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月选掣签制度考论

明代吏部尚书孙丕扬行掣签授官之法,用于官员铨选之中,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吏部铨选制度的不足。清代在文官月选中沿袭掣签授官,并成为定制,掣签的时间、地点、对象与明代相比发生一定的变化,且为了防弊,增加了监察官员监掣、九卿验看、皇帝引见等一系列措施。为了能使人地相宜,清代又制定题补等其他选任方式,以补掣签授官之不足。掣签授官制度虽保证吏部掌握部分中下级外官选任的权力,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选官的公平,但却与量才授官、人地相宜的用人原则存在本质矛盾。     

唐后期诸司与州县差役纠纷探析

唐后期直属中央的诸司侵凌州县、影占差役人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新旧赋役体系交替和行政体制转轨背景下相关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两税法推行后,诸司吏役不再由计司与州县统筹调配,而是自行选补。由于使职差遣体制下诸司地位高于州县和二者在政务运行中关联不足等体制、机制问题,诸司选补吏役时多影占州县人户。为惩此弊,朝廷将由君相审核的挟名敕机制引入诸司吏役选补流程中,并在大赦文中多次申明。五代宋初,朝廷逐步调整诸司与州县的关系,落实吏役选补“不碍州县色役”“候州县回文”等原则,明确州县在差役事务上的统筹权。与此同时,加强对诸司吏役定额的管理。《天圣赋役令》等相关令典确立了“户”作为差役的计征单位,除官户外的所有人户都是州县差役承担者的原则。诸司与州县的差役纠纷现象由此消解。以上复线的历史过程,是唐宋之际以两税制度为核心的赋役体系演进的重要内容。     

试论唐五代内职诸使的等级化

在宦官政治发达的形势下,唐代的内职诸使制度不断发展。唐代的内职诸使具有使职的特色,除处于最高级别的枢密使和宣徽使,其他内职诸使之间没有形成明确的高下等级关系。至五代,内职诸使之间逐渐形成明确的高下关系,并且随制度的发展更加严密化、系统化。在整个五代的变化过程中,以后晋为界限,前后王朝内职诸使的等级化现象呈现出不同的趋向。后晋之前主要以职务为主,后晋之后则主要以职阶为主。这种变化与整体内职诸使制度的外官化发展存在互动关系,因而体现于内职诸使的外官化过程之中。     

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

宋代武官选任制度初探苗书梅宋代官员的寄禄官阶分为文、武两大类,虽然有些武阶官可以担任州县差遣,高级文臣如范仲淹等也可以担任统兵帅臣,但两大官阶系统是不能轻易互换的,其铨选机构有严格区分,其来源也各不相同。宋代武臣的主要来源有荫补、武举、吏职流外入仕、...     

唐代前期铨选制度的演进

唐代前期统计技术在铨选制度中的应用,对于整个制度的演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新获吐鲁番文书《唐调露二年东都尚书吏部符》,是唐代前期铨选制度发展的重要文献,可能标志着全国范围内常规性阙员统计的变革。通过对该文书体现的阙员统计环节的研究,可进而探讨与之密切相关的选人冬集与阙员比例的均衡问题,及用以调整这一比例的选格的产生过程和其在计帐制度中的产生根源。     

论科举制选官的利和弊

唐代时科举制选官,除了五品以上的高官由皇帝任命外,一般六品以下的官员皆由吏部按照规定选补。凡经考试、捐纳或原官起复具有资格的人,均须到京师长安听候铨选。候选者按铨选标准经过考核,优者授职迁官,劣者停职滞留。铨选标准有四,或称“四才”:“一曰身,体貌丰伟;二     

清末四川乡职身份良贱之两歧——以团保首人为重点

清代对乡里首人亦即乡职的身份有制度规定。乡职是"役",在良贱之间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导致其易于滑向贱役,染上"贱"的色彩。出于免役、防弊等考虑,政府不令绅士出任乡职。清末,团练、保甲等组织成为总括性的乡里行政枢纽,首人成为职能融混的乡里负责群体。四川推行了提升首人身份待遇的改革,但并未奏效,而是使得乡职群体的身份处于良贱两歧的状态。基于社会政治的身份语境,绅民有明确的身份意识,对乡职处于迎拒之间。     

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以《参天台五台山记》为中心之考察

今存记录宋代典章制度之正史和政书等典籍,对宋朝接待外国使客制度之记载多有不详,但日僧成寻之《参天台五台山记》却详细记录了他以使臣身份受到宋朝政府之正规接待,享受引伴、护送、朝觐,及官方提供之交通工具与食宿等待遇情况。通过梳理《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宋朝政府对成寻一行之接待情况,并与其他文献之相关记载互作印证,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到宋朝对外国使客接待制度之内容。宋朝对外国使客的接待制度,不仅体现出宋朝政治制度中分工细致、多机构相互合作与牵制,并严格按照行政规则办事之特点,而且亦反映出宋朝发展对日本等国交往关系之积极态度及其整个外交政策之复杂性。     

北宋加役流新探

加役流作为北宋刑法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北宋刑罚体系中有其特殊性。本文分析了北宋加役流的特点与功能 ,并在揭示加役流刑弊端基础之上 ,探讨了北宋统治者为此采取的若干对策。     

论清代的举人拣选与入仕

清朝入关后，在承袭明制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订立了集拣选资格、挑选程序、入仕范围和补缺班次为一体的举人拣选制度。后因仕途壅滞，清政府又对该制度进行变通：一是在制度框架内，增加截取和验看环节，经吏部月选，授官知县和教职，使拣选的内涵和外延发生变化；二是变革制度章程，改吏部铨选为分发试用，遇有缺出，由督抚题补，致举人大挑出现、定制。但受环境制约，制度变通只能在固有体制内进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仕途壅滞的困局。时间一长，数量庞大的待缺官员、吏部频繁的截取行为和拣选举人无人拟选的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慢慢消磨了官场的朝气，使清王朝统治渐渐走向终点。     

谈宋初之"欲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

有关宋太祖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以及“宰相须用读书人”的说法,于宋初国家走向文治的导向意义,为历来的治史者和读史者着意阐发。对于与此导向相关的一些说法,我们既要注意其话语,又须把握其寓意;既要注意其说法,又须观察其做法,方能将层层包裹的解释与史实本身剥离开来。事实上,宋初国家政治秩序建设中“文治”导向的确立经历了曲折反复的渐变过程。     

《大唐新语》佚文辨证

本对中华书局《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大唐新语》所辑佚加以辨证,考证其时代与《大唐新语》成书年代不合,属于误辑。     

明清学者论《旧唐书》署名问题辨正

《旧唐书》成书时,刘昫刚任"监修宰臣",于是《旧唐书》也就署名为"刘昫等纂"。不过这并非刘有意掠人之美为己有,而是当时的官方修史制度使然。明代中期以后,一些著名学者对《旧唐书》的这一署名形式产生了种种疑问,涉及到欧阳修的史德、刘昫对《旧唐书》编撰的贡献,以及《旧唐书》编修过程中的其他一些问题。但考察唐朝五代时期官方史学的发展实际可知,这些学者的论述皆有粗疏陋略乃至根本错误的地方,刘对《旧唐书》的编撰成功,起到了他作为第三任监修官的应有作用,《旧唐书》的署名形式并不存在任何问题。"刘"这一名称,已经不再只是代表他个人,而实际上成了《旧唐书》纂修队伍集体力量的代名词,成了《旧唐书》的代名词。对中国古代其他官修史书的署名情况,也必须作如是观,才不致被迷惑。     

论岭南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

龙母信仰是岭南地方特色的水神崇拜,早在先秦时龙母已产生于西江岸旁的悦城,汉晋南朝民间崇拜持续,唐宋以后,在封建统治者的封敕和信徒的拥戴下,龙母信仰地域不断扩展,形成了以西江为中心,且随移民、官商等的迁移和交流,跳越式在江西、四川出现零星分布的特征。这一信仰不但形成了与岭南其他水神不同的地域特色,且保留有岭南祖先崇拜的印痕。而龙母信仰的地域扩展,与岭南俗信鬼神,朝廷推崇,民间信仰的地方性与官方正统性相结合,也与流动官员、士商和移民等集团的推动等密切相关。     

西汉郡国并行论

汉初开国皇帝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综周秦之分封与郡县为一体,在地方上推行郡县、封国并行的行政体制,制定了一系列对封国控放适度的政策,使封国在维护国家政权、促进经济恢复、发展中发挥了屏藩枝辅的作用。吴楚七国之乱平定后,景、武及后世诸帝不断削弱封国,强大郡县,使汉初郡国并行制演变为单一的郡县制,汉政权因此失去了地方藩护力量。因而,导致了王氏外戚篡权。     

刘知几《史通》与明代史学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以后 ,在唐宋两代均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明代中期以后 ,学者们开始注意这部著作 ,在对刘知几及《史通》发表毁誉兼存的评论的同时 ,对《史通》的整理与评注也逐渐展开 ,出现了陆深《史通会要》 ,李维桢、郭延年《史通评释》、王维俭《史通训诂》等著作 ,这使《史通》在明代中后期得以普遍传行 ,在其影响下 ,出现了与之相似的评史文章 ,对明代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京江宁出土刘宋罗氏家族买地券研究——南徐州侨民与晋宋之际的建康社会

南京江宁出土的刘宋罗健夫妇、罗道训三方买地券,为研究六朝建康社会的历史变迁图景,提供了第一手资料。通过释读、考证券文可知,罗健与罗道训为父子关系,其原为堂邑郡高山县人,后南渡过江,著籍南徐州南彭城郡。东晋末年,罗氏父子追随刘裕代晋建宋,活跃于刘宋政治中,由此迁居建康周边,买地营葬。罗氏家族的活动是晋宋之际建康周边社会变动的缩影。     

殷周“冢宰”辅相说与宰官源流考

先秦典籍屡见"冢宰"类于后世宰相为君主最高辅相的记载。近代以来,学者中虽有力主冢宰辅相说可信者,然终以否定论为主流。究其实际,宰本是上古贵族家内职役,多与饮食有关,殷商时已成为职官,至周代演变为各级贵族的家务总管,掌财用为其常职,进而发展为君主的最高辅相。春秋以降,随着权力结构的变迁,文献彝铭中的宰官职权在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呈现出复杂有别的面貌,但冢宰或太宰在殷周曾为君王最高辅相的历史之迹依然有端倪可寻。伊尹、周公以宰职摄政之故典和上古封建政体所决定的周代家国同构的王朝政权组织应是宰职演变为君主最高辅相的根因,亦是中国古代将宰相名号制度溯源至"冢宰"的缘由所在。     

清末北京警察的设立和成效分析

清朝末年,随着政治形势、城市社会环境、舆论宣传环境和治安状况的发展,原有的维护北京城市社会秩序的政府机构已不能应对当时复杂的局面。在各种背景下,北京警察应运而生。在清末十年短暂的发展中,北京警察机构和功能逐渐完善,对北京社会秩序和城市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