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胜利：中国夺回被抢国宝

1919年的五四运动,促使中国代表拒绝在写有“把山东权益无条件让与日本”的《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极大地震动了世界。但是《凡尔赛和约》还有一项副产品,当时的战败国德国是执行了的,这就是《凡尔赛和约》第131条所规定的：“所有1900年及1901年德国军队从中国掠去的天文仪器,在本和约实行后12个月内概行归还中国。     

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与美日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旧金山对日和约》屏弃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参与、拟制与签定,掩饰日本国军主义侵略战争的罪行,在安全与政治、领土、经济等条款和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处处违背盟国有关对日政策的国际协议。它不仅不是一个全面的对日和约,而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和平条约。以旧金山和约为基准的所谓《中华民国与日本间和平条约》,是美、日、蒋从各自的利益出发而促成的一个双边和约,它在实际上构成为“旧金山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日本政府利用蒋介石政府处于弱势地位又急欲缔约的情势,竭力迫使对方退让,在许多重要条款上达成有利于自己结果。日本政府选择台湾当局与之签约,而拒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缔结和平条约,违背了中国人民和广大日本人民的意愿,不能不认为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旧金山和约和日蒋和约,在实际上确认了由杜鲁门政府炮制而获得吉田茂政府支持和参与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违背了《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国际协议和日本政府在《乞降照会》中的承诺。这两个和约在国际条约中对台湾地位问题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美国和日本的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阻扰中国统一制造根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

朝鲜战争的爆发迫使美国最终确定了单独媾和的对日和约新方针,并且期待战局好转而实现对日媾和;美国为了阻止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在对日和约签订之前采取了拖延谈判的策略;旧金山会议后美国急于停战,而因对日和约在远东陷入困境和被动局面的苏联和中国却决心在停战谈判中坚持强硬的和不妥协的立场,以便在朝鲜战场吸引和消耗美国的力量。这就是在冷战大背景下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之间的微妙关系。     

王世杰与战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涉

缔结对日和约是二战后国际间的一项重大议题。因其关乎中国利益尤甚,国民政府给与了相当程度的重视,王世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进行了一系列交涉,努力促成对日和约的签订并试图使其最大限度的有利于中国。但对日和约问题主要取决于当时的世界大势,取决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力量对比的消长及彼此的战略策略转换,国民政府显然并不具备支配局势的能力,特别是内战的不断扩大以及国内局势的动荡不安,这种能力益乎衰微。王世杰及国民政府外交部未能实现其既定目标。     

对日和约问题上的蒋美分歧及蒋之因应

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参与方,中国为盟国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在美国支持下继续在某些国际场合"代表"中国,此举受到中英苏等国不同程度的反对。为减少阻力,美国未将台湾当局列入多边对日和约签字国之内,而是促使日本与其签订双边和约。此时,蒋介石至为在意的就是"中华民国代表中国"的问题,最终"日台和约"得以在旧金山多边和约生效前签订,这基本上符合蒋介石的愿望。然而,取得这一结果的过程曲折艰辛。此间,在诸多问题上蒋美存在分歧。蒋的因应决策虽使台湾当局最终基本达到预期目标,但为之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美国促成"日台和约"完全出于其自身远东战略利益,对于台湾当局的权益并无多少考虑。     

台湾法律地位的扭曲——英国有关政策的演变及与美国的分歧（1949-1951）。

日本战败后,台湾回归中国。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英美政府对台湾地位的变更并没有提出任何疑问。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取胜的前景越来越明朗,英美对台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为了防止中共占领台湾,英美都提出了在对日和约缔结之前,台湾在法律上还是日本领土的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态度一度出现转变,明确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准备接受中共占领台湾的现实可能。朝战爆发后,美国对台政策再次发生转变。英国尽管仍表示要遵守开罗宣言的承诺,将台湾交还中国,但最终不得不把它与朝鲜问题挂钩,而暂时回避了履行开罗宣言的责任。在缔结对日和约的过程中,英国曾坚持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参加,并在和约中规定日本将台湾交还中国。但在美国的反对下,英国最终退让,英美达成国共双方均不参与和约签署、和约只言日本放弃台湾主权而不明文交给中国的妥协。50年代初英美围绕台湾地位的讨论充分表明,台湾地位问题的提出是冷战背景下人为的产物。     

中国为收回山东主权斗争始末

１９１８年１１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次年６月２８日,战胜的各协约国代表,聚集在巴黎凡尔赛宫隆重地举行对德和约签字仪式。出人意外的是,协约国之一的中国代表拒不出席,并向大会主席递交了拒签和约的声明。中国此举使“和会各国为之震惊”。 中国之所以拒签对德和约,是由于在这次会议上,欧美列强与日本帝国主义相互勾结,违背公理正义,推行强权政治,蛮横地拒绝了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竟然把德国原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从而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尊严。如今,重新回顾这一段重大历史斗争仍具有重要意…     

1952年台北和议中日本利用中国不统一逃脱战争赔偿

从根本上说,二次大战结束后盟国放弃对日索赔．是出于美国的决策．而于1951年9月由旧金山和会乒式决定的。1952年日本在与国民党政府举行的台北和议中,则进一步利用中国不统一的状况逃脱战争赔偿。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签约,一个因素就是盘算到国民党政府“无权请求赔偿”,故而可以逃脱战争赔偿责任。和议开始,日方规避和平条约的实质．也是为逃脱赔偿。谈判中日方拒绝条约中写进中国享受旧金山和约最惠国待遇和服务赔偿两项条款。国民党政府被迫作出重大让步,谈判双方接近达成协议后,日方又变卦,推翻已表示接受的条款。日本利用国民党政府急于要抢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前签约的心理,拖延时间,逼迫对手接受自己的方案．终于得逞。和约本文“未见有一个赔偿的字眼”。     

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曲折过程与中日关系

1972年9月,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其中第8条规定：中日双方将就签定和平条约进行谈判。1974年11月,中日双方开始关于和约的预备谈判。到1978年8月签署和约,经过了45个月。这一谈判为何迁延近4年之久?本文将对中日和约的谈判与签定的过程进行考察。     

康有为《中日和约书后》写于何时?

《中日和约书后》亦称《日本议和书后》,原是康有为次女康同璧收藏的康有为未刊稿之一。该稿曾先后于1953年和1981年以《中日和约书后》为题,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和《康有为政论集》。该文约五百字,原未标明成稿时间。     

让青春在史志事业奋斗中绽放光彩

<正>现在让我们把思绪回到100年前的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中国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归还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然而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5月4日,     

1947-1948年关于对日和约程序问题的讨论——以美国外交文件为中心所作的探讨

1947年至1948年间,美、英、苏、中围绕对日和约的程序问题进行了讨论.美国主张召开由远东委员会十一国代表组成的对日和会,会议采取三分之二多数决定的投票程序;英国支持美国的主张;苏联坚持对日和会先由美、英、苏、中四国外长会议讨论,对日和约由四国外长会议起草;中国起初基本赞同美国的主张,后来提出三分之二多数中应包括美、英、苏、中四国的同意.美、苏、英、中关于程序问题的讨论,焦点在是否坚持大国一致同意原则,四国在对日和约程序问题上的分歧,直接导致单独对日媾和的局面.     

二战后日本的渔区扩张与“麦克阿瑟线”撤废活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设置了规制日本渔区的“麦克阿瑟线”,后来美国不断调整该线,致使日本渔区日趋扩大,日本颇受其益。然而,随着局势的发展,尤其在《旧金山和约》签署前后,日本朝野在对中国和苏联充满“疑虑”的情况下,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撤废麦克阿瑟线活动。其间,民间通过频频请愿阐述废线的合理性与紧迫性,力图推动政府尽快废线。政府方面则通过“吉田—杜勒斯换文”,积极促成日美加三国渔业谈判等,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美国的支持。不过,后者出于尽快批准《旧金山和约》的考量,仍然坚持暂停废线。尽管麦克阿瑟线最终在和约生效前夕被提前废除,但也产生了很多遗留问题。麦克阿瑟线撤废问题与《旧金山和约》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展现了战后日本为尽快恢复主权国家地位的能动性与策略性。同时,尽管美国在该线撤废问题上居于关键地位,但中苏两国的态度也对日本废线活动产生了深刻影响。     

吉田书简、“日台和约”与中日关系（1950—1952年）

20世纪40年代末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国际形势。美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也从“抑制”改为“扶植”。为此加紧推动排除新中国的对日“宽大媾和”。日本的吉田茂政府在美国政府的压力下,发表“愿意与台湾订立和约并恢复外交关系”的公开信,史称“吉田书简”。这一件规定了战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策的基本框架,使中日关系直到70年代初一直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本拟对“吉田书简”出笼与“日台和约”订立的历史过程以及当时的国际关系．作一简单的论述。     

从《凡尔赛和约》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而结束。1919年战胜国代表云集巴黎,共同协商战后的世界秩序,最后经过5个月的激烈讨论签订了《凡尔赛和约》,希望能够世界和平,避免战争的再次爆发。然而,仅仅经过20年世界大战就重燃了。本文拟通过分析《凡尔赛和约》的两大部分,来重新审视一战后作为维护世界和平基石的该条约与二战爆发的联系。     

李鸿章与《马关条约》

中日甲午战争由于中国惨败,次年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清朝廷派李鸿章等人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马关（日本称下关）是他一生中最为伤心之地。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历史影响

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对欧洲近代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回顾近代历史的基础上,从国际关系角度出发分析了和约所产生的历史影响,进而论证了和约仍然是近现代国际关系的理论基石。     

《认知、政策与互动: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研究》发行

正孟晓旭著,世界知识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44.5万字,58元该书以安全认知、安全政策、安全互动为主线,将战后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一是从抗战胜利到《旧金山和约》签订,中国试图参与将日本改造成一个民主和平国家的进程,而日本依附美国的安全保护,逐渐偏离了中国对战后日本的安全设计。二是从旧金山体制建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中日两国在接触和交流中,围绕"两个中国"和恢复外交关系展开了较量、博弈与合作。三是从中日复交至苏东剧     

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源头——东京审判与《旧金山和约》

近些年来,中日围绕钓鱼岛问题、否认侵略罪行的教科书问题、右翼势力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争端不断,不但阻碍了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往来,且制约了中日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的交流及发展。本文试图从影响中日战争遗留问题的两个重要国际事件(东京审判、《旧金山和约》)对中日历史遗留问题追根溯源,进行深入分析。通过分析,东京审判的不彻底性及美国对《旧金山和约》的主导,使得中日留下至今都难以解决的历史问题。     

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布列斯特和约》的争议

俄国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内关于是否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以退出一战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三方各执一词;最后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大会通过了列宁的意见,签订了和约。和约的签订虽然使新生政权避免了大规模的军事斗争,但这次大争论却给布尔什维克党内留下了"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