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兼评以销量推算产量的方法

黔铅的开发与清代国家铸币及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在清代矿业生产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考证其产量和销量是研究黔铅地位、作用及其影响的前提。本文以清代档案中黔铅矿厂年度奏销数据为基础,考证清代不同时期黔铅的产量与销量,并对清代矿产量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检讨,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的研究。     

清代云贵地区的矿务管理与地方行政——以厂员、店员、运员为中心

以往研究对于清代滇铜黔铅开发与云贵地方行政、边疆治理之间的关系缺乏应有的关注。本文从矿务管理者(即充任厂员、店员、运员的云贵地方官)切入,分析清代滇铜黔铅矿务管理与云贵地方行政之间的关系,探讨清代矿务管理对地方行政的作用与影响,以期全面认识清代滇铜黔铅开发。     

清代京运铜铅打捞与水摸研究

清代滇铜、黔铅京运过程中的沉铜、沉铅事件大多发生在四川泸州以东的长江和大运河沿线,特别是在重庆巴县到宜昌府的川江险滩之上。如果发生铜船或铅船沉没铜铅沉失,原则上完全由运员负责打捞和赔补,同时负责的运员和地方官会面临一系列惩罚,在制度层面上是相当严格的。清代专门列出了京铜转运过程中的各滩难险程度,形成滩次,不同的难险程度相应有不同的赔付办法。从各地捞获的数量来看,在大运河、长江中下游的捞获比例较大,而在重庆以东的长江三峡一线捞获的比例最小。从铜铅捞获比例来看,铅的打捞比例相对较高。由于地方官与运员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地方官会尽力为运员沉铜、沉铅事件开脱。清政府为了不影响地方官和运员承运的积极性,在要求运员和地方官严格赔付、缉拿水摸盗铜案件的同时,经常豁免一些沉铜、沉铅赔付。清代水摸是一种纯粹的商业性职业,主要是临时接受运员和地方官的雇用打捞。水摸多数由桡夫水手兼职。在滇铜、黔铅的转运过程中,偷盗沉铜、沉铅相当频繁,社会上对偷捞沉铜、沉铅现象见惯不惊。在清代的技术背景和社会风尚下,这样庞大的转运工程难以完善,地方官员往往力保运员,而朝廷不断豁免沉铜、沉铅来寻求社会运行的平衡,制度设计层面与实际运行层面存在较大差距。     

莫友芝《黔诗纪略》简论

本文对莫友芝首次在《黔诗纪略》中关于明代黔诗发展史及其艺术成就的观点进行研究论析,认为明代黔诗为清代黔诗在中国诗歌史上取得辉煌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前期贵州大定府铅的产量与运销

矿业深刻地影响着清王朝的货币与军器制造,以及西部民族地区的开发,成为康乾盛世的表征之一。当时矿业的成就,主要表现在铜与铅的开采和冶炼上。本文探讨清代最重要的铅产基地——贵州大定府的铅的产量、分配与运销,以期揭示偏僻的西南一隅在改土归流之后是如何影响到整个王朝国家的。     

赤水河开通与京铅

京铅,一般泛指清代各产铅之地运往北京铸造铜钱的铅。古代贵州西北部的毕节、威宁、水城等地盛产铅,由于地处乌蒙山脉,属云贵高原腹地,山高且险,交通不便,大小货物运输全靠人背马驮。因此,当时产于黔西北的铅要往北京城,只能靠人工陆运至四川永宁(今四川省叙永县)装船,顺永宁河水运至长江边再集运至北京。陆路艰险崎岖,人力搬运量小,路途甚远,因而运费很高。对于长期以来军政费用依靠川、鄂、湘等省协济的贵州来说,是一个较大的负担。     

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

清代前期,封建王朝针对贵州地方特点制定并推行了一系列政策,从而使中央政府对贵州地方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在有清一代堪称中央政权强化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统治成功之典范。这是近年来清史研究中重要课题之一。笔者拟就清代前期治黔政策对贵州经济发展的影响,谈点自己的看法并略加评价。     

雍正朝货币制度改革的背景、内容和意义

雍正皇帝即位后,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其中,铸币制度的改革是其经济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于当时的铸币制度改革,有人撰文认为,雍正皇帝即位后,“仍然按照康熙在位时的金属成分比例,即铜五铅五铸钱。但不久,户部云贵主事孙嘉淦上了一个条陈,力主改变新铜钱的金属成分比例,主张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最后雍正皇帝采纳了孙嘉淦的建议,变铜五铅五为铜四铅六。”①这一提法与历史事实不符。纵观雍正帝的货币制度改革,其改革的内容较为丰富,包括减轻钱文铸重、降低铸钱原料中铜铅价格、用滇铜、黔铅代替洋铜、倭铅等等。改…     

实征、定额与奏销:清代云南矿税研究

清代云南矿业在中国矿业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而矿税是研究矿业规模和矿业管理的重要依据,故清代云南矿税问题是清代矿业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大多直接引用文献中的矿课数据,并未追究其来源和内涵,甚至以定额替代实征。因此,本文在分析清代云南矿税来源与内涵的基础上,借助清代奏销档案,推算清代云南全省实征矿税银数量,并对其变化和原因进行分析,以期推进清代矿业研究。     

锭中佛缘——川锭＂汉嘉凌云＂考

清代各省银锭中,以四川银锭铭文最为丰富多彩,版式繁复。银锭作为清代政府赋税收入、财政开支和商业流通的主要货币,川锭的铭文展现的历史人文信息脱离不了商号、银号（匠）、帝号、年号、地名、税种（用途）、征税机构等范畴,即便有如“国宝源流”、“裕国通商”等特殊意义的铭文,也与商贸交易、财货流通存在着密切关系。     

“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家藏御瓷

贵州省博物馆珍藏的“尘定轩”斗彩山水人物盖碗,是皇家赐予清代黔籍名宦石赞清的一件御瓷。本文通过对斗彩瓷发展史的介绍,以及这件后朝仿前朝型制瓷器的价值评述,说明它是反映清代道光时期景德镇御窑瓷器生产状况的一件难得的实物佐证。     

Returned Diplomats,French Engineers,and the Qingxi Ironworks: Self-Strengthening and Self-Representation in the Late Qing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history of the Qingxi Ironworks in late Qing Guizhou. Instead of focusing on state-centered industrialization or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Qing mining and coal enterprises,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individual ambitions and identity construction of two returned diplomats—Chen Jitong and Chen Mingyuan—who sought to claim authority over a mining interest in China’s southwest interior. By leveraging their knowledge of the West to serve as intermediaries between state and foreign commercial interests, these cosmopolitan yet marginalized elites sought to convert their foreign expertise and avowed commitment to “self-strengthening” into new form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capital. An examination of the personal networks and written accounts surrounding their entrepreneurial ventures sheds light on the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experienced by a generation of “foreign affairs” experts in repositioning themselves within the transforming Qing polity through particip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projects.     

试论明至清前期黔中城镇的发展与特点

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重点,多集中在中原、江南、口岸等城市,不关注西部民族地区城镇的历史状况,因此很难形成对中国城市发展起源、类型、特征总体的科学总结。笔者在日常文化遗产调研的业务工作中,发现贵州城镇中保留下来可供我们作为文化遗产观察、分析和研究的古代城市建筑物、街区、城垣等遗产已所剩不多,而究其原因是因为人们对城市发展的历史,对城镇历史遗物的文化价值、社会意义所知甚少。本文拟就明至清前期黔中地区的城镇发展史做一点粗浅论述,以引起专家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薄如纸 花似生 “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中的十二月花卉杯

继2009年10月至2010年1月成功举办＂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之后,2011年10月3日至2012年1月3日,在台北故宫将隆重推出＂康熙大帝与太阳王路易十四特展＂。本次展览继续以台北故宫、北京故宫提供的展品为主,另有法国凡尔赛宫博物馆、卢浮宫博物馆以及沈阳故宫博物院、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尔雅集韵》”条辩证

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著录黄彭年撰《尔雅集韵》一书。而追索《艺文志》著录的史源,并取其他史料相印证,推寻其致误的原因,证明黄彭年曾批校《尔雅》《集韵》二书,但并未撰《尔雅集韵》一书。此外,又据各家书目题跋,梳理了黄彭年批校《集韵》的经过及其批校本流传情况。     

清代四川客长制研究

随着清初大量外省移民进入四川,客长这一具有移民社会特质的地方基层管理人员便在四川城乡各地出现。通过对客长的任免程序、功能及其与保甲制关系的考察发现,在面对移民占人口比例绝大多数的"非常态"社会中,清地方政府从具体的实际出发,将民间自发的管理方式纳入官方既有的管理体制之中,既强化了对地方的监管,又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地方的稳定。     

“大错和尚”钱邦芑

钱邦芑是明末清初的诗文家和学者,曾在永历王朝做官,隐居在贵州余庆县的蒲村,在这里创建他山景区,筑堤为湖。据守贵阳的“秦王”孙可望逼他出山任职,他祝发为僧,自号大错和尚。后流寓云南和湖湘。生平坎坷,著述颇丰,成为一代高僧。     

凌惕安与《咸同贵州军事史》

凌惕安是民国时期贵州著名学者,藏书家。对凌惕安的学术成就,贵州学界至今未有文章论及。《威同贵州军事史》是凌惕安的一部重要著作,他酝酿十年,笔耕四年而完成,全书共六十万字,详细记载了成同时期贵州54起起义事件,收录了与成同起义时期有关亲历者所写的资料,该书对研究贵州咸同起义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黔中骈文评介

清代骈文"中兴",边远的贵州也涌现了几位骈文作家,如龙绍纳、刘藻、徐楘等,还有《乌江赋》、《梨花赋》等佳作。清代骈文八大家之一洪亮吉督学贵州,写了《狮子岩》等几篇骈体文,为黔中山水增色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