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1935年底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初是中英债务关系的重要时期。法币改革后英国因担忧日本反对,未能立即对华提供金融借款。此后英国对华经济政策有所转变,中英铁路借款的突破与出口信贷领域的交涉,推动了双方的金融借款谈判。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谈判中,中国答应英国所提多项条件,英国积极推动借款不受新四国银行团影响,但该借款因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而搁浅。这一时期的中英金融借款交涉为全面抗战时期中英达成多笔借款打下基础,但同时英国延续此前对华借款中的附加条件,以获取更多在华权益。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英广梅铁路借款交涉

1937年1月初起,中英之间就广梅铁路借款进行了半年左右的谈判交涉,在中国的坚持和英方的努力下,英国突破了新四国银行团关于对华借款问题的限制,得以单独对华贷款,但在中国把中央银行改组为中央准备银行和提供盐余担保等问题上,双方一度僵持。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双方均以更积极的态度推进谈判,对借款基本条件互相做出妥协,最终在7月30日签订了借款合同。广梅铁路借款虽因中日战事扩大未能在伦敦公开发行,但有关谈判交涉促进了战时中英财经合作的步伐。     

全面抗战前中日国交调整的力度与限度——以成都事件为视点的考察

1936年下半年发生在中日国交调整期间的成都事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日关系,但也为重启交涉创造了契机。交涉过程中,日本企图借成都事件一揽子解决以往的各项悬案,从而导致外交谈判的重点出现偏移,谈判的目标由解决具体事件转为全面调整国交。由于双方分歧过大,交涉难以进行,最终谈判被迫退回到“就事论事”的层面,有限度地解决了成都事件。“蓉案”引发的中日交涉,表明了全面抗战爆发前中日两国调整关系的意愿,但由于双方存在明显分歧,国交调整所取得的成果有限。     

中日关于济案的交涉及其“解决”

济南惨案发生后 ,国民政府迫使日本将济案转入外交交涉 ,中日两国先后在南京、上海进行了近十次谈判 ,最终在秘密谈判中达成了“解决”的协议。中方以诸多的保证措施、甚至以承认北京政府时期日本在山东的权益和不平等条约为条件 ,换取了日本的撤兵 ,济案本质上并未“解决”。国民政府在济案交涉中的妥协 ,使其“革命外交”黯然失色 ,从一定意义上说 ,九一八以后的对日政策 ,实即肇端于济案交涉。     

唐廷枢:中国近代工商业先驱

正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初步大规模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是近代中国工业化的开端,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唐廷枢是洋务运动积极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他大胆改革,务实创新,为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近代中国船舶史、矿业史、保险史、工商业史、铁路史、水泥史、西方对华贸易史等方面,唐廷枢均赫赫有名。他创造了中国多个第一:中国企业第一次并购外企——轮船招商局并购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创办中国第一家民族保险公司——保险招商局,创建中国内地第一     

略论福建近代轮船航运业

福建是我国近代较早兴办轮船航运业的省份。清朝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上海成立的"轮船招商局",标志着中国民族航运业由木帆船时代进入轮船时代。它是在与外国轮运侵略势力的竞争中,逐渐发展起来。轮船招商局经营的航线扩展到我省,促进了我省轮船航运业的兴盛。随着福建船政局的创办和闽台两地经济交往的加强,我省轮船航运业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并位居全国省区前列。     

清末民初轮船招商局组织概况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官僚在兴办以“自强”为中心的军事工业的同时,也开始创办若干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性企业。这一显著变化,颇引起世人的关注。这种新式的近代民用企业,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以前,约有二十个,而以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在上海开办的轮船招商局为其发端。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我国第一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清末洋务运动中我国设立的规模最大的民用性企业。该局从清同治年间创立起到1949年大陆解放止,存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在我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尤其是航运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现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他有关资料,将1927年国民党政府统治前该局的组织沿革情况,作一简要的介绍(国民党统治时期该     

体制左右航向:从轮船招商局看晚清政商关系

晚清轮船招商局作为我国民族航运的先驱,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速度,为我国对外贸易、养殖农业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然而由于轮船招商局所处的那个时期具有较强的约束性,所以使得轮船招商局由原来的"商事商办"转变为"商事官办",因而大大降低了轮船招商局的发展速度。     

1919年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交涉

1919年中英就西藏问题进行了交涉。北京政府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新建议。英国希望迅速解决西藏问题 ,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内地分界线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但北京政府突然中断谈判使其感觉受到了愚弄 ,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日本干预西藏问题的谈判 ,遭到英国的强烈反对。北京政府采取“拖延”谈判的策略 ,对英交涉的立场也越来越强硬 ,最终挫败了英国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侵犯中国主权的图谋。     

郑观应与轮船招商局

正郑观应是中国近代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而轮船招商局则是当时中国航运业的翘楚。本文主要揭示郑观应在轮船招商局任职期间对于外资企业、外国管理与技术的态度与对策。一郑观应在进轮船招商局之前,就已经从外资企业那里积累了不少相关企业管理与商战的经验。1859年,郑观应通过他的姻亲曾寄圃和世交徐钰亭、徐润等人的关系,被介绍到当时第一流大洋行——上海宝顺洋行工作。1873年太古洋行创办     

借款可以救国?——郑孝胥铁路外债观述评

内政与外交、外交与外债联为一体,互联互动,是近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外债的这种特征,使策略性、功利性运用民族主义成为可能。借债救国论源于东北铁路外债交涉,其最初是指厚集洋债,实现均势。在清末宪政运动中,它又延伸到内政方面,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舆论推动力量,并构成了干线国有政策的促动因素。郑孝胥在其间发挥了独特作用。近代铁路外债观的功能异化、内涵的多质化及其政治化倾向在其身上达到了极致。他的经历与思想充分展现了近代中国在利用外资与维持民族利益之间的两难选择,也显示了立宪派的政治性格。     

晚清铁路外债观初探——以芦汉铁路为中心

在晚清铁路外债举借过程中,洋务官员逐步有了成型的、带有明显思想倾向的外债观,芦汉比国债款交涉是典型的蓝本。其核心是在依赖心理驱动下生成路权与债权交换的主导思想。在体现外资合理性的同时,也暴露出排斥商股、模糊抵押权限、利用外资形式偏执等诸多偏差,表现出近代国人在利用外资上排拒与依赖并存的矛盾心态。     

论梁启超近代国家思想提出的内在逻辑——以《清议报》为中心

梁启超刊发于《清议报》的大量文、论,清楚展现了他提出近代国家思想的内在逻辑。戊戌政变发生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效申包胥之哭”,乞师日英,终以失败告终。以此为契机,梁启超开始关注日英对华政策,充分认识到保全即瓜分的本质。而后,他以西方的近代国家思想为理论基础,果断提出依靠国民实现国家独立的全新命题,《清议报》遂成为梁启超输入并阐发近代国家思想的园地。但作为“康党”的“机关报”,《清议报》同时并存着保皇尊王与依靠国民两条不无紧张的独立路径,这既是其“党报”性质使然,也显示出该报的过渡特征。     

左宗棠外债观探析

左宗棠是中国早期大举外债之第一人.在西征借款的过程中,他逐步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外债观.左宗棠的外债观有三个基本内涵:举债应急以巩固塞防,以外债弥补传统政体的缺陷,初具国债观念的雏形.     

中日两国近代化殊途探因

日本和中国一样,都是被动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不同的是,日本的戊辰革命扫除了腐朽势力,以全新的面貌励精图治,奋发求强,迅速崛起;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虽然冲击了腐朽统治,但没能建立新的革命政权,只是促使清统治集团改组,旧势力仍很强大,对洋务运动投入有限,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可以说,明治日本发展速度快于晚清中国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革命。     

我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的三次高潮

在中日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如果把中日文化交流分成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大时代,那么中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出现了三次高潮,每次高潮时期双方的文化交流的内容、方式都有着自己的特色,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页。本文探讨中国东北与日本文化交流的历史和特点,分析它对中日两国文化思想的进步产生的影响以及和政治经济发展的关系。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形成与撤废

领事裁判权问题是近代以来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1927年1月,美国出于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定通过谈判途径“尽快”解除美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但因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无确定对象,加之中国政局动荡,致使美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立场有所动摇。1928年中美签订新关税条约后,在中方的坚持下,中美开始就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其间,美国采取拖延、推委战术,致使谈判久拖不决。‘‘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发生突变,中美长达三年之久的谈判因之被迫中断,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被搁置一边。     

清末中朝日"间岛问题"交涉之原委

所谓“间岛”,位于图们江以北,自古属中国领土,然其地名为朝鲜人所造,我国无其名。1712年中朝勘立定界碑之后,围绕“间岛”归属间题,朝方不断挑起事端,成了清末中朝两国边界谈判的一个焦点。20世纪初日本接制朝鲜的军事和外交权之后,“间岛”问题被日帝所利用,成为其攫取满蒙许多权益的交易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与日交涉中步步退让,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换取了日帝对“间岛”是中国领土的最终承认。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民国时期安徽裕繁公司与日本的债务纠纷

安徽繁昌裕繁铁矿公司从营业之初,即开始不断依靠日本提供的售砂借款进行生产运营,并与日本结成复杂的债务关系.日本通过提供贷款,大量掠夺安徽的铁矿资源.债务纠纷不断成为安徽近代铁矿业发展中的重要特点,也制约了安徽借助资源优势发展实业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