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历史与正史: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以辽宁满族民间叙事与区域史的建构为例

在新历史主义视域下,真正的历史是由英雄人物在大历史观下发生的"历史事实"和普通民众在小历史观下叙述的"历史故事"两部分构成。作为言说历史的两种路径,民间口承叙事以其"边缘化""微观政治"的口述历史特征而存在,与正史记载互成合力和分力。一方面,口述历史通过民间口承叙事不断强化正史上曾经涌现的事件或情绪,为正史的记录做加法;另一方面,口述历史通过民间口承叙事不断删减或滤出不被底层民众所接受和认可的历史事件和族群情感,为正史的记录做减法。正是这种合力与分力、加法与减法的互为补充,才共同完成了区域文化史的整体建构和感性传承。     

土族叙事长诗《福羊之歌》赏析

叙事,通俗地说就是讲故事,叙事诗就是故事歌,是用富有韵律的诗歌语言配以不同的曲调讲述(演唱)某一历史传说或某个故事。土族叙事诗《祁家延西》、《拉仁布与祁门索》、《太平哥儿》、《布柔哟》、《幸木斯里》、《混沌周末歌》及《霍尼》(即《福羊之歌》)等以不同曲调讲述了土族历史、社会生活、生产技能和生活方式。口承语言民俗丰富了他们的生活,同时弥补了土族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发展历程所带来的一些缺憾。同时口承语言民俗是一部部“活的历史”,它不仅艺术地完成着土族对自己历史的延续,而且把自己民族的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乃至基…     

兄妹婚神话的再认识

基诺族青年无一没有经历过隆重的“成年礼”。在这一古老的传统仪式上,村社长老要带领他们演唱远古流传下来的口承作品(其基本内容被当做本民族社会行为的经验、习惯和法规等),这无疑是老人对后代进行民族传统及文化规范启蒙教育的重要方式。经过“成年礼”,确认成年的青年们随即取得了婚配的资格。所以,男女两性婚姻关系及其社会规范,必然是这种口承文化的传统教育首先应当涉及的主要方面。正如著名的民族学家摩尔根所提到的,神话等口承文化,在这方面“对人类产生了强大的刺激作用”。     

探寻现代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评《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

<正>在当下急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中,神话传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为了探求这一问题,神话学者杨利慧带领着她指导的四位研究生:张霞、徐芳、李红武、仝云丽,历经十年,打磨完成了《现代口承神话的民族志研究——以四个汉族社区为个案》①一书(以下简称《现代口承神话》)。这本书值得用"厚重"二字形容,"厚重"不仅指其篇幅的丰厚②,也指体现在研究中的深刻思想与独到见解。全书以探寻社会剧变中的神话传统为己任,对神话学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例如神话的界定、讲述人的分类、神话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等等,进行了全新的思考。     

民间小戏中的口头诗学--山西祁太秧歌的一种研究视角

“口头程式理论”是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及其合作者艾伯特·洛德,通过对史诗的实证研究和比较方法而创立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出现决定性地改变了传统的以书写和文本理解传统的方式,而“激活了去重新发现那最纵深的也是最持久的人类表达之根”,为其他民间口承样式提供了具有启示意义的研究方法。本文试图对     

口承-书写等式:一个现代心智的程式

口承与书写(orality and literacy)问题的讨论,在西方知识界引发了贯穿整个20世纪下半叶、几乎波及所有人文学科的大论战,其余波至今袅袅未绝。在这一学术公案中对簿公堂的两方,一是所     

契丹一代巾帼英主萧太后

在我国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后妃何啻数千，一部廿四史《后妃传》就占了很大篇幅。她们之中贤愚不等，良莠不齐。辽朝景宗之妻、圣宗之母萧绰，史称承天皇太后（也就是历史故事《杨家将》中的辽国萧太后），她辅佐病弱的景宗，决断军国大事14年，又监护年幼的圣宗，临朝摄政27年，对辽代的有效统治长达40余年。在她统治期间，主张改革，倾向汉化，对宋用兵，使辽朝达到鼎盛时期，完成封建化进程。是辽代一位明达治道、习知军政的女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代巾帼英主。一、步入宫闱初露端倪承天太后，姓萧，名绰，小名…     

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与当代建构

介子推是春秋时期晋国的贤臣,因其"割股奉君""功不言禄"的义举而被世人称颂,其传说更是家喻户晓。民众对介子推传说的历史记忆可从典籍文献、口承故事与地域空间三个维度进行追溯,其记忆建构过程是在传说文本"历史发端""以史运事"与"因史生事"历史演绎的基础上,利用空间物化的记忆形态来进一步加深对传说的记忆。因传说记忆主客体存在的差异性,当代介子推传说呈现出两种不同的传承模式:个体传承和集体传承并存的沁源在地化传承模式与以景观叙事为主的介休景观化传承模式。传说发展的动力机制是由多种元素相互制衡、促动而形成的,它的研究对传说的当代传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秦咸阳城若干问题研究

秦咸阳城若干问题研究吕卓民秦咸阳城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统一王朝的首都,也是当时全国第一大城市。它上承西周之丰、镐,下启汉唐长安城,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数十年来,在秦咸阳城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特别是考古发现,以其丰富的遗迹遗物...     

关于伯奇的古代孝子图画

日前,承日本佛教大学黑田彰教授寄赠他的新作《伯奇赘语——孝子传图与孝子传》,文中论及中国北朝石刻、漆画等文物图像中关于伯奇的孝子故事,特别是在考证中引用了在日本流传的古代刻本《孝子传》材料,该《孝子传》中关于伯奇故事的叙述比中国现存古文献中记载的伯奇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     

从“神树”到“钱树”——兼谈“树崇拜”观念的发展与演变

“树崇拜”是世界各地早期人类一项重要的信仰习俗,在我国西南地区有广泛的影响。三星堆出土的三千年前的青铜神树和四川等地出土的东汉前后的大量青铜钱树,是“树崇拜”的珍贵遗物。它们不仅造型优美、内涵丰富,而且有其内在的联系。研究两者的特征、异同及其演变情况,有助于揭示古代先民的思想观念发展变化及其所反映的历史问题。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从“大一统”到“正统”论——论唐宋文化转型中的历史观嬗变

伴随唐宋文化转型而兴起的“正统”论,扬弃了天人感应、五德终始之说．以法则性、道德性“天理”取代主宰性、意志性“天命”,经宋儒精心阐发的文化价值理想、社会政治理想“天理一王道”再次构成统合历史兴盛衰亡之变的“贞一之理”。而北宋时代的正统之辨呈现出儒家历史哲学、政治哲学在因应时代变化之际曾具有的复杂、深刻的思想面貌。     

“诗无隐志”，“其犹重门”——“上博竹书”印象

对“上博竹书”的研究,无疑已成为当前学术界的一个热门课题。我们便随处可见专家学者们对这部竹书的品头论足与考订释读。然而,从总体上看,人们对它的基本认识和看法却并不一致。仅就这部“竹书”的主体内容而言,有人称它是“《孔子诗论》”;还有人称之为“古《诗序》”,进而认为,所谓“《孔子诗论》”的说法并不妥当。于是,争论日起,尚未止息。本文认为,这种有关称谓的争辩是无畏的,因为比此更必要也更重要的是从根本上搞清楚孔子这部“竹书”所要表达的思想和道理。本文以所谓“诗言志”与“诗无隐志”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经过研究认为,这个思想和道理就在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     

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补论

本文对上博所藏楚竹书<申公臣灵王>与<平王与王子木>两篇中所存在的若干疑难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补论,以便更好地理解文本的内容,探寻出土资料与传世文献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国货周刊》解析“国货年运动”

近代国货运动阶段性明显,呈现由低级到高级渐次发展的趋势。学界偏重对整体中的某一侧面进行考察,纵向比较分析虽偶有着墨,但都比较笼统,史料也欠详实。《国货周刊》与30年代的国货年运动相始终,集中反映了这次运动的历程与特点。从中可以看出,国货年运动是近代国货运动的最高峰,无论是组织领导的严密性、宣传形式的多样性,还是社会参与的广泛性、运动开展的深入性等方面都远远超出以往的任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