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方压力下的殖民——日军在南京建立殖民统治面临的外国因素及其影响

正1939年10月1日,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当时即简称"日本在沦陷区")作序,指出: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能性已经不大,今后当转往政治进攻和经济进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中国的抗战经济"。"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因此,他号召大家"研究沦陷区"~(2)。     

二次大战期间日本使用中国强制劳工人数初考

本参照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纳粹德国使用强制劳工罪时形成的相关法规．运用国内新发掘出的大量日本和伪政权的重要档案献以及国内外研究成果。对日本法西斯在二次大战期间在中国各沦陷区(主要是东北、华北沦陷区,也包括蒙疆、华中、华南沦陷区)强征输出和使用的中国强制劳工主要类别与人数。分别进行了简要考证和计算。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对战争期间日本强征使用中国强制劳工的总数进行了初步考证。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

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曾业英日本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对中国沦陷区的金融掠夺从来就没有放松过。本文仅就日本对华北沦陷区的金融控制与掠夺作一简要剖析,借以说明日本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及其失败的必然性。一设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日本占领华北后,指使伪政...     

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

1931-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会积极鼓吹侵略扩张理论、为日军军事行动提供服务、协助日本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会,有力地配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虽然日本教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有很多客观原因,但其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战争责任不可推卸.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标准时间”的推行

在侵华战争时期,日本为了便于采取军事行动,强化对各沦陷区的控制,试图以东经135度平太阳时(即东京标准时间)为参照,构建统一的标准时间,形成各沦陷区与日本一体的时间秩序。为了推行东京标准时间,日本侵略者通过无线电报时等多种方式,使之得以广泛传播,并在沦陷区社会秩序中加以规定,将其融入普通民众生活。不过,侵华期间日本构建的标准时间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且与中国传统时间习惯多有冲突,其推行范围及效果也受到限制。     

沦陷区研究中“图像”史料的运用问题

正毛泽东在1939年10月1日《研究沦陷区》一文中指出,加深沦陷区研究,首先必须收集史料,收集对手方的史料,从史料中弄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所作所为所想。~(1)80年过去了,毛泽东关于沦陷区研究的上述论断仍然高屋建瓴,极具指导价值。沦陷区研究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史料收集与整理问题,所不同者,80年前的沦陷区研究,史料以敌我两方面为主,当下的沦陷区研究史料则更为多元、更加复杂。由于沦陷区问题既涉及日方,又涉及伪方;既涉及中方,又涉及外方;既涉及国统区方,又涉及     

抗战时期沦陷区的电影检查

抗战时期,日本扶植的沦陷区伪政权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从沦陷初期各地各自为政的电影检查,到沦陷中后期分别集中于汪伪、华北和东北三个伪政权统治地域内的统一电影检查;从汪伪政权表面上沿袭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制度,到华北伪政权另行自己的电影检查,再到东北伪政权基本上照搬日本电影检查制度。但万变不离其宗,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质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是为了禁止可能出现的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独立精神和民族感情的影片。沦陷区伪政权既为日本占领军当局所扶植,也就不能不听从日本人的号令,由沦陷区电影检查的实施法规和实施情况,人们可以认识到伪政权的“自主”可以达到的限度。沦陷区的电影检查,最终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彻底失败而告终结。     

抗战时期的沦陷区教科书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华北等广大沦陷区实行愚民政策,以培养服从其殖民统治的顺民,进而巩固其在沦陷区的殖民统治。日本人认为中国人从事反日行动源于反日教育,而反日教育的直接表现就是教科书,特别是文科教科书。因为国文、历史、政治、地理等文科类教科书对广大青年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而侵略者对教科书的修订问题极为重视。     

日据吉林时期的文化专制与奴化教育

日本在长期侵略中国吉林乃至东北的过程中,不仅在军事上以武力野蛮屠杀,在经济上进行疯狂掠夺,同时,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与抗日精神,对广大沦陷区的文教事业进行了疯狂的破坏,并强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本对我国东北的文化侵略是其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极其野蛮、残酷和不可忽视的。在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岁月里,日本的军事侵略、经济掠夺和政治统治,总是伴随着文化渗透和文化专制而进行的。     

欧美学者对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的研究

西方学者对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情况的研究 ,起步较晚 ,目前还在逐渐成型的阶段 ①。但从整体观察 ,这个领域所受到的注意与日俱增 ,研究成果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已相当丰富 ,颇值得重视和介绍。所谓“沦陷区” ,一般指 1937年 7月 7日日本对华发动全面侵略后 ,在中国境内所占领的土地。自清季甲午战后即成为日本殖民地的台湾 ,以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逐步被日本占领的东北 ,往往不包括在内。不过在西方的论述中 ,学者偶尔也将后面这两个地区列入泛论的范围 ,或作为比较的对象。为讨论方便 ,本文将欧美学者的“沦陷区研究”粗分成两大类 :一类…     

试探沦陷区中国青年赴日留学原因

抗战时期属于近代以来的国难时期。在此特殊时期,除了各地伪政权为了进行奴化教育向日本派遣了一些留日学生,沦陷区内也有部分学生自费留学日本。那么青年们留学敌国的原因何在?目的是卖国抑或救国,还是仅仅想在乱世中求得一己稳定生活?本文在对原始史料梳爬和相互印证的基础上,就1937年后汪伪江南统治区和华北沦陷区的中国青年为何未去内地升学和赴日留学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以图填补中国留学史上的一段空白。     

一笔尚未清算的战债——抗战时期日本及其傀儡政权在中国发行公债之残留

第二次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军为了支付战争经费,支撑伪政权的财政而在中国沦陷区发行了大量的公债。这些公债有日元公债,是由日本政府当时在日本发行,而后又在中国的沦陷区内进行强制推销的;也有的是日本的一些机构或民间组织、企业在中国发行的日元公债;但更多的是日本指使伪政权发行的各种公债。所有这些公债大多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即日本国内财政困难之时发行的,期限长,标榜利率高。这些公债发行后不久战争就结束了。随着时间的流逝,社会的变迁,日本在那个时代发行的公债仅以日元计值的竟然还有约26亿元残留在中国。     

“圣战”与“和平”的博弈:战时华东沦陷区“七七纪念”活动述析

在近代国家形成过程中,纪念日通常承载着塑造国民意识、培养民族国家认同以及创造或增强政权合法性的强大功能。然而,抗战时期华东沦陷区日伪政权展开的"七七"纪念活动却并非如此,它一方面被赋予针对抗日宣传的反宣传功能,同时又因日本居留民群体以"七七圣战"纪念活动展示日本战胜的意味而极度尴尬。由于华东沦陷区特殊的社会环境、日军占领者与汪伪政权间围绕纪念日资源的明暗博弈,这一纪念活动的进程错综交织、乱象丛生。当双方以"七七"纪念为体、以"中日和平"为交叉点重构"七七"的政治意蕴时,双方的政治分歧也清晰可见。亲日政权本就虚幻的合法性在被动的"七七"纪念活动中更遭遇困局。华东沦陷区的"七七"纪念活动,可以视为偏离近代纪念日常规路径的特殊现象,它所具有的政治功能产生了逆向的扭曲效果。     

从战地记者到“文化使节”——试论林房雄在日占区的角色转换及其中国观

林房雄是日本现代著名的小说家兼评论家。早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他的普罗文学创作就已经被介绍到中国。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时,林房雄作为随军特派记者来到上海战地,以充满对“支那”嫌恶的笔触写下了战地报告文学《战争的侧影》。北京、上海等地相继沦陷之后,他作为日本文学报国会派遣的“文化使节”,多次往来日占区,参加这里的文学活动,频频发表意在指导中国文学运动的文章。战后,林房雄发表文章为侵略战争翻案,在日本舆论界、文化界产生了恶劣的影响。侵华时期,林房雄的言论对台湾和中国大陆沦陷区都产生过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军国主义御用文人,林房雄的文化殖民活动招致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知识分子的批判,也受到沦陷区部分人的附和与吹捧。林房雄所描述的“他者”形象,为沦陷区某些文人接受,从而使林房雄的“他者像”与沦陷区某些文人的“自画像”达成“同谋”（或日“共犯”）关系。对中国的蔑视和贬抑态度是贯穿林房雄思想始终的中国（人）观,在他这个没有他者和外部存在的世界里,不断生产的只能是关于“日本”、“日本人”的民族统一性的话语叙述。     

抗战期间驻南京部分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当局发动的侵略中国的不义战争,日本侵略军对南京等地军民的血腥大屠杀,以及对中国沦陷区长期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不仅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仇恨与持久反抗,而且也引起了一些良心未泯的日本军民的痛苦思索与逐步觉醒。就是在日伪统治的核心地区,在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的南京,也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军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对日本侵略战争与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活动,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抵制、反抗乃至叛逃、决裂的事件。尽管日本当局对日本军民的这些反战活动进行严酷的镇压与严密的封锁,但部分日本军民的反战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在南京乃至在整个中国与日本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

抗战时期,在大后方与沦陷区之间存在着大规模的非正常的法币流动现象,这主要是由日本的策动引起的,另外也与大后方的经济处于弱势有关。在太平洋战争前,日本先以向中国大后方走私倾销货物等方式来获得法币,然后再到上海法币外汇市场套购法币外汇基金;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先是将从沦陷区收兑的大量法币,以高价诱购物责的方式驱逐到大后方,待此项法币用尽后,又设法换取法币,并随时用以抢购大后方物资。日本策动法币流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促使大后方的金融崩溃。但日本虽在抗战前期套购了大量法币外汇,在抗战后期诱购了大批大后方物资,它促使大后方金融崩溃的目标并未达到。这是因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得到了世界反法西斯盟国的金融援助和中国人民的支持,国民政府的对日物资战也配合了对日货币战。从根本上讲,摧毁中国的金融体系也超出了日本的国力。     

近年来日本侵华殖民教育史研究综述

日本侵华战争的八年,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非常独特而畸形的一页。占领军毁坏了中国沦陷区化教育的基础与设备,使中国的教育直到战后很长时间尚未完全恢复元气;侵华战争及其实施的殖民教育也给一代人的心灵造成了终身的创伤。本综述了近年来有关侵华殖民地教育史的研究概况,对一些代表作进行了介绍。     

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考论

1937年11月初,华北大部沦陷,沦陷区因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原因而遭受疾疫侵扰,沦陷区的公共卫生安全及日军日侨的生命健康受到严重威胁。日本华北方面军特务机关集同仁会、北支诊疗救护队等日本医疗团体之力,并通过操控华北日伪政权,开展以诊疗防疫为主的医疗"宣抚"工作,在华北沦陷区构成了南北覆盖、分区统筹的诊疗防疫网络。全面侵华初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的医疗"宣抚"活动是侵华日军医疗"宣抚"体系建立和实践的重要阶段,其根本目的在于"安抚"民心,稳定占领地秩序,保卫日军日侨生命健康,以确保日军在沦陷区的统治利益。     

《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

正卜正民著,潘敏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338页,29元沦陷区研究是抗战史研究中重要的一部分,近年来逐渐得到更多的关注。《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一书选取江南五城(嘉定、镇江、南京、上海、崇明)为例,主要考察了日本占领长江三角洲初期(1937年冬至1938年春夏),日方占领者和中国的"合作者"在建立县及县以下政权的过程中是如何互动的。该书把目光定格于沦陷区基层社会的实态,通过大批使用日本"宣抚班"职员的日记和报告,以及来自于困守家园的中国人的回忆录,力图展现沦陷区人民"通敌"与"抵抗"之外的其他行为     

中日战争爆发与天津的日本居留民

正前言1937年爆发的中日战争是一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日本本土自始至终没有成为直接的战场。而中国,不仅沦陷区与其周边地区,甚至整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影响。关于中日战争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以中国为视角和以日本为视角两大领域。以中国为视角的中日战争研究一直以分析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为中心。虽然也有从中国国民角度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