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的武汉商人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执行一种“闭关自守”的政策,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政府丝毫没有通过出口增加财政收入的商业观念.那时,一方面限制外国商人自由地与中国商民交易,另一方面对中国商人出海贸易亦加以种种限制.中国商人少有出洋贸易者,大多数商人只好把眼光盯在国内市场,从事农副业产口、土物产品和手工业品的买卖.就是在国内市场上,他们也难以大展身手,封闭在城墙内的或局限在庙会、集市中的狭小市场和有限的商品品种与商品流转额,使他们的经营活动只能是一种内向型的.鸦片战争以后,对外贸易得到迅速的发展.这种对外贸易固然有人们常说的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同时它还有事务的另一面,即中国商人所进行的正常的进出口贸易.国门打开以后,中国商人的眼界开阔了,他们     

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清朝初期,顺治帝开始调整对日政策,采取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力图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系之内。在对日海外贸易方面,这一时期并未厉行海禁,而是允许拥有政府执照的商船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贩买铜斤或者一些政府急需的物品。这一时期的对日贸易政策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清朝以后的海外贸易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乾隆时期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关系再探讨

学界对乾隆时期的清朝与中亚哈萨克部的贸易多有讨论,一般认为贸易是清廷给予中亚哈萨克部的"特恩",清朝与哈萨克贸易的实质是一种"羁縻"关系。实际上,以清廷为视角进行的研究,有片面夸大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所具有的"羁縻"作用之嫌。首先,作为中原王朝"羁縻"游牧部落的核心要素,茶叶贸易并未出现在乾隆时期的清朝与哈萨克贸易活动中;其次,以往研究忽视了哈萨克人所具有的能动性,仅将他们视为清廷‘羁縻'政策的被动承受者。此外,由于缺乏对清朝与哈萨克贸易背后的事件进行深入分析,将清朝与哈萨克部贸易视作一种"羁縻"关系的观点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     

清初苏州商船赴日贸易史实辨析

顺治九年(1652),一艘赴日本贸易的苏州商船回国。史学界对该商船的赴日时间及贸易方式存在争议:一说是1644年赴日,在日本进行了八年的海外贸易;一说是1650年或1651年私自出海,交易完毕后即回国。本文根据明清档案及朝鲜史料对该事件的记载,以及当时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进行综合考察,可以肯定该商船是于1644年前往日本,并在日本与交趾之间从事贸易活动。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间谍活动

正日本大肆搜集中国的情报多集中在近代以后,而且在甲午战争前后变得越发猖獗。在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日本尚且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他们对中国的了解仅仅依靠商人带回若干"风说书"。当时,中国和荷兰是仅有的获准商船可以进入长崎港的两个国家,由这两国商船带回的情报被分别称为"唐风说书"和"兰风说书"。     

雍正欠铜案与苏州的洋铜商人

有清一代曾长期从日本长崎进口铜材(洋铜)以保证国内铸币所需。康熙后期到乾隆初年实行"发帑办铜",由官员携帑至江浙招募商人承办,苏州作为办铜的中心之地,吸引了大批以泛海为生的商人和船工聚集于此。由于史料所限,我们一直很难具体窥见他们的经商和生活状态。本文利用搜集到的户科题本并结合日方记载,以雍正初年苏州的两起欠铜案为切入点,细致分析卷入案中的众多商人事例,揭示了当时活跃于苏州乃至东南沿海的洋铜商人——这个对日贸易群体的"素颜"。     

俄商茶叶走私与《俄商借道伊、塔运茶出口章程》的签订和废弃

一、俄商在新疆的茶叶走私活动 茶叶贸易在中俄贸易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中有正当的贸易,也有非法的贸易。清朝末年,新疆地区“中俄商务交涉最纠纷者,莫如茶叶一端”。其所以如此,完全是由于俄国商人不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明清福建商人

根据朝鲜李朝的《备边司誊录》记载的明朝林成商船、清朝黄宗礼商船的珍贵资料,说明从明朝后期至清朝中期,福建商船单船的货物资本在白银两千两至一万两之间。绘于明清时期的日本"唐船图"表明,清朝中期赴日本贸易的福船中,有船长43米的大型福船"金全腾号"。文中辑录有关闽商与福船的海外资料,在国内少见介绍,因此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康熙朝中后期内务府商人赴日办铜的利润问题

利用中日史料中留存的相关数据,将1700年夏清内务府商人张鼎臣兄弟名下船只的赴日铜贸易活动作模拟还原后可知,当时商人们将以生丝和白砂糖这两个主要出口货物换回的日本铜按照国内税关的收购价售出,这个过程获得的利润要比张氏兄弟在奏折中向康熙帝宣称的30%要高得多,亦并非真如其所言,办铜一项上所获利润在支出"节省银"、高利贷利息等费用后,竟变得无利可图,而是在购铜成本,即早在大宗收购生丝等赴日贸易品花费上就已隐瞒了相当的利润。可以说,在1700年至1715年内务府商人承包办铜的十余年间,只要日本方面铜的供给量不发生大的下滑,那么铜这一商品将给这些"皇商"们带来长期稳定的高利润回报。但日本铜供给量不断下滑的事实,导致内务府商人在办铜后期积欠了大量的铜额。在此情况下,即便铜贸易本身仍有利可图,但作为清廷而言已必须要重新考虑变换办铜体制了。     

明与清前期海外贸易政策比较——从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一书谈起

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一书认为 ,就海外贸易政策总体发展趋势而言 ,明代是开放的 ,清代是封闭的。这种观点具有片面性。从官方出海贸易政策、海外国家朝贡贸易政策、本国商民出海贸易政策、外国商民来华贸易政策、关税政策等五个方面分析 ,明朝与清朝前期没有本质的差异。清朝前期的许多海外贸易政策不仅直接继承于明朝 ,而且在很多方面比明朝更加务实 ,更有利于国计民生     

真言宗僧人入华与9世纪中叶后的唐日佛教交流

弘法大师空海回国后创立了日本真言宗,从9世纪中叶起,真言宗僧人陆续入唐,他们在华巡礼求法的经历以及归国后的成就,反映了9世纪中叶以后唐日佛教交流呈现出一些新的常态。其一,日本僧侣入华或归国时,主要选择搭乘大唐商人的商船,大唐商人成为了交通往来的新助力。其二,那些以个人身份入唐的僧侣,在华逗留的时间更长、巡礼的佛教寺院或圣迹更多。密教寺院、天台道场和五台山成为了日僧在华巡礼时频繁造访的地点。其三,"镇护国家"的秘法以及修行仪轨、法门等密教的新事相成为了日僧入唐求法的主要内容。     

日本利用商人“捞”情报

370多年前,日本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635年,仅把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而且规定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可以进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很多清朝商人在长崎登岸跟日本人做生意,但是日本对清朝商人有硬性规定：原则上每年来日本的清朝船只不能超过70艘。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1648年至1688年,40年共接纳清朝商船1736艘。     

历史上黄海海域的经贸活动与跨国合作机制

本文认为,古代黄海海域的国际贸易活动,不是朝贡贸易因素所致,而是互市制度的结果。不过,明清王朝与朝鲜、琉球等国间的封贡关系,却为黄海海域事务的跨国合作提供了可靠机制。当时,双方当事国以"咨"文通报的形式,对越境捕鱼和海洋跨国犯罪等行为合作予以禁止与打击。而古代东亚诸国所实施的海难救助制度,不仅援救方对海难者提供义务性援救,而且通过封贡关系途径安全护送他们归国。进入近代以后,清朝与朝鲜之间签订《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将西方的海难方承担救助费用的精神引入到条约。但在执行过程中,清朝方面仍以义务方式援救朝鲜难民,而朝鲜却屡屡发生中国难民被抢甚至被杀的情况;两国的渔业章程也一直搁浅。显然,中韩关系在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两国在黄海海域跨国合作机制却因西势东渐而受到损害。     

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

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缔结不仅为中国商人进入朝鲜提供了政治保障,而且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从传统的"宗藩朝贡体制"向"近代条约体制"过渡。受中日甲午战争等国际局势影响,上海的对朝鲜贸易虽然有所波动,但整体上呈快速增长态势,这主要得益于双边贸易具备了货源、市场、航运和商人网络等方面的条件。上海对朝鲜贸易的两大特点是上海腹地资源的出口和洋货的转口。大量物资从上海流向朝鲜,使上海的贸易顺差一直处于高位,朝鲜金银的大量流入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朝鲜的贸易赤字,不受海关监管的中朝陆路贸易和红参的走私也起到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在近代转换期,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使相对封闭的朝鲜对接了中国的贸易网络,从而间接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上海则获得了朝鲜的金银,也使中国商人具备了在朝鲜市场上与日本商人竞争的能力,上海与朝鲜贸易的兴衰也折射出转换期中朝关系的变化。     

日本利用商人“捞”情报

370多年前,日本实行的是非常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1635年,仅把长崎作为对外贸易的唯一口岸,而且规定只有三个国家的船只可以进入,其中之一就是中国. 很多清朝商人在长崎登岸跟日本人做生意,但是日本对清朝商人有硬性规定:原则上每年来日本的清朝船只不能超过70艘.据日本人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统计,从1648年至1688年,40年共接纳清朝商船1736艘.     

“全球史视野下中国与亚太商业和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亚太商业和贸易"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7年12月9日—10日在华中师范大学召开,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亚洲研究院和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联合举办。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五十余名专家参会。与会专家围绕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与亚太商业和贸易的中心议题,汇聚一堂,深入交流,就全球史视野下的中国经济史、商贸网络、商人活动、商人社团、产业史、企业     

晋商成功之道（连载五）

第三章营销高招山西商人在其鼎盛时期,商业网络遍布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他们还是国际贸易的先驱。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清代,山西商人在称雄国内商界的同时,积极向国外拓展市场,始终垄断着恰克图贸易。清朝嘉庆年间,恰克图有山西商人开办的商号60余家。曾经目睹恰     

论19世纪末期在朝华官对中朝海洋贸易的贡献

19世纪末期中朝海洋贸易无论是从关税收入、贸易额还是商人数量上都呈现出繁荣的情况,而促使两国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有多重因素,其中这一时期在朝鲜的清朝官员无疑是做出了重要贡献。     

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

本文通过对爪哇海域黑石号、印坦号、井里汶号三艘唐至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分析,结合宁波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明州港与东南亚、东亚诸国的贸易材料,我们得以对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的发展及贸易模式有所了解:8世纪晚期开始,明州作为越窑的启运港,是扬州港对外贸易的附属港口;9世纪晚期,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这种贸易方式保持着一种连续和稳定的状态。而发现于西亚、中东的越窑产品,主要是从巨港运出而非明州港。而在跨越印度洋贸易的过程中,伊斯兰商人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不但参与海上贸易过程,还可能通过订货的方式影响到包括长沙窑、越窑等瓷窑产品生产的面貌。     

从赵钧瑞及其商业网络看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商人

18世纪中叶新疆进入清朝版图,不仅带来国家格局的重大变化,也给此后中国的人口流动与商业活动提供了新的广大空间。在不断加大的西向人口流动中,回族商人是一个重要的群体。他们既具有经商传统和在内地的人脉网络,又与南疆回城民众在宗教文化上彼此相通,在新疆与内地的商业往来中表现活跃。因卷入乾隆朝"高朴私鬻玉石案"而知名的陕西渭南县回族商人赵钧瑞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文章利用高朴案审办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以供词为主的档案记录,具体揭示赵钧瑞的活动经历、商业队伍的构成与经商方式,还原他们在当时社会中的行为表现与特点,以求深化对于乾隆时期活跃于新疆的内地回族商人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