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宗庙制度

宗庙,是古代天子和诸侯祭祀祖宗的场所,又称祖庙。秦代以后废除分封制,宗庙一般指皇帝的祖庙。宗庙祭祀是我国古代一项重要的社会活动,古人把宗庙、社稷与国家视为一体,常以宗庙、社稷代指国家。清代处于我国古代社会末期,集以往各朝各代之大成,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宗庙制度。通过探讨研究清代的宗庙制度,也可以对整个古代的宗庙制度有所了解。     

从卜辞看洹北商城一号宫殿的性质

将卜辞中有关宗庙的祭祀活动和祭祀场所资料与洹北商城一号宫殿基址的祭祀遗存相对照,内涵基本相合,从而证明洹北商城一号宫殿为商王的宗庙.     

试论郑州小双桥商代祭祀遗存的有关问题

郑州小双桥遗址发现了众多与祭祀有关的遗存,多数研究者认为其性质为宗庙祭祀.通过与其他祭祀遗存的比较,并对其祭祀现象进行分析,本文认为目前的考古发现还没有证据表明小双桥祭祀遗存的性质为宗庙祭祀,而更有可能是对自然神或战争进行祭祀的场所.     

魏晋南北朝皇家宗庙礼制若干问题考辨——兼与梁满仓先生商榷

建安二十一年(216)春,曹操在曹氏宗庙举行祭祀曹氏祖先的祭礼,而不是在皇家宗庙祭祀刘氏祖先。两晋皆以庙号为"高祖"的司马懿,而不是以庙号为太祖的司马昭为具有"始祖"含义的皇家宗庙"太祖"。西晋、东晋政权的更嬗,未导致宗庙"太祖"改易。两晋南朝皇家宗庙"太祖"虚位现象的出现,并非因历代无法确定宗庙"太祖",主要是在宗庙"太祖"确定标准问题上究竟应重"孝"还是重"功",这一冲突难以兼顾所致。     

从新出文字材料论楚沈尹氏之族属源流

本文认为沈尹氏可能出自楚穆王,是楚王族析出的一支小宗世族;沈尹为楚官职,主管宗庙祭祀和贞卜;沈尹氏因其祖沈尹子桱官沈尹一职而得氏,始封时间约在前六世纪上半叶。     

近代苏南族田的规模增减与功能变动

在近代苏南,随着族田规模的增加,其功能从祭祀开始向赡族、助学等逐步展开,直至发展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当族田规模减小时,从社会公益事业渐次向祭祀缩减。祭祀是族田的基本功能。族田的主要功能也随着规模的增加发生变化,先以祭祀为主逐渐转向以赡族为主;随着规模的减小,赡族的主要功能地位又让位于祭祀。不同宗族族田的功能增减、主次功能转变应达到的族田规模可能有别,但是变化的趋势是确定的。族田功能随着规模增减所发生的有规律变动,是苏南人尊祖敬宗观念的外在表现。     

曹操“春祠令”辨析——初答郭善兵先生

曹操所进行的"甲午眷祠"是一次在具体时间进行的具体的宗庙祭祀,其规格是朝廷祭祀,性质是国家大礼,规格和规模是任何其他阶层所不能具有的。这样的规格和规模决定了主祭者是曹操而非汉献帝。从《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的记载看,曹操的行程是,建安二十年十二月从南郑回师,次年一月到达许昌,二月离开许昌回到邺城,说明"甲午春祠"在许昌举行。分析曹操的《眷祠令》,曹操可能打算举行完饮至大典后不久接着主持眷祠大典,之所以向后拖延了时间,是因为朝臣对此次的春祠仪节有不同意见。群臣反对,久议不决,说明对曹操所谓"改革祭礼"之举的不满和疑惑。群臣讨论礼仪仪节,说明"甲午春祠"是国家礼典;久议而不能决,说明曹操打算举行春祠的时间要早于实际举行的时间。国家祭祀在国都举行,曹操短时间内也不可能从许昌回到邺城,都是"甲午春祠"在许昌举行的最好说明。"甲午春祠"的性质为国家大礼,地点在汉都许昌,曹操对春祠对象的不敬和亵渎,说明甲午春祠祭祀是在许昌东汉皇家宗庙,而非邺城曹氏家庙;祭祀对象是刘氏祖先,而非曹氏祖先。     

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字略探

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朱书文字中,有一部分和青铜器上面的族徽属于同一性质,为族氏的标记。朱书数字和祭祀礼仪有关,极可能是祭祀活动时用以表示祭器陈列位序。     

武父乙盉与殷墟大型宗庙基址F1复原

"武父乙盉"是武丁为其父所铸祭器,F1宗庙的10个房间所奉祀的神主是自大乙成汤至祖丁的9位直系先王,也就是武丁卜辞中的"九示",再加上武丁之父小乙。殷墟F1宗庙的发现,证明《商书》所说的殷人"五世之庙"是不存在的,《礼记·王制》郑玄注:殷制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殷人不曾实行昭穆制度。     

论郑州市小双桥商代前期祭祀遗址

最近,河南电视台和一些书刊和报纸连续发表了郑州小双桥祭祀遗址的报导和文章,引起历史考古界人士的关注。小双桥遗址位于郑州市西北20公里的石佛乡小双桥村西南的河谷台地上。遗址面积较大、东西800米,南北1200米,总面积约12万平方米。在1989年和1995年先后两次发掘的1800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了商代二里冈上层白家庄期的夯土建筑台基、夯土基址、灰坑、壕沟、灶面、墓葬、祭祀坑等遗迹以及铜构件、石祖、石圭、特磬、原始瓷器、人骨架、牛头、象头、象牙、猪骨、狗骨、鹿骨、鹤骨、朱书文字(缸片)等遗物。其中遗址西部的夯土基址的性质与《礼记》中的宗庙相近,基址周围发现的铜构件,应是宗庙建筑的附属物,石祖、石圭、特磬应是宗庙祭祀的遗物;遗址东面的夯土建筑台基(“周勃墓”)可能是《周礼》中祭天“燔柴”的遗迹,台基顶部的红烧土堆积正是燔柴的文化遗存;遗址内面的     

试论秦始皇陵葬制的突破

秦始皇陵的陵园形制既有秦国传统的因素又有关东地区陵园的特点,还有一些新出现因素;秦始皇陵的陵寝与秦代祖庙之间的联系,突破了先秦时期宗庙祭祀的框架,体现了宗庙祭祀向墓葬祭祀的转折;随葬制度之中的正藏内容体现了以墓主为中心的宇宙模式,而外藏内容则是墓主日常生活的各种必要保障.通过对秦始皇陵葬制中陵园制度、陵寝制度、随葬制度的分析,可以看出秦始皇陵所表现出的葬制特征既是对先秦以来高等级墓葬传统的继承,也有突破.     

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遗存的再探讨

本文通过对陕西省凤翔县秦雍城马家庄宗庙遗址祭祀坑的分析 ,认为当时每一次祭祀活动以使用一种牺牲为主 ;使用牺牲种类不同 ,其埋入方式亦有差别 ;该遗址中打破宗庙主体建筑的人坑 ,其埋放时间、性质及目的当与分布于中庭的它类祭祀坑有别。     

三星堆玉璋图案探讨

三星堆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蜀国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有着丰富多彩的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古代蜀人的祭祀对象,包括祭祀天神、祭祀祖先亡灵和各种自然神灵,也包括祭山祭天祭地祭日等等。虽然传世文献在这方面缺少详载,但从出土器物看,殷商时期青铜文明已经相当发达的古蜀国,不仅有一整套自成体系的祭祀礼仪用品和和宗庙用器,而且反映出古蜀国在祭祀内容和祭祀形式上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宗法统治与中国封建社会

一中国封建时代的宗法统治最为突出,严重地障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早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为了对奴隶专政的需要,吸收和利用氏族社会父系家长制的血缘组织,在西周形成了一套加强奴隶制统治的宗法制度。宗法,《说文》释“宗”字说:“宗,尊,宗庙也;从(?),从示”。“(?)”是屋宇,“示”是神主,本义是“宗庙”。由于近亲各家族都在一个宗庙里祭祀祖先,因此,这些家族合称为“宗族”。“宗法”就是家族共同遵守的各种法规,如家族的组织法和继承     

黑龙江蒙古族的祭祀

<正>黑龙江蒙古族的祭祀始于远古时代,继传至今。分为对自然物的祭祀、神偶的祭祀和祖先的祭祀。一、对自然物的祭祀祭天祭天是黑龙江蒙古族最古老的祭祀习俗。蒙古族建立元朝以后,祭天的习俗保留下来,从帝王到百姓无不祭天。古代祭天,实行“悬杆祭”,即     

东周时期车马祭祀探论

车马祭祀可以上溯至殷商时期。西周时期,车马用于周王室的重大祀典。东周时期,祭祀礼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僭越周礼规定,车马被广泛用于郊祀、宗庙祭祖、社祀、山川望祭、盟誓、方神等各种祭祀,祭法多采用沉和瘗埋的方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祭祀观念的变化,最迟到战国中期,木偶车马被用于祭祀,成为秦汉以后车马祭祀的发展趋势。     

塑造正统: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

在塑造华夏正统过程中,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在胡汉问题、南北正朔之争、皇权等因素主导下,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历史层面。北魏前期先祖祭祀以东庙为主,至孝文帝改革先祖祭祀制度,太庙祭祀的地位始得以凸显,彰显出北魏先祖祭祀由胡汉杂糅走向以华夏制度为主导的历史转变。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经历了孝文帝之前"天子七庙"的形成以及孝文帝以后太庙制度的确立两个阶段。中古时期宗庙制度的构建在经学理论上主要以郑、王礼说为依托,两晋南朝宗庙制度采用王肃学说,而道武帝所立太庙,分置始祖、太祖,具有缘饰经典及郑玄学说的明显迹象。此后在学说的择从上,北魏太庙制度的构建呈现出由兼采郑玄、王肃学说到全遵郑玄学说的趋势,并在孝明帝时期最终确立相对完备的宗庙制度。北魏以承继西晋自居,而在太庙制度的构建上,并未依从两晋南朝之制,显现出与东晋南朝争正统的态势。     

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宗庙“仪”类文献初探

<正>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简牍中,有一组记录礼仪行事的竹简,此前已有初步介绍^[1]。这类记载仪式流程、进退容止的文献,在两汉时期总称为“仪”。在整理过程中,又发现数十枚性质相似的竹简可以归入此类。本文即对其中与宗庙礼仪相关者做简单介绍。目前所知的海昏侯汉墓“仪”类文献中,行事的主体都是“王”,这种文献类型很可能属于诸侯王及以上的社会层级专用。如下文介绍的几枚简,均与诸侯王的宗庙祭祀礼仪相关。如一简(图一∶1)简文云：     

天水伏羲庙明嘉靖壬辰《重修伏羲庙记》考释

天水伏羲庙作为官方祭祀太昊伏羲氏的宗庙之一,在国内颇具影响,其祭祀规范形成于明代。本文选取伏羲庙现存明嘉靖壬辰《重修伏羲庙记》碑,在对其碑文内容考释的基础上,就碑文中涉及的关键事件和人物作进一步考证,以厘清明嘉靖时期天水伏羲庙的沿革和伏羲祭祀活动的基本情况。     

金文所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新探

周初金文记载的王室祭祖活动大多具有特殊的政治目的,而非周人礼制中的常祀。天亡簋、何尊等铭文记录了周初王室的重要宗庙祭祖活动。这些活动服务于周武王、成王及周公的特定政治目的。天亡簋记载的周武王在克殷之后会同三方诸侯在宗庙祭祀周文王,是为了宣传文王受命,宣示周政权的正统性,统合各方诸侯,确立新的天下政治秩序。何尊记载周成王和周公模仿周武王举行祭祖活动,在新邑的宗庙祭祀文王、武王,是为了完成武王遗志,确立成周的都城地位。这些王室祭祖活动在西周的政权巩固和新政治体系建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见礼制存在广阔的内涵空间和多样的历史形态。周初王室祭祖活动呈现出礼制本身的动态发展过程,也反映出西周政治文明演进的一个独特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