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接受本刊专访 中国领导人是讲故事高手 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非常具有吸引力人

物简介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曾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克林顿政府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国防部长。他是国际关系理论中新自由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中国有句古语"得人心者得天下"。在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看来,这句话和软实力有异曲同工之妙。上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后,迅速风靡全球。它极大     

提升“软实力” 打造“硬核力”——浅议企业如何提升软实力

正1989年,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概念,原本只是作为国际关系分析的一种工具,但经过不断发展演变,已经拓展到国家治理、企业管理等诸多领域。我们现在说的"有形力量"和"无形力量",实际上对应的就是"硬实力"和"软实力"。那么软实力究竟是什么?致力非凡之事业,定有非凡之精神,这种"精神",便是软实力。相对于看得见、摸得着的硬实力,软实力则是一种精神力量。     

隐喻在“软实力”产生与传播中的功能与局限

自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概念以来,此概念迅速获得普及并由国际关系领域扩展到其他科学研究领域。在"软实力"概念获得普及的同时,各国之间乃至同一国内部不同学者之间产生了很多分歧。很多学者将其分歧的原因归结为翻译问题、由词汇构成引起的不同理解和使用问题、与相关概念的关系问题、"软实力"及其构成要素的测量方法问题、"软实力"获得的工具问题等等,但这些原因并非根源性的。笔者认为分歧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该概念的隐喻起源。因此,本文企图从隐喻角度澄清概念分歧的根本原因。     

新的历史诠释与新的学科构建

多少年来,牛津大学出版社一直以出版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而为人们所瞩目.2000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理查德·利特尔(Richard Little)合著的<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International System in World History:Remaking of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一书,在学术界引起诸多反响.这本书虽然是以教科书的形式编写的,但其学术含量和信息密度似乎比一般的学术专著还要高.尤为重要的是,布赞和利特尔把诸种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世界历史研究相结合,第一次从国际关系的视角阐释了一种长时段的世界史,对当今以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欧洲史的阐释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这本书的中译本2004年春由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国际关系视野下的海外华人史书写：历史脉络、理论探索与实践路径

海外华人史研究是近代以来中国史学界的传统领域,历经文化背景的时代变迁,因其复杂性成为吸收跨学科理论和方法的交叉地带。作为移民群体的海外华人所同时具有的民族性和跨国性,使得海外华人史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天然交集。借鉴国际关系学界方兴的“移民与国际关系”研究,有助于厘清晚清以来海外华人与中国外交,乃至更大范围的国际关系的历史交织。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研究海外华人历史,不仅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对象的变化,同时也意味着传统的侨史研究者需要加强对不同类别的历史文献的运用。海外华人与国际关系之间存在大量亟待开垦的学术荒地,中国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挖掘海外华人群体在国际关系史中留下的复杂痕迹,及其所呈现的多重面像。     

论国际关系组织化对民族国家的挑战

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一个显特征，就是国际组织的蓬勃发展，这种变化可以称之为国际关系组织化，本以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态势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国际关系组织化使得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拥有几个世纪恒久不变的稳固地位开始发生的变化，论述了国际关系组织化对民族国家的存在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挑战，明确指出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石，在当今国际事务中仍处于中心地位。     

“国际关系思想史”笔谈

正【编者按】国际关系思想史是国际关系学科一个十分年轻的分支。自1919年国际关系学科创立以来,一代代学人坚持不懈地探索何为国际关系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理论或范式,以描述、解释和预测国际关系;前者是思想史探究,后者为理论创建。国际关系学科仅历百年,但国际关系思想史探究却渊源更加久远。马基雅维利问道李维,霍布斯追溯修昔底德,格劳秀斯诉诸自然法传统,当代学人则孜孜以求地追溯马基雅维利、霍布斯、格劳秀斯、卢梭、康     

世界历史的分期与国际体系的演变

本在介绍、分析和批判西方学术界世界历史权威分期法的同时,从国际体系演变的角度,提出了人类从60,000年前分散的采猎群到今天全球经济政治高度一体化的新的历史分期法。作以一种全新博大的历史观对西方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两大领域的主流理论提出了挑战。本译自作《世界史中的国际体系：国际关系研究的再构建》一书。作认为正是由于历史研究的匮乏,致使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陷于只能孤芳自赏的境地。而只有融理论研究于历史探讨,建立一个超越现有诸种框架之上的新时空观,国际关系研究才能走出误区,真正对社会现实和其他学科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拓展

作为历史学科的一个重要分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史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无论是宏观体系阐释,还是微观个案研究,无论是国际关系史的理论探索,还是档案材料的发掘和解读,对比改革开放之前,都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对于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等学科的发展和进步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具体体现在研究机构的设立、研究领域的拓展和学术交流的加深等方面。     

评西方学者的"萨摩亚问题"研究

19世纪末以来,西方学学术界在萨摩亚问题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新的理论和方法的逐步采用使得对问题的研究到20世纪60、70年代时达到高峰。丰富的研究成果不仅提供了对萨摩亚国际争端基本状况、与此相关的大国政策和大国关系的基本描述,而且还能让我们从中清晰地寻见20世纪以来国际史学研究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理论的发展脉络。     

重新思考国际关系中的基准时间

国际关系学的研究与教学中有着"一套正统的"基准时间(benchmark date):1500年、1648年、1919年、1945年和1989年。笔者认为,国际关系学者需要对这些作为内外参照物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问,对基准时间被确立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并对基准时间进行修正,以便能够更好地反应宏观历史中的国际动态。第一部分对建构该学科自我认知的正统基准时间进行质疑。第二和第三部分讨论成为基准时间的资格与原因。我们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英国学派和社会学研究途径)对基准时间进行了分类,并总结其标准。第四部分进而建构了一套可以拓宽学科理论与历史视野的修正后的基准时间。我们设计了一种基准时间评级的方式,并针对近期的候选者提出了一种获得基准时间资格的方法,从而对该学科的基本时间点进行批判性思考提供了更好的启发。一套修正后的基准时间能够帮助国际关系的重心从关注战争与和平的动力转移到关注更为宽广的宏观历史动态上。     

论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对国家主权的冲击和挑战 经济全球化成为迅猛潮流的时代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现实,必然产生、引发出不同以往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变化和问题,这些新的矛盾、变化和问题与我们原来的观念、理论或多或少地将形成冲突。如何面对和理解这些冲突,构成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挑战。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也只有对此作出科学的面对和解答才能获得丰富和发展,从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向前发展。     

营口开埠与晚清辽河流域城镇的发展

进入19世纪中叶,晚清政府在内外压力的夹击下,开始寻求新的变化和发展,其中开放通商口岸就是其采取的主要措施之一.这些通商口岸大多位于沿海或沿江地带,它们的建设和发展相应地带动了周边或者所在江河流域城镇的发展,营口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个通商口岸.本文主要采用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方法,结合现代城市地理的部分理论,对营口的兴衰以及相应带来的辽河流域城镇的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     

“理解国际关系：历史与理论”笔谈——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历史与理论的关系,实质上是人类的社会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因此可以说它是人类的社会性思考的一个永恒课题。战后以来,西方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和专业分工所导致的学科“碎化”趋势愈演愈烈,弊端也日益明显。20世纪后期以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对于复杂多维的国际政治现象,任何一种研究途径都有其合理性与有效性的限度,只能解决部分问题。国际关系的学科边界极为模糊,这就决定了依托不同的知识谱系,打破相关学科间的藩篱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重要性。以国际关系的历史研究与理论研究之关联这个基本问题为例,优秀的论著表明,理论思考可以卓越地体现在历史叙事之中,而历史实例的娴熟运用则能有力地支撑理论建构。但多年来国内这两类研究颇有一种相互隔绝甚至厚此薄彼的倾向：历史家常常只摆事实不讲“道理”,认为国际关系不过是对外政策及其实践之总和,并无抽象理论可言;理论家则言“义理”而罔顾事实,视历史研究为小道,结果把理论架空。有鉴于此,本刊特约请国内几位国际关系研究者,围绕几个具体研究领域来共同探讨这一主题。讨论的目的当然并非刻意高抬传统一人文主义或任何单一研究途径的价值,而只是提醒人们：举凡学术研究,无不靠事实与理论相互联系共同推进。历史研究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历史实践是理论的重要来源和检验途径,而历史实践和历史认识本身也需要理论的指导,国际关系领域自不例外。国际关系研究之传统一人文主义与行为一实证主义两大研究途径完全可以相互借鉴、互为补充。当前国内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如何实现国际关系研究、特别是国际理论研究的“中国化”或日“本土化”。或许,将历史学的长处、包括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优良传统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先进思想方法和研究手段结合起来,是值得尝试的途径之一。     

非遗视野下中国传统七夕节的变迁研究

新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革新,中国的传统节日受到现代价值观和外来文化的双重影响,许多的节日文化内容和功能发生了变化,甚至在逐渐地消失。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和精神的重要载体,本文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七夕节"为个案,通过对其传统与现代文化内涵的流变进行研究,有扬弃地予以鉴别和传承。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野下探寻对该节日的保护措施,以便更好的使传统节日在新的时期,符合时代潮流发展并推动社会文化进步,增强民族文化自信心和文化软实力。     

国际关系史解读的几个问题

<正>国际关系史是我国许多大学,特别是重点大学历史学、政治学(含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学)和法学学科开设的一门专业课程,有的设置为专业基础课,有的设置为选修课。近年来,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随着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愈益频繁,随着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愈加紧密和直接地联系在一起,大学里对国际关系史的知识需求也愈加旺盛。有些重点大学甚至在把国际关系史设置为相关学科专业基础课或选修课的同时,也设置为全校公选课,并成为一门深受文理工医等不同学科学生欢迎的     

卷首语

<正>新的冷战国际史研究自1990年代初开始至今已二十年有余,世界各国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与公布,极大地推动了战后国际关系史学科突破传统的单一、封闭、直线型研究定式的局限,在冷战的大框架下,发现新的问题,寻找新的答案,揭示新的规律。冷战史研究作为一个国际史研究的平台,已在不断地向多元化认识、跨学科架构的方向发展。其间,"正统加档案"的     

在世界历史视野中重塑国际关系研究模式——评《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

现代主流国际关系研究通常将签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视为欧洲国际体系的开端。1648年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一种时间坐标对国际关系研究影响可谓深远,以至于形成了该领域研究的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虽然该模式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仍居于主导地位,但同时它也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一方面,它使得多数国际关系理论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隘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这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基本上被排除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之外;另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国际关系学对1500年前的世界的整体考察,而且它还严…     

从欧洲国际体系到全球性国际体系——基于历史和理论的双重视野

<正>历史学和国际关系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历史离不开理论的指导,理论的总结和升华有助于历史学家从庞杂的历史现象中提炼出深层的机理;另一方面,历史理解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基础,国际关系的历史论述、思考和解释对理论研究有着重要意义。罗伯特·杰克逊和乔格·索伦森强调,"历史不但是研究国际关系的起点,也是国际关系理论必不可少的指南和矫正"。1赫德利·布尔指出,"历史研究是理论研究自身的主要伴侣"。2作为连接两者的引桥,国际关系史的编纂需要历史     

近代初期欧洲外交的决策动因

外交决策动因,是国际关系理论及国际关系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外交,是通过人来进行的国家间交往,因此,行使外交职能的人就不可避免地对国际关系起着巨大影响,而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主观意念对国际关系的客观进程往往就有着支配性作用。对纷乱千变的国际关系现象,我们能够有多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统治者总是努力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