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经济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全面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贵州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蒙受了巨大损失。但由于国民政府战时迁都重庆,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西移,贵州成为陪都屏障和抗战后方,地理位置变得十分重要,资金、设备、人才一时大量流入贵州,贵州经济第一次进入全国经济发展的主流圈,成为战时经济链条中的不可或缺的一环。     

明代贵州布政司人口状况

明代是贵州历史上人口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明代中央政府加强了对贵州的管理。弘治十一年,建贵州承宣布政使司,贵州成为一省。弘治四年,贵州有了自己的上报户口数。明代中后期贵州布政司管理人口数受政治、经济、自然等诸因素的影响有了一定的发展。     

资源配置与权力之争:以战时浙江大学内迁贵州为中心

1940年初浙江大学迁往贵州遵义、湄潭、永兴等地时,因资源配置问题,与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党部势力初起抵牾。地方党部借口"反共",积极介入大学校园,彼此的矛盾在1942年初的"倒孔运动"中被激化,最终以拘捕学生告终。国民党执政当局采取的措施,令竺可桢等中立学者对其不信任日益加剧。在执政当局"重政不重党"的地方治理观念下,以黄宇人为首的国民党贵州省地方各级党部为争取党权所做的努力与反击,一定程度上折射了国民党执政当局地方治理的失序。     

《贵州通史》编写动态

为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研究贵州历史发展.贵州省人民政府1992年4月14口决定,由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牵头,组织各方面力量,编写《贵州通史》。同年8月,中共贵州省委发出《常委(1992)61号纪要》,正式成立《贵州通史》编委会.省委书记刘正威,副书记王朝文、龙志毅、梁明德等领导同志担任顾问,省顾委副主任、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何仁仲同志任编委主任兼总编,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统战部、省文史馆、省经     

对东北沦陷时期的殖民地经济应认真记述

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沦为殖民地。日本帝国主义在城乡实行殖民地经济统制,对中国人民进行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疯狂地掠夺中国的资源财富,给东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新编地方志,对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必须认真地、如实地予以记述。尤其是各经济类专业志(篇),都应从本地、本行业的特点出发,真实地记述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殖民地经济的目的、手段及其后果,还其本来面貌,使今人、后人了解历史,不忘过去。这是东北地区编修新方志不可忽视、不可缺少、不可淡泊的重要内容,也是本届修志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但是,现已出版的某些省     

政党、宗教与社会控制: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对基督教青年会的国家治理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后,曾明令禁止军队进驻教堂,保护教会财产,确保信仰自由。但国民党地方党部基于意识形态,沿用北伐时期的反教话语,视基督教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致使地方社会出现层出不穷的党教冲突事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国旗事件便为其中一例。此事迁延甚久,双方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由国民党中央制定对青年会(后扩展到基督教团体)的指导办法,即党部指导、政府监督。在实际操作层面,国民党经常受制于中外关系和条约体制,难以对基督教团体进行有效管理,呈现出了弱势独裁的党国体制所催生的异样的宗教生态。     

明代贵州商业的发展

明代贵州社会经济状况一、行政区域的划时代变革明朝,在贵州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在当时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原因,在以后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明以前,贵州地区长期分属湖广、四川、云南管辖。明王朝建立后,为了加强对贵州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巩固西南边疆,切实控制云南,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设置贵州都指挥使,统一指挥贵州军事。它在贵州历史上首次建立了省一级的军事机构。朱元璋在《平     

张作霖与廖彭

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是奉天(今辽宁)省海城县人。一九二○年张利用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大肆扩充兵力。除盘据东北三省外,其势力曾深入关内,伸展到北宁路沿线与内蒙各地,一度占有平、津两市及热河,河北、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并设大元帅府于北京,自称大元帅,下分设各部,俨然一小朝廷。张作霖本东北马贼出身,其所以能如此发迹,实与贵州独山人廖彭(号篯如)密切有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北平工潮与国民党的蜕变

自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进入北平后,国民党从地下党一跃成为执政党,在其领导下北平城内工会次第建立,并掀起一股工潮。在北方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工会并未因北平市党部的领导就获得天然的合法性,而是不得不依法避免被取缔的命运。作为工潮领导者,北平市党部在党内权力斗争中进行着人员更替,具有国民革命信念的党员逐渐地被逐出。在地方政治权力争斗中,北平市党部逐步被边缘化,工会领导权转移到政府手中。     

独占鳌头

清光绪十二年（１８８６年），贵州青岩学子赵以炯在进京会试的３１６名进士中独占鳌头，以一甲第一名成为贵州、且也是云贵状元及第大魁天下第一人。时逢光绪帝大婚，新科状元赵以炯奉旨戴红顶向皇后娘娘宣读封皇后诏书，更是清朝有史以来无人获得过的殊荣。贵州地僻边远，交通闭塞，政治开发很晚，明永乐十一年（１４１３年）置贵州布政使司，贵州才正式建省，所以经济文化、教育都较为落后，直到科举制度实行了近千年后，于明嘉靖十六年（１５３７年）才独立开闱乡试。以前，“两京十二省，各设乡试科场抡选俊才，唯贵州一省，远在西南，…     

1964—1978年的三线建设对贵州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六十年代中期世界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估计,作出了在四川、贵州、云南、陕西、青海、甘肃等省和河南、湖南西部等地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我国工业布局、生产资源配置进行了重大战略转移。三线建设是运用军事术语对我国六十年代经济建设布局的一种经济地理概念。贵州在全国的地理位置、自然环境都有利于战备,而矿产资源和能源资源又很丰富,因而成为全国三线建设的重点省份之一。一九六四年下半年,贵州的三线建设拉开了序幕,中央各部当时确定搬迁到贵州的民用工业项目有20多项。治金工…     

国民政府对贵州石门坎苗民基督教文化的改造政策

清末英国传教士来贵州石门坎传播基督教、办学校、创苗文、改良习俗,兴办公益事业等,对石门坎苗族社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了以石门坎为中心辐射滇川黔边的特殊文化区域。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石门坎异文化引起国民政府(含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级政府多次派人调查和视察此地,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制定政策对石门坎基督教文化进行改造,通过建立保甲制度和国民党基层党部,开发石门坎经济,发展文化教育等,推行民族同化政策。     

贵州青年的抗日救亡运动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在四个多月内,我国东北三省全部沦陷敌手。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入侵,强烈地震撼了中国人民,人们眼看大片国上迅速沦丧,国民党政府屈辱退让,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贵州城乡各地很快地兴起抗日救亡运动。一大批贵州热血青年首先挺身而出,站到了抗日救亡的最前列,他们进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建立抗日团体,向南京政府通电请愿要求抗日,使贵州…     

纪念“贵州科学会”成立一百周年

贵州科学会成立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是贵州最早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八国联军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已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贵阳人张志、平刚等由于对“外人的欺凌与清室的腐败”的“愤恨厌恶”而毅然接受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主张,建立了贵州科学会,成员有张吝、平刚、乐嘉藻、彭述文、     

用血肉之躯捍卫民族尊严——读《贵州草鞋兵》

近几年贵州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在众多的成果中,2009年8月又新添一部由华文出版社出版,齐赤军、梁茂林编著的《贵州草鞋兵》。《贵州草鞋兵》是一部叙述贵州儿女在抗日战争中,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用生命和鲜血为抗日战争胜利,作出具大贡献的佳作,它不仅为贵州军事史填补了空白,亦为全国学者研究整个抗日战争有关贵州军队参战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是一部值得一读的好书。     

近代贵州经济的支柱——烟税

近代贵州经济史上,有一个畸形的发展,即先是进销鸭片,后是大量种植鸭片,烟税收入不断增加,直至成为它的主要财源与经济支柱。鸦片在贵州泛滥,是英帝国主义战败清政府,强迫签定不平等条约,鸦片在中国贸易合法化以后的事。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是贵州鸦片大发展的阶段,乌江“上游鸦片弥山满谷,下游思南、平越、松桃二府一厅亦与上游无异。此外,镇远、思州、石阡、都匀四府近来亦染此风……。惟黎平一府,悉是苗疆,栽种最少。”①面对这种情况,巡抚李用清曾采取一些禁烟措施,并于一八八四年上书疾呼:“若其再不劝惩皆施,全黔上下游将无一片干     

《东南日报》小史

1927年3月12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机关报。1934年6月16日,正式更名为《东南日报》,成立“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陈果夫任公司董事长,陈立夫任监事长。董、监事大都是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浙江省党部委员。许绍棣、胡健中、刘湘女先后担任社长、总编辑。     

思南宣慰司儒学建置考辨

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二月置贵州布政使司,并在个铜仁辖区内置思南、铜仁、石阡、马罗四府。此后,行政趋于划一,社会相对稳定,兴学重教,为之一振。相继建立了石阡府学、思南府学、铜仁府学和印江县学。但是,贵州置省以前,黔东地区有无学校存在？史学界历来多予否认。远者如晚清贵州著名学者、教育家莫与诗在《贵州置省以来建学记》一文中认为：“唯贵州,播州两宣慰司旧有学,思州因旧宣慰司学为府学,余皆未建。”民国《贵州通志》从莫说。近者如李德辉《贵州明清两代建学记略》,说置省前,“仅贵州、播州等宣慰司学”。著名史学…     

抗战时期朱家骅系权势的消长——以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纠纷案为中心

1943年5月,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与调统室发生严重纠纷。此次纠纷的爆发并非一时冲突所致,而是该省党部内朱家骅系与CC系间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由该案切入,通过对抗战时期陕西省党部人事调整与党务运作的考察,本文揭示出国民党党务机构设置上所存在的问题,亦使得面貌向来模糊的朱家骅系渐趋明朗。该案不仅是陕西省党部内派系矛盾的总爆发,也是国民党中央派系斗争在地方的缩影。     

抗战时期李约瑟三次黔中之行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面抗战爆发。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华民族各阶层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一致对外,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沿海各省市机关、厂矿、学校、商店、银行等单位纷纷内迁,西南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处西南中心的贵州除迁来一批厂矿、企业外,浙江大学、大夏大学、湘雅医学院、陆军大学等大专院校也纷纷迁入。大批学者、专家、名人也随之而来,一些国际友好学者也来贵州参观访问,其中李约瑟教授的三次来访较负盛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