠释“大东亚战争”,借以麻痹和控制生活在“满洲”的各族人们对其侵略行径的反抗。     

亚细亚民族会议与中国的反对运动

亚细亚民族会议由日本的全亚细亚协会和中国的亚细亚民族大同盟共同发起,以“全亚细亚民族的共存共荣”为宗旨,但实际上,中、日代表之间对会议的理解各不相同。日本代表的真实目的是抵制英、美的威胁并削弱其在亚洲的利益,确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而中国代表则希望通过会议取消中日间不平等条约,实现民族的独立自由。双方争论频起,几至会议决裂。同时,会议遭到了中国各界的坚决反对和严厉批评。其中虽有意气用事、不够准确之处,但如实地揭露了日本代表借“大亚细亚主义”称霸亚洲的虚假本质,表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决心,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汪伪政权“东亚协同论”的形成及其文化实践——以《大楚报》系为中心的考察

《大楚报》是日军占领武汉时期汪伪政权在汉口的机关报,同时受控于日本军方。为了在沧陷区特殊环境下谋求生存,《大楚报》既服务于占领体制的言论需求,又积极发掘报纸的实用信息功能以拓展其影响力。通过社论和发行《新生》杂志等出版物,《大楚报》系成为汪伪政权的重要理论阵地,系统阐发了汪伪政权的核心意识形态“东亚协同论”,并对孙中山“大亚细亚主义”观点进行了曲解阐释。与此同时,报社成员也深入沧陷区文化组织,形成了以报社为中心的政治社会生态网络,此网络与“东亚协同论”构成了密切的呼应关系。     

汪伪政权与"大亚洲主义"

汪精卫与其追随集团为确保其自身在政治上的合理性,为建立其思想理论基础而极力利用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并将之作为其宣扬“中日和平”的根据,汪伪政权为进行对民宣传而主导发行了《大亚洲主义》、《东亚联盟月刊》、《大亚洲主义与东亚联盟》及《大东亚月刊》等杂志,从分析这四种杂志内容的结果,我们可以知道汪精卫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孙中山提出的大亚洲主义,作为使其“和平建国论”得以合理化的手段,并错误地将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大亚洲主义”等同起来,进而,连这种被歪曲的“大亚洲主义”也逐渐被日本侵略亚洲的理论,即所谓的“东亚联盟论”、“大东亚共荣圈论”所吸收,汪伪政权最终成为其代言人。     

试析中日战争时期日本的侵略理论

中日战争时期,日本国内有许多侵略理论。这些侵略理论配合日本政府对外侵略政策,从理论上说明日本侵略的“合法”性,并煽动日本国民支持侵略战争,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东亚联盟论、东亚协同体论和大东亚共荣圈论。这些理论在实现日本独霸东亚、称雄世界的目的是一样的,但是,其手段有所不同。东亚联盟论主张以王道主义为指导,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为条件,建立东亚联盟;东亚协同体论则主张以协同主义为指导,用协同主义代替中国的民族主义;大东亚共荣圈则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名,扩大侵略,以获得更多的资源。其中,东亚联盟不仅限于对理论的阐述,而且成立了东亚联盟协会,形成东亚联盟运动。汪精卫集团也大肆鼓吹东亚联盟是孙中山大亚洲主义的发展,在其统治地区组织了东亚联盟组织。东亚协同体论组织的昭和研究会在日本新体制运动开展后,参加了大政冀赞会,大东亚共荣圈被日本政府直接表述为基本国策。     

二战后风靡一时的“小日本主义”

“大日本主义”是二战时期日本开辟东亚战场的主要指导思想,其精髓在于扩大领土与对殖民地的掠夺。其实早在多年以前,有另一种冷静客观的“小日本主义”思想风靡一时。     

“脱亚论”与“兴亚论”——福泽谕吉与冈仓天心亚细亚主义思想的比较

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思想内容繁杂,派别众多,其中以"兴亚派"与"脱亚派"最具代表性.本文从文明观、国家观的角度比较"脱亚论"与"兴亚论"思想的异同.这两种看似相反的理论实际上具有共性,"脱亚论"与"兴亚论"都是从日本特殊论出发,试图确立日本在亚洲统治地位的思想.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呼应,不仅在近代日本的不同时期里左右着当时日本的社会意识,而且成为不同时期的日本政府对外策略的方向.     

论福泽谕吉对亚洲的两种扩张战略

福泽是日本近代著名思想家和活跃的政治评论家,他的一系列主张对近代日本的内外政策影响极大。早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福泽就以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为日本刚刚开始起步的对外扩张提供了两种战略:一种是“亚细亚主义”性质的“东洋政略”;一种是“脱亚”色彩的战略。前者反映了日本独占东亚,进而谋求世界霸权的深远目标,后者要求和西     

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学说和魏特夫对它的曲解与歪曲

魏特夫一再声言,他在《东方专制主义》中所系统发挥的关于“治水社会”的理论,是以“特别强调马克思关于亚细亚社会和半亚细亚俄国为基础的”。他一方面认为,“从1853年起到他去世时为止,马克思一直同意亚细亚概念”,“马克思对于亚细亚社会和新的世界史概念在认识上的突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成就”。另一方面又认为,1877年马克思在给俄国《祖国札记》编辑部的信中“谴责了普遍主义的历史概念”,但是“这种概念是马克思     

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动向

本文旨在综览日中战争以后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潮流,以期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二战以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日本侵略中国的现实要求的影响。旗田巍在《日本东洋史学的传统》（１９６２年）一文中指出,“日本以前的亚细亚研究是在侵略的研究体制中进行的”,因而“未能认识亚细亚的变革,亚细亚各民族解放的重大历史事实”。但战前的学院派未能以同时代的中国社会作为研究对象也是显而易见的。战前,羽仁五郎的《东洋资本主义的形成》（１９３２年）一书,是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争取得的代表性成果。他将没有殖民地…     

明治时期西方人的日本观探析——以小泉八云和张伯伦为例

小泉八云和张伯伦同样作为明治时期两大西方的日本研究家而知名,然而二者对明治日本的认识却截然不同。小泉八云将“有机的遗传”融入到自己的日本文化论中,认为日本人精神层面的优点来自其“祖先崇拜”,是一种“死者支配”的体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他的东洋礼赞和西洋批判。与此相对,张伯伦则是文化传播理论的支持者,他认为西方的优势文明必将取代日本落后的文明,是典型的西洋至上主义者。本文从比较文化论的角度,采取实证的方式,解析了明治时期两大日本人研究家——小泉八云和张伯伦的明治时期的日本认识迥异与成因。     

丸山真男学术立论中的事实与想象--"原型论"与"日本主义"情结

丸山真男的学术研究,在揭示出“日本早期近代化的基础奠定于江户时代”这一重要事实的同时,也超事实超学理地扩张了他的想象,这种想象,集中体现在他所提出的“原型论”当中,由于该理论与“日本主义”之间存有内在,本质和必然的联系,而这种联系又直接与少数人根深蒂固的“中国文化蔑视论”互为表里,因此,提出并正确认识这一问题,相信将有助于加强21世纪中日两国深层次的学术交流。     

孙中山“亚细亚”思想述论

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后半期,孙中山以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宏伟气魄,在与日人宫崎滔天的一次会晤中就提出了“为了中国苍生,为了亚洲黄种人,为了世界人类”的远大抱负。10年之后,孙中山的“亚细亚”思想有了发展。1897年至1902年,孙中山所领导的反满革命运动,得到了日本各界包括其右翼势力“黑龙会”和“玄洋社”的支持。为进一步联合日本,他开始就“亚细亚”革命运动问题具体阐发自己的观点。他对宫崎提出的“中东合同,以为亚洲之盟主。兴灭国,继绝世,用其方新之力,阻遏西势东渐之凶锋”的主张极表赞成,并再三建议为防止欧洲列强结成“联盟以制我”,要“联东西成一大众,以压俄人东向之志”。他甚至对日本“黑龙会”在对华问题     

总体战和现代日本经济体制三大特征的形成——近年日本经济史研究新动向

20世纪 90年代后 ,日本史学界出现了挑战传统观点的“现代日本经济体制源流论”、“总体战体制论”和“1 940年体制论”的基本理论 ,认为现代日本经济体制的三大特征虽然在战前已现萌芽 ,但是其最终形成是在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展“总体战”时期。战时形成的“总体战体制”的核心要素一直延续至战后 ,构成了战后日本经济体制的原型 ,并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吨巨轮“跃进”号沉没调查

1963年5月1日,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万吨货轮“跃进”号,在济州岛附近公海海域沉没。“跃进”号是怎样沉没的?我国还尚未着手开展调查,日本“全亚细亚广播电台”已“先声夺人”,     

评东亚联盟论的内容及实质

东亚联盟论是产生于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侵略理论。它以王道主义为指导原理,以“国防共同、经济一体化、政治独立、文化沟通”为基本内容,支持日本政府关于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战略方针,主张政治欺骗与军事进攻并用,实现日本的侵略目的。１９３９年１０月日本东京成立了东...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

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并非一定以对抗欧美为根本目的,因而它与所谓的“协调主义”路线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对立。这意味着“亚洲主义”意识形态的政策化存在着可能性。尤其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它自下而上,由日本陆海军、外务省等各分支机构到最高首脑决策,经历了一个逐渐向外交国策渗透发展并最终讨论成型的复杂过程。可以说1933年斋藤内阁“五相会议”所制定的《外交方针》正是其政策化的典型表现。该方针将“协调主义”作为辅助手段,明确宣布今后日本的国策在于“实现帝国指导下日、满、华的提携共助”。这意味着“不放弃协调主义的亚洲主义政策”在当时已告形成。     

试论日本战后独立体制的确立及其影响

从1952年日本媾和独立到1960年由“政治主义时代”转入“经济主义时代”,是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由“占领体制”向“独立体制”过渡的时期。“独立体制”的构建过程主要通过“逆流”表现出来,其具体内容包括政治上的“一党优位制”、外交上的日美安保体制、经济上的自由经济体制、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制等。日本政治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对权威主义、保守主义及政治主义的追求,决定了日本战后政治体制的性质及其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