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同镇城堡考

堡,小城也。在明代,"西北诸边,与虏相犬牙,非随地为堡,则子女牛羊储粮蓄刍,皆虏资也。"设堡,既可坚壁清野以守,又可待敌疲后以战[1]。堡因其出     

明代同名县考

明代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其领土范围十分广大。为了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明代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在这一千多个县中,重名的情况非常多,就县来讲重名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就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     

明代同名县考

明代作为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其领土范围十分广大。为了对全国进行有效的控制,明代在全国设有十三个布政使司,一千一百三十八个县。在这一千多个县中,重名的情况非常多,就县来讲重名的现象十分严重,本文就将对这个问题进行简单的梳理。     

明代流刑考

在传统的五刑制中 ,流刑处于降死一等的重刑地位。但从司法实践来看 ,隋唐以来 ,流刑惩治力度不足的问题一直很突出 ,宋、金、元等朝代均采取了不同的调整措施。至明初洪武朝 ,传统流刑已经基本废而不用。《大明律》定以流罪的条目基本以“宽”、“减”的形式 ,以徒役或赎免的方式得到落实。而流刑所承担的司法任务则由五刑之外的口外为民与充军 ,主要是充军来完成     

明代净军考论

明朝将因违反律例罚处充军服役的阉宦称为净军。净军出现于洪武年间,最初由犯罪宦官充军而来。正统以后,因私阉之风兴起,为遏制民间自宫恶习,明廷参照阉宦犯禁律令,将大量自宫者发配充军,使净军群体迅速扩大。净军主要被发往上林苑南海子、南京孝陵及边地卫所应役,并由宦官机构负责管辖,其或耕种,或戍守,晚明时更有充任禁军者。由于身份特殊,净军在经济上较一般杂役户略享优待,个别者还有投机进取之门路,不过大多数仍是过着备受盘剥的生活。由于明廷对净军缺乏明确的制度性安排,使得这一群体游移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最终成为宫廷政争的工具,其在宦官政治中的影响不容忽视。     

明代驻滇宦官考

明代派驻云南宦官,先后有镇守太监、矿税监多名,从各方面与社会发生了密切联系。而派驻宦官具体人数有多少？至滇职权是什么？其活动对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产生过什么影响？本文通过对有关史料的考察分析,对此作出初步探讨。     

明代杨继盛遗砚考

笔者于数月前,得观友人祖传端砚一方。其石质坚密细润,形制古雅可喜,摩挲谛视,实端中上品。 砚为六边形异型砚,六个边长分别为：上斜边长3厘米,下斜边长4厘米,上边长11．7厘米,下边长10．7厘米,左边长16．7厘米,右边长16．3厘米,整方砚呈长方平行斜六边形。     

明代礼部尚书人数考

《明实录》所载112位礼部尚书,《国朝典汇》所记载的礼部尚书是从太祖到穆宗时期共89位礼部尚书,《弇山堂别文集》中记载75位礼部尚书,《国榷》一共为147位礼部尚书。《明史》中共137位,《明代职官年表》共136位,因其所载各不相同,笔者将其比对《明实录》进行重新考证,明代共有165位礼部尚书。     

明代广东书院数量考

关于明代广东书院数量,早有学者做过统计,数据互有差异,且相差颇大,随着更多古籍资料被发掘和整理,这为明代广东书院数量的再考,提供了更加充分的依据,笔者最近做了一次新的考证,得出明代广东书院有282所。     

明代李孜、宋氏墓志考

李孜、宋氏墓志1983年出土于河南省沁阳市王召乡李大人庄,分别刻于明弘治元年(1488年)和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现藏沁阳市博物馆。李孜生于永乐五年(1407年),卒于弘治元年。历官锦衣卫经历、马邑令、公安县丞。后因其子为官获封兵部武选主事、武库员外郎。其妻宋氏生于永乐二年(1404年),卒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初因夫君为官获封孺人,又因其子为官获封安人,进封宜人。其子李鉴天顺六年(1462年)中举,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及第,初授正六品兵部武选主事,后晋从五品武库员外郎。成化二十一年,官正五品武库郎中。后又晋为正四品太仆寺少卿。李大人庄因李鉴为官而得名。本文通过对两方墓志的研究,考证了李孜夫妇的生平及李孜的为官理念。志文部分内容可对方志、史书纠误、印证和补充。志文所涉张睿、沈固、焦芳、李东阳等均为明代中期重臣,对研究其时社会、政治和经济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宋氏墓志的书丹者为明代大书法家姜立纲,足见其价值非常,弥足珍贵。     

明代皇权转移之际的合法性博弈

本文通过对明朝皇权转移之际种种关涉政治合法性的博弈进行考察,透视明代皇位继承的文化和心理条件,对帝制体系运行中传统、实力、社会心理、人事关系间的纠结进行剖析。明代除曾发生建文、永乐间武装争位情况外,其他过渡较平稳的皇权转移仍常伴随围绕政治合法性的博弈,皇帝、士大夫、后妃、贵族、宦官都在其间扮演角色。皇权转移关乎国运、政局、民生,由此形成具有制度、文化、时局综合含义的更替规范和社会期待。这种期待,具有一定程度上降低皇权随意更迭的约束作用,凸显合法性构建的必要,但总体而言,明代皇权转移仍在传统政治范围内,没有发生“转型”的明确迹象。     

事有定数:明人对科举功名的认识

自隋、唐以降,伴随着科举制的创立、发展与完善,科举入仕成为社会普遍追求的理想人生模式, 以科举制度、科举人物、科举故事为核心内容的科举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构成部分。观照明人关于科举人物、科举故事的诸多记载和议论,基本上可以认为,命定、风水、报应等传统思想,因其理论上的包容性和阐释中的灵活性,是明人解释科举功名现象的主要理论依据。这种现象的生成,既是科场激烈竞争所引发的焦虑与无奈的结果,也是明人对社会、自然整体认知局限的自白。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山西地区不仅是明朝初年分封宗室相对集中的区域,而且人口增长速度惊人,最迟到嘉靖、隆庆年间,山西藩府已发展成为明朝境内数量最为庞大的宗室人口集团之一。作为寄生性的特权集团,明朝藩府人口的估算须区分为狭义与广义两种,《玉牒》所记的宗室人口数量应该视为户数,而不是口数。时至明末,狭义的山西藩府人口数已超过20万。     

明代赣南的风水、科举与乡村社会"士绅化"

自明中期起,赣南社会掀起一股造风水、兴科举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地方官的倡导、地方绅士的响应起了很大的作用。明代赣南社会出现这股热潮,表明了明代中期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追求“士绅化”的心态。把风水和科举联系起来,虽然是中国人祈福求祥心态的自然反映,但并非单纯是风水术上的一个发展问题,更不是赣派风水发源地赣南独特的社会现象,而是宋以来南中国整体社会变迁的一个过程和结果。风水这类看似游离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民俗观念,其实蕴藏着非常复杂的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应放置于整体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     

清宫旧藏景德镇官窑明洪武瓷研究

故宫博物院藏有传承自明代宫廷的清官旧藏洪武瓷67件,其制作工艺和装饰既有元代遗风,又有明代官窑瓷器特点,器物风格具有鲜明的由元至明过渡阶段的时代特征.结合景德镇明洪武制瓷历史背景、洪武瓷研究以及其在清宫中的原藏位置,可知清宫旧藏洪武瓷是景德镇洪武官窑受命为宫廷烧造的瓷器,反映了此时景德镇制瓷风格处于由元至明的过渡阶段,...     

明代工赈述论

以工代赈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救荒方法,明代继承了这种赈济手段。明代的工赈主要由地方政府来组织进行,地方富民(士绅)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国家缺乏相应统一的政策和制度。明代中后期,随着地方财政收入的多样化和人们认识的转变,工赈获得了更加广泛的运用。明代工赈虽然在实际运用中取得了较好地效果,大批饥民得以生存,但并没有突破其"临时性"的特征,因此其局限性仍然明显。     

明代科举各级考试的规模及其录取率

明中叶后,各省直的科考规模在四五千人至数万人之间,平均录取率估计在10%上下。乡试录取率,明初一般在10%上下;成、弘间定为5.9%;嘉靖末年又降为3.3%;而实际录取率又低于此。会试录取率,自洪武至万历中平均为8.6%;其中,洪武至永乐二年平均为21.7%,永乐四年至万历中期平均为8.4%。殿试规模和录取数在理论上皆等于同科会试录取数。永乐二年后,明廷共在51科14938名二、三甲进士中考选了1277名庶吉士,平均录取率为8.55%。上述录取率,都是在朝廷调控下形成的,并非完全自由竞争的结果。而之所以进行调控,又是由官缺的有限性和科举取士用途的单一性矛盾造成的。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明代人口分布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明代人口分布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地域上看,明代人口分布并不均衡;从时间上看,明代前、中、后期各地区人口分布发生了一些变化。明代人口分布状况对社会经济布局、经济结构调整、城镇的发展、劳动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局部地区人口过剩和资源紧张等方面均产生了极大影响,既有积极作用,又有消极作用。     

北朝除名制度管窥

除名制度是北朝各政权普遍采用的处罚罪吏的重要措施;它主要适用于中央和地方高级官员的严重犯罪,是强化皇权和整饬吏治的重要手段;在操作过程中,此制度也具有一定的随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