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居上海的戚本禹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戚本禹攀上了历史的潮头。1966年5月,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四枝“秃笔”之一。其间,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隐居上海的戚本禹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戚本禹攀上了历史的潮头。1966年5月,戚本禹成为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四枝“秃笔”之一。其间,田家英被迫害致死后,戚本禹取而代之,成为毛泽东和江青两人的秘书,掌握机要大权,一下子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     

周恩来与“伍豪事件”

1968年我出差回北京,我的伯父周恩来和伯母邓颖超,突然跟我谈起了“伍豪事件”。那时候“文化大革命”正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据说,有一天红卫兵小将翻出了上海20世纪30年代刊有“伍豪启事”的旧报纸,就把这张报纸送到了中央文革小组江青手上。当时江青正想整我伯父而愁找不着“黑材料”呢,一见这张旧报纸如获至宝,便意欲借此事,谋害伯父。     

王光美去桃园以后——1967年我在“中央文革记者站”的一次采访

主动请缨去桃园 1967年元旦之夜,“中央文革”办事组电话通知“中央文革记者站”,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几个成员要接见记者。当时派往各地的记者大都回到北京,我们整队赶到钓鱼台去,在一个小礼堂坐下不久,江青、康生、陈伯达、王力、姚文元等人出现在台上。江青讲话时,先是讲了一些关心记者的话,然后就对记者工作大加指责。她要大家不要再住在军队,“被人家包围了也不知道,     

陈伯达和江青的矛盾

口述者：王保春：1930年生,1946年6月参军,1947年3月入党,1951年到中宣部机要室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王文耀：1934年生,1951年到中宣部工作,1961—1970年任陈伯达秘书。参加者：阎长贵：“文革”中江青第一任秘书。杨银禄：“文革”中江青第二任秘书。访问人：郑仲兵、李宇锋时间：2012年4月19日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李宇锋（以下简称李）：陈伯达从什么时候开始,和江青产生矛盾了呢？王文耀（以下简称耀）：陈1966年国庆节后出院,从这以后,他在中央文革小组说话就不怎么算数了。陈觉得中央文革小组本来是隶属于中央的一个具体工作机构,怎么一下子权力弄得这么大呀!所以他当时就找人起草文件,说文革小组的有些事情必须请示主席和中央。     

江青与“样板画”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对于江青在戏剧界树立的“八大样板戏”是耳熟能详,尽人皆知了。但一般人并不知道江青在美术界也树立了一个“样板画”,这就是美术界唯一的“革命绘画样板”——油画《毛主席去安源》,尽管这幅美术作品在“文革”时期影响很大,家喻户晓。     

毛泽东在文革初期就厌恶见到江青吗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毛主席就厌恶见到江青。”这话白纸黑字明白无误地出现在一本很有影响的出版社出版的名为“口述历史”的书中。他这样说,人们能够相信吗？如果这样,谁叫江青当的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即便别人提名,毛泽东能批准吗？在江青身边工作人员一次聚会时,我说：我们作为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我们很多人都看到了,     

夜半抄家记

公元1966年,“8&;#183;18”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前的北京大学,虽然是文化大革命群众造反运动的发源（不是策源）地,却还没有红卫兵群众组织。那是因为,以“5&;#183;25”“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作者聂元梓为代表的北大“左派”团队,在6月凭借毛泽东直接批示,冲垮了北京旧市委支持的以陆平为首的北大旧党委,7月凭借中央文革直接出面赶走了新市委派出的张承先工作组之后,又在江青、康生直接授意下,于8月初通过选举建立了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     

“江青挨打”真相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1968年出了个“杨余傅事件”,当时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北京卫成区司令员傅崇碧,被林彪、江青横加诬陷,一夜之间成为阶下囚。 有关“杨余傅事件”的真相已多有披露,大白于世了,但是,当年传达文件时,曾讲到傅崇碧领了一班人马,“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还有“一个坏人”竟然打了“伟大旗手”江青同志。是谁竟敢在当时“打”如日中天的江青?“全副武装冲击钓鱼台”又是怎么回事?最近,笔者听到当年几位当事人讲述了这一事件的详情,方解开这一谜底。 事起鲁迅手稿 1968年…     

人民的中流砥柱——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斗争

人民的中流砥柱——回忆周总理在“文革”中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若干重大问题上的斗争吴庆彤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他的出发点是反修、...     

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后的叶剑英

1967年2月,共和国开国元勋叶剑英和谭震林、陈毅、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即“三老四帅”）等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强烈不满,借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小组有所批评之机,在怀仁堂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和军委常委会上,围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     

“文革”初期的“四帅三老”

“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林彪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江青等人,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野心,利用毛泽东的崇高威望和人民群众对一些社会阴暗现象的不满情绪,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     

谭震林的一封信

正1967年2月17日,谭震林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表明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表示了对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愤慨。林彪看后转送给了毛泽东,后又把毛泽东的批复件撕掉了。我亲历了这封信的处理过程。(一)1967年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分别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两次会上,围绕开展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要不要保留老干部、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     

专机驾驶员眼中的江青

1970年,我国已经引进新型三叉戟飞机的消息在国家领导人中间不胫而走。由于三叉戟飞机飞行速度快,平稳,发动机在飞机的后面,空中杂音很小,舒适安静,所以,很快受到中央领导们的青睐。在三叉戟飞机担任的专机任务中,使用次数最多的还是江青。众所周知,江青既是毛泽东主席的夫人,又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位高权大,赫赫有名。所以,江     

“中央文革”三大笔杆子

王力、关锋和戚本禹曾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当当的知名人物。然而，当真理最终战胜虚妄，理智最终战胜狂热，“红色风暴”过后，他们的人生结局究竟如何呢？ 王力：“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 王力在进“中央文革”之前，就写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中央文革”成立时，在“中央文革”内部，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的地位要比王力低，因此说当时的王力是“中央文革”第一号“大笔杆子”，一点也不过分。     

一个值得深入反思的历史课题——国外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研究评析

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关系的研究是国外毛泽东研究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由浅到深的过程。“文革”的起因、社会后果以及否定“文化大革命”与继承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构成了国外“文革”研究的主要内容。在“文革”结束30周年之际,探讨国外关于“文革”的研究,对于我们深入反思“文革”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吸取历史教训以及坚定改革信念,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4”批示前后

正1967年2月,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湘江风雷"发出"2·4批示",内容只有50个字:湖南军区对"湘江风雷"、"红旗军"的反动头目,应该立即采取专政措施,分化瓦解其中被蒙蔽的群众。这个意见并电告广州军区。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提议建立的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专门机构,它代替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从1967年1月11日起,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署签发中央文件。中央文革小组可     

毛泽东与“西方山洞”之缘

经历过的人可能都会记得,“文革”期间,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自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中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武林”和“西方山洞”指的是何地？一时成为难解之谜。“文革”结束后,笔者带着这个问题专访了有关人员,又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得到了正确的答案,完全与毛泽东的语言诙谐幽默有关。     

谭震林“大闹怀仁堂”

1967年2月16日,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文革小组”的部分成员,集中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主要议题是讨论研究国务院布置的“抓革命,促生产”。谭震林在考虑,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被层层批斗、打倒,“中央文革小组”这伙人把党政机关都搞瘫痪了,怎么“抓生产”?这个“炮”,今天一定要放!会议还没有开始,谭震林刚走进会场里坐下,见张春桥挟着个皮包,一副春风得意的样子走了过来。谭震林早就想找个机会,责问这伙人为何任意揪斗老干部?他站起身,对走近眼前的张春桥劈头第一句就问:“陈丕显为什么不让来北京?”在“文化大革命”中青云直上的张春桥,还真没想到会有人敢当众     

撩开“西方山洞”的洞帘—怀念人民领袖毛泽东

经历过的人,可能都会记得,文革期间,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江青的信里面有这样一句话：“自6月15日离开武林以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中住了十几天,消息不太灵通。”“武林”和“西方山洞”指的何地？一时成为难解之谜。文革结束后,笔者带着这个问题专访了有关人员,查阅了大量资料,终于得到了确切答案,完全与毛泽东的语言诙谐幽默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