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明代生活史的研究,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吴晗对仕宦阶级生活的开创性探讨。20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后,伴随文化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兴起,才得以正式开展,有从社会生活史到日常生活史变化的趋势。研究方法上从物质文化消费进入生活史研究,从社会性别研究进入生育医疗、婚姻家庭、消费领域、社会交往的生活史,引领风气。研究内容上主要集中在士人或文人的生活、物质生活消费、城市生活等方面。未来或许会在日常生活与全球化的关联特别是货币使用方面着力,还会加强借鉴并整合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社会史以及跨学科研究,也会用力于对于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民、农村、不同地区日常生活的研究。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海外珍稀文献的收集与开放

<正>新世纪以来,"民国热"不仅成为学界的热点,更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特别是中华民国史,是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华侨共同的民族记忆。因此,加强民国史研究,不仅是社会的需要、学界的热点,更有助于凝聚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两岸未来关系要有所突破,宜在历史中寻找资源与共识,这就绕不开对民国史的研讨与评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早在1971年受周恩来总理的指示,近代史研究所就成立了民国史研究室,是大陆民国史研究的开端。当即引起海峡对岸的高     

坚持和提高民国史研究的科学性

民国史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曾经历过艰难的历程,现在开始繁荣起来了。在中国的现代史当中,恐怕现在研究民国史的人是最多的了,出版的资料与著作也不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繁荣的现象呢?当然,首先是因为我们党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实行了拨乱反正,使科学事业的发展有了空前良好的环境,没有这一条繁荣是不可能的。同时,我们这些搞民国史研究的工作者,一直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一点对民国史的繁荣,恐怕也还是有一点作用的。从五十年代反右派以后,民国史就成了禁区。五六年,规定要写民国史,但是五七年     

广州沙面英法租界工部局人物考述

关于广州沙面英法租界的研究,主要有梁炳枢先生1986年在《广州史资料》第35辑发表的《沙面租界简史》一,很有价值。近代广州仅有英法两国的租界,在近代中国租界史的研究中,广州租界史的研究虽然大致清楚,但在内容和深度上还远不及沪津等大城市的成果,这主要是因为外资料和档案的缺乏。尤其是对民国早期租界行政机构及人物的研究上,更是缺乏资料。     

民国史研究多国史料的运用与国际化视角

正回顾中国大陆地区中华民国史研究40余年的学术发展史,期间经历了如金冲及先生所形容的从"险学"到"显学"的历程。而民国史研究领域之所以能够从一片荒芜的处女地被开垦成为百花齐放、生机盎然的生态植物园,海内外民国档案的开放与利用,首当其功。由于人类过往的历史已不复存在,人们通常只能通过前人对当时社会与生活之记载来了解那段曾     

民国史研究述评

一、曲折的研究道路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自1956年以来,民国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1956—1971年,可以说是民国史研究的提出阶段。1949—1955年,除普遍学习中国革命史外,谈不上有什么中国现代史的研究,更没有中华民国史研究这个学科。1956年,教育部组织编写《中国现代史》,由于学者们对分期问题认识不一致,因而由李新主持编写的这部书定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仍然沿用中国     

50年来的中华民国史研究

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新兴学科。它发端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１９７８年以后国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使民国史学科得以真正建立、发展和繁荣。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５０周年之际,笔者希望以本文有限的篇幅,为民国史学科５０年的发展勾画出大致的轮廓,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简略的评论,对未来的发展方向作适度的展望,俾研究者有所参考。①一、民国史学科的建立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朝代,还在民国当年,已有学人开始搜集整理有关史料,并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但就总体而言,１９４９年以前,国内…     

史学精粹

<正>李金铮:《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对话:王笛〈茶馆〉之方法论》(《近代史研究》2015年第3期)在中国近代城市史、日常生活史研究领域,王笛的《茶馆》是一部极具影响的著作。其方法论价值尤其值得关注。在问题意识上,该著既从茶馆史研究本身进行突破,更追求宏大的理论意义,关注国家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冲突。在理论与方法上,打破传统史学路径,凸显了微观史和新文化史的叙事风格和民众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关系。在结构上,既考察了茶馆     

国际化发展：中华民国史研究的新视角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华民国史研究已经走过了30多年历程。30多年来,中华民国史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险学”到“显学”的发展阶段。①随着中国学者思想禁锢的解除、资料占有的全面、研究方法的多元和理论视野的拓展,国内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发表的论文或专著,在国际汉学界居于学术前沿,这也是民国史研究逐渐成熟的标志。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撰的《中华民国史》（36册）全套出版,民国史研究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

对中华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海峡两岸学术交流的日益增进和大量新史料的公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无论是对事实的梳理还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都有明显改观,外交史研究在客观性、科学性、严谨性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随着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学术视野的进一步扩大,未来的民国外交史研究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葉德輝刻書活動探析

葉德輝是清末民初的文獻學家,其所致力包括藏書建設,藏書目録編製、讀書題跋撰寫、書史研究、藏書經驗總結、前人書目考證糾正和訂補等,並延伸到圖書刊刻領域。葉德輝一生共刊刻超過百種圖書。除刊刻内容嚴肅及與本人學術喜好相關的圖書,還刊刻遊藝、房中等流傳甚少的書籍,其刻書幾乎沒有禁區。他不僅重視刊刻個人著述與家集,也重視刊刻海內外未經傳刻或罕見之本,於保存文獻、羽翼學術,居功至偉。葉德輝亦精於校勘之學,一些孤本文獻賴其力得以保存。故葉德輝不愧爲清末民初具有代表性的刻書家,其貢獻應予肯定。     

20世纪20年代"不平等条约"口号之检讨

“不平等条约”一词的语言风格、内涵及使用,在民国早期竞争而动荡的政治观念、价值及其策略的形成上具有中心地位。1924—1927年是一个充满戏剧变幻的年代,在此期间,国共两党共同地创造了中国语言中一个新词“不平等条约”。作为中国屈服于洋人控制的象征,“不平等条约”这一简洁名词唤醒并继续唤醒着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过去和将来的集体情结。自从其在20年代诞生。“不平等条约”成为理解中国对外关系的关键词。     

Touring as labour: mobilities and reconsideration of tour guiding in everyday life

Abstract

The research adopts the mobilities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everyday experience of tour guides. Scholars tend to highlight guides as service providers and cultural brokers, whose activities and feelings seem to be subordinate to tourism consumption. In contrast, the research moves beyond the context of business and economy and seeks to resituate tour guiding in ordinary life. It draws on the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n Sanya, a coastal city in south China, and adopts the methods of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for data generation.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 scrutinises how tourism mobilities are embedded into the production of local guides’ daily practices, emotions and feelings. Tour guiding is characterised by movement/stillness, instability and contested meanings. On working days, guides travel with tourists between scenic sites, receiving unstable income. The mobile work greatly shapes their everyday rhythms, social networks, familial lives and identities. On jobless days, guides are likely to confine ordinary practices to residence and suffer from deep anxiety. Immobilities arouse their feelings of inability and worries about the future, thus lowering their expectations of career and personal development. The research problematises the idiosyncrasy of tour guiding and underscores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oduction of everyday practices and experience, thus giving a wider view on tourism work. In so doing, it also enriches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lexity of tourism mobilities and contributes to the debate on the de-differentiation of tourism.     

近百年来中国侨批业研究综述

本文从民国时期、1949—1979年和20世纪80年代后三个时期,回顾近百年来国内外有关中国侨批业的研究。作者认为,已有的侨批业研究选题不够宽泛,具体领域的研究不平衡,研究理论有所欠缺。作者指出,未来的侨批业研究应从资料收集、研究领域和研究理论等方面着手,拓宽和加深相关研究。     

Russia,China, and the universalism of modernity: the “Account of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by Kang Youwei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a short essay by Kang Youwei (1858–1927) – one of the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protagonists of late imperial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In it, he interprete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ussian modernization under Peter the Great (1672–1725) and used it as a “success story” for the renewal of Chinese monarchical institutions. It was written in 1898 and presented to the Manchu throne under the title “Account of the Reforms of Peter the Great”, and for our purposes will be the departing point for a “global intellectual circuit” through which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ill be addressed: Why was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y Russia considered as a model for China by the author? How did he manage to adapt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ussia into a social and political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China? What was Kang’s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 and what kind of philosophy of history framed his reflections? What does this short essay tell us about Kang’s view on “Westernization”, on the concept of “modernity” itself, and on its use for historiographical purposes?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中生代”史家群体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那些出生于1910年代前后、具备扎实的史料考证基础、已经有一定学术地位、正处于学术生命旺盛期的"中生代"史家群体,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以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势下,经历了从史料考证研究为主到运用唯物史观、融实证研究与理论指导于一炉的研究路向的转化。他们参加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和大规模史料整理工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多有新的创获,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中的一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群体得以充实和扩大。     

民初华侨联合会述论

针对学术界对华侨联合会研究文章不多的现状,分析了华侨联合会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特点,阐述了其在民国初年团结华侨积极参加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等活动。争取华侨权益,以及对民初历史产生的积极影响和历史功绩。回顾这段历史,对于团结海外华侨,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引导他们积极参加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共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积极的意义。     

基于人文主义场所观的城市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认知研究

本文将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研究理念纳入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研究中,通过对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空间主体性的解析,透视出此类场所使用者的主体性价值观、感知、意象性以及活动时间、频次与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空间认知关系,继而总结出基于人文主义场所观的城市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认知结构,以期对康体保健型休闲娱乐场所的规划与研究提供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