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绒藏区的民居

在四川西南部,沿大渡河、岷江上游丛山峻岭地带和金沙江下游地区,今属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大部农区和甘孜藏族自治州东北部地区,以及凉山州、雅安地区和成都市的都江堰市部分地区,共十九个县,十五万多平方公里面积,古属“西番十八番王”地域。自明代以来其地分封土司,先后册封设置了十八个土司。大金川东岸广法寺的碑中记载,该寺管理这十八土司的政教     

明代水西安氏土司与周边土司关系研究

水西土司地处贵州西北部,作为西南地区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在明代达到最盛。明代水西土司与周边的播州土司、水东土司等之间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政治地位和资源的争夺。在中央王朝的调控下,水西土司获得了更高的政治地位。研究水西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对于更好地研究贵州地区民族关系有重要的意义。     

忻城土司世袭制度的形成与衰亡

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为巩固华夏边陲和笼络边疆少数民族,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实施“以夷治夷”、“以蛮治蛮”的政策,土司制度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体现。实施土司制度的少数民族地区有西北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等。土司按其民族的不同有土族土司、彝族土司、土家族土司、苗族土司、壮族土司等。研究少数民族土司制度,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历史有所了解,才能更好地鉴往知来,借古鉴今。     

清代甘青藏区建制及社会研究

本文首先对清朝于雍正二年平定罗卜藏丹津之乱后,在明朝的基础上,重新在青海、甘肃藏区设置的土司制的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并对其特点和流変进行探索,其次,将甘青藏区划分为七个大的区域,即河北西宁府所辖地区(包括附郭西宁县、碾伯县和大通卫等)、西宁办事大臣所辖玉树地区、河南贵德、循化厅所辖地区、青海湖地区、凉州平番县(庄浪卫)地区、大夏河以拉卜楞寺为中心地区及洮河流域以卓尼杨土司为中心的地区,较为详确地列出清代甘青藏区藏族的分布、人口及经济类型。在此基础上探讨甘青藏区的社会组织,并划分为三种类型,即居于城镇、营汎或附近,主要从事农业和半农半牧生产的藏族社会组织;居地离城镇、营汎较远,以游牧为生的藏族社会组织,以及以大寺院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藏族社会组织。     

明代西南土司朝贡初探

朝贡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就土司制度的渊源、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的具体情况及土司朝贡带来的影响等方面对明代西南土司朝贡的基本内容进行了简要的说明。     

民和冶土司与冶娃回族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封建王朝对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统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由中央政府册封各族首领世袭官职,充当地方政权机构长官.所以,确切地说,土司一词,系指制度名称,并非官职. 青海地区的土司,部分始于元代,正式受封于明代,多为明代西宁卫所的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等官,到了清初又归附了清朝.清朝政府仍然就其原职授为土司.据有关史料记载,青海地区共有土司19家,其中回族土司只有一家,即民和冶土司.本文就有关民和冶土司的由来以及冶土司与青海(中国)冶姓回族的族源关系作一探讨.     

金筑土司家族族属考

金筑安抚司是明代黔中地区势力较强、影响较大的土司之一,明末申请“改土归流”。对此,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进行过探讨,但对该土司的族属问题尚少有人作过专题论述。本文拟从文献所载该土司各代任安抚的人名和辖地的民族成份及《金氏家谱》等情况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从各方面情况看来,我们认定金筑安抚司家族的族属是苗族。因此,史学界一些同志认为“明代苗族无土司”的结论显然是根     

民国时期甘肃改土归流后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

民国时期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使土司辖地被纳入与内地一致的省县体系当中.这一过程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同时,也激化了新的土司辖地的归属纠纷,促使甘肃省政府展开界务调整,但实际勘划并不完全与相关勘界法规相符.狄道赵土司辖地乔家沟以耕种土地租户的籍贯为标准而划归渭源;河州何土司辖地何家堡则在甘青省界调整的过程中被划归永靖;卓尼...     

老司城考古二十年

据清代《永顺县志》记载,土司彭福石宠于南宋绍兴五年(1135年)袭职后,迁其治于灵溪之福石山,即今老司城。老司城出于军事上的目的而建,借自然环境构成了坚固的防御,环绕着城址,又有一系列险峻的军事关隘和防御设施。城址包括生活区、衙署区、街道区、墓葬区、宗教区、苑墅区等几个部分。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老司城生活区城墙修建于明代早期,衙署区及老司城周边的大量相关建筑也大多修建于明代。从已发掘的紫金山墓葬和周边墓葬看,年代最早的是明代土司彭显英夫人墓。老司城周边石刻题铭的年代则主要集中在明代弘治、正德、嘉靖年间。     

略论贵州“改土归流”的特点

土司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宋元以来,开始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设置土官。明代对土司的承袭、进贡、赋税、均徭、差发、供输、征调、奖惩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形成了一套颇为完整的制度。土司制是当时封建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又是统治少数民族的特殊地方政权。封建王朝建立土司制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比较落后,文化习俗有很大差异,又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隔阂,而且少数民族大多居住在边远地区,封建王朝的     

甘肃省永登县连城鲁土司属寺壁画的科学分析和时代研究

本项研究主要是运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和共聚焦显微激光拉曼光谱技术,分析了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中的妙因寺、感恩寺和雷坛中的部分壁画。分析结果表明感恩寺和雷坛壁画基本保持了明代最初的绘制风格和内容。其中感恩寺主要壁画的绘画颜料和工艺特点鲜明,表明绘制该壁画的画工不同于绘制鲁土司属寺其他壁画的工匠;妙因寺万岁殿壁画存在后期改动和重绘的情况,其中万岁殿外回廊壁画主要部分的最初绘制时间要早于万岁殿大殿内壁画的最后绘制时间;而妙因寺塔尔殿壁画则绘制于19世纪后期。     

清代至民国甘青宁地区农牧经济消长与生态变迁

清代至民国时期甘青宁地区农牧交界带农耕和游牧民族因生存而争夺“草场和耕地资源”,此消彼涨的纷争和一些不适当的经济活动,一方面弱化了这里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使人居自然环境质量下降,生态失衡加重。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矛盾,乃至武装冲突事件,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     

清前期“版图”概念考析

清朝前期,作为核心疆土界定概念的"版图",并非如学界普遍认为的系指王朝直接控制的地区。其时,"版图"的内涵、外延尚无清晰的界定,国人对土司地区、台湾生番之地、重要属国的定位多有歧见。乾隆朝以前,清人中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版图"包括行省地区(不含台湾生番之地和土司地区)、东北三将军辖区、诸藩部。乾隆朝起,土司地区亦多被视为"版图"。清人对"版图"的认定,标准有异,但基本以纳贡为底线。自根本上言,"版图"概念的模糊性,是天下主义影响下的产物;而其维系,得益于清朝在中华世界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的秦腔文化起源与扩散

秦腔起源于古代陕甘一带民间歌舞,流行于陕、甘、青、宁、新等地。本文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采用文化扩散和整合的思维着重分析了秦腔文化形成的自然地理与社会原因,系统探讨了不同时期和地区秦腔文化的扩散类型、传播路径与整合特征。结果认为,秦腔文化扩散的主要方式是人口迁移与艺人游走,特点是多级化。秦腔文化景观反映当地发展史,是多种地域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产物,传播时的屏障作用具有正负双重影响。未来秦腔文化的发展要根植于群众并植入现代元素,以实现秦腔文化新的繁荣。     

中国历史战场地域分布及其对区域发展的影响

战争的发生通常与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场的地理分布也表现出一定的规律性。从秦到清两千余年间,战争频繁,战场遍布全国。内部战争主要分布在黄河流域和长江以北的河南、陕西、江苏、山东、山西、安徽等省;外部战争中心则位于甘肃、河北、陕西、河南、新疆、辽宁和青海等三北地区。战场的地域分布对区域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穆天子传》地域范围试析

本文根据《穆天子传》中所描述地理景观特点、人文与物产等方面论证了该书所记述的周穆王西征的地域范围主要为西北的河套以西、黄河上游、河西走廊和新疆地区。     

中国早期青铜器的起源与传播

中原地区虽然从新石器时代就零星地发现青铜器残片,但青铜文化真正兴起则到了公元前2千纪的前半叶,中国北方早期青铜文化发生的时代晚于中原地区。相比之下,新疆地区则在公元前3千纪末开始,就出现了发达青铜器群;甘青地区青铜器群出现的年代也早于中原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新的发现与研究表明,中国早期青铜器有从西北向中原内地和中国北方地区传播的趋势。这些发现大大拓宽了中国早期青铜器起源与传播研究的视野。     

甘川青交接民族区域城镇体系的基本特征及背景分析

甘川青交接区域由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多元民族、文化、宗教、经济构成及其历史演变的内陆性约束,致使其城镇发育滞缓。城镇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外部中央行政建制,就单个城镇而言,民族宗教文化与民族贸易的亲合关系和响应力,是城镇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特定的地理环境决定着人地关系和人居模式。城镇分布的离散性和差异性显著,并以文脉为纽带进行着区内城镇空间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