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西部农垦事业的发展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注重西部垦务：颁布《非常时期难民移垦规则》等垦荒政策和法令,成立垦务总局负责农垦事业,计划在西部的陕西、四川、广西诸省施行大规模垦殖。西部各省区也根据时局所需,制定了相应的农垦政策和措施。在国民政府的倡导下,西部农垦事业得到较快发展,以国营、省营、民营、屯垦四种形式次第展开,起到了救济难民、稳定社会、增加后方粮食供应、促进西部开发的积极作用。当然,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诸多缺陷和弊端。     

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 ,但欧战爆发后 ,国民政府并未欢欣鼓舞 ,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苏德的突然妥协出乎中国意料 ,国民政府不得不谨慎应对 ,并力图因势利导。已处于权力高峰的蒋介石 ,其对德宣战的主张和发表表态性宣言的设想 ,竟受阻于下属而未能实现。国民政府最高决策层内的谨慎由此可见一斑。从战略角度看 ,欧战对中国有利 ,但短时期内中国则面临更多困难和风险。苏芬战争爆发及苏联被国联开除后 ,中苏关系日渐疏远 ,中美关系则更为国民政府所重视。     

1931—1938:汉冶萍公司与国民政府关系述略

九一八事变至武汉抗战是国民政府与汉冶萍公司关系处理的一个特殊时期。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囿于对日外交的考量,长期对汉冶萍采取放任态度;抗战爆发后则断然实施强拆内迁。这一方面体现了国民政府履行了债权人角色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为加强战时经济统制,增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工业能力的一项重要举措。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大会作财政报告,汇报当前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同时也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其就任财政部长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对策。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在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时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孔祥熙向大会作财政报告,汇报当前国家财政金融状况,同时也全面回顾和总结了其就任财政部长后,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对策.     

教育部组织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及办理战区中小学教师登记经过概要

抗战爆发后,各战区流移后方的知识分子人数日增。为吸收并奖励知识分子参加战时工作,国民政府教育部在各战区组织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并颁布战区中小学教师登记办法。该概要及其附表反映了教育部办理战区中小学教师服务团经过及其工作概况。     

战时川康烟类专卖与战时财政（1942-1945）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大规模侵华战争。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全面抗战开始,中国举国进入战争状态。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的规模,从事更持久的战斗”。战争开始后,国民政府为了支持战争,积极致力于建立战时经济体制,在金融、财政、经济政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战时措施,战时专卖政策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本拟从战时烟类专卖政策切人,对国民政府的战时特殊财政政策做一浅略评述。     

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

抗日战争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和平解决的努力。在与日本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直接进行谈判的同时,并请其它国家出面调停,极力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其目的是争取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的侵略。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还设法争取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援。除了争取与美国建立政治、军事和经济合作及获得美国的财政和军事援助外,还向英国和法国求援。在此期间,苏联结予中国以很多援助,包括提供大量的借款,派遣大批军事顾问和技术人员,派遣空军帮助中国作战等。国民政府的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都是其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国民政府以和平途径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未能实现,但其对外求援对抗战起到了有利作用。     

论战时民营工厂内迁中的国民政府与企业主

全面抗战爆发后,组织民营工厂内迁是国民政府的重要政策。在这一政策执行过程中,明显呈现出政府与企业主之间的博弈。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及国民政府政策的变化,双方博弈表现出不同的态势,从而直接影响了各阶段民营工厂内迁的成效。     

交通银行创建的历史背景

交通银行根据奏定章程,在创建的第二年即1909年开始发行第一版银元券．至1942年7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统一发行办法》结束发行．在长达33年的发行史上,共发行银两券、铜元券、银元券、小银元券、辅币券、法币券计25个版别116种基本钞券．其中印有火车图案的钞券达67种之多。占58％。而经1931年行务会议确定的行徽上,主要图案正是火车头。解放前老百姓俗称交通银行为火车头银行．交行钞券为火车头票子。交通银行与铁路火车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交通银行的诞辰．正是结束路政改革的产物。     

重庆大轰炸下民众的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揭开了中国人民全面抗战的序幕。在淞沪会战失利、首都南京危急的严峻形势下,为统筹全局、长期抗战,国民政府于1937年11月20日公开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重庆成为抗战首都。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摧毁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造成巨大的战略恐慌,从1938年2月至1944年12月,侵华日军集中其陆军和海军的主要航空兵力,对战时     

抗战初期蒋介石与宋子文关系研究

1937年抗战爆发之初,宋子文虽然在国民政府财经部门中并无实职,但受蒋介石委托赴上海主持战时金融,在拟订实施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筹建四行联合办事机构和劝募公债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宋子文为董事长的中国银行根据蒋介石的指示为国民政府垫款和提供举借外债的担保,但宋子文的自主业务经营理念和蒋介石集中金融的政策时起矛盾。蒋介石经常起用宋子文承担重要财政军需任务,由于体制和人事的原因,却未给予宋子文任何实际职衔,这些也导致了战时国民政府财经决策和高层人际关系的复杂性。     

最会炒股的国民政府高官

高宗武(1905-1994)是抗战时期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本是国民政府的高官,青年时期,曾留学日本,深谙日本政情、国情,对日本问题的分析有着独到见解.后来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青睐,进入外交界工作,成为当时国民政府里面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别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但后来他追随汪精卫,并随汪赴上海参与“汪日密约”.     

太平洋战事前后国民政府救济难侨的活动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归国。国民政府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对归国难侨给予了积极的救济。在整个救济归国难侨的过程中,粤、闽、滇、桂等省在中央的指导与支持下,对于归国难侨、侨生以及国内的侨眷采取了积极的救济措施。太平洋战事爆发前后各地救济归国难侨的活动反映了政府在处理紧急事件方面开始有了一定的经验,同时也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共同抵御外侮的团结互助精神的集中体现。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救侨政策再检讨 ——以张天爵报告为考察起点

论文在梳理了1941—1942年紧急救侨工作概况的基础上,通过对时任广东侨务处处长张天爵的一份调查报告的解读,从政策学的角度分析了抗战期间(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的救侨政策中存在的问题。如信息发布滞后或不达;各地侨务局执行能力不足;国民政府机构权力交叉,责权不清,执行不力;国民政府侨务工作态度暧昧等。抗战爆发后,海外华侨的热情及其对祖国的支援,促使国民党对海外华侨给予重视,救侨政策在此背景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政策学上,公共政策不仅是一个决定,更是政府为了达到某一目标而采取的一系列活动,研究中需要对其进行全面并且连续的考察。     

试论抗战时期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

抗日战争爆发后 ,随着日军的疯狂进攻 ,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中心被迫西移。为保证后方货币资金的融通 ,支持战时财政 ,扶植战时经济 ,在建立战时金融管制体制的同时 ,大力发展西部地区金融业 ,已是国民政府实行战时财经政策的一个重要措施。研究抗战时期西部地区的金融业 ,对于了解战时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评价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一、抗战前西部地区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抗战以前 ,我国金融机构因东南、东北经济交通事业发达 ,大多云集沿海地区。至于西南西北各省 ,除少数重要城市设有分支行处外 ,其较偏僻之地尚少设立。 1 9…     

抗战期间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事业

抗战初期,由于国内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一些海外华侨将投资目光转向了一向被视为冷门的垦殖事业。他们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积极捐助或投资国内的垦殖业,为发展农业生产与安置难民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大批旅居南洋一带的侨胞为躲避战乱纷纷撤退回国。在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之下,国民政府在各地设立侨垦区与归侨村安置难侨,解决他们生产与生活方面的困难。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推动华侨与国内的垦殖业的发展具有吸引外资与安置归国难侨的双重作用,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此间中央政府侨务工作重心的演变过程。     

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

抗战初期大规模的厂矿内迁运动和战时后方地区工矿建设的勃兴,都与国民政府的工矿行政有密切关系.在战争状态下建立和运作的国民政府战时经济及工矿行政机构,根据国民政府制定的总体经济方针,参与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与战时工矿业相关的法规和措施,表现出若干带有时代特征的新气象,取得了比较明显成效,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政府在发展后方工矿业中的积极作用和主动精神.     

试论抗日战争时期国立东南联合大学的筹建

国立东南联合大学是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教育部为收留上海内撤的公私立大学学生而筹建的一所高校。由国立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兼任东南联大筹委会主任,先设校于浙江金华,第二次浙赣战争爆发后迁址福建建阳。浙赣战争爆发导致上海高校师生内迁交通阻断,1943年6月,教育部指令东南联大文、理、商三学院并入暨南大学,法学院与艺术专修科并入英士大学。东南联大虽未筹建成功,但在我国抗战时期高教史上仍烙下了深深的印记。     

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

全面抗战爆发以后,原有国家财政体制和中央税源遭到严重破坏,为强化中央财政集权,集中全国财力物力进行抗战,国民政府于1941年改革财政收支系统,原属省(市)地方财政收入的营业税由中央接收办理。中央接收营业税以后,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优化营业税征收制度,并在实践中取得显著成效,使之成为支持国家抗战财政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抗战时期中央对地方营业税的接收与改革实践表明,战时中央财政集权虽有悖于现代财政分权体制的发展趋势,但它却可能成为推动税收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