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北方口岸与上海间外贸埠际转运变迁

北方口岸在开埠后相当长时期内,需要依赖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转点,但这种外贸埠际转运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经历了由紧密到疏离的变化。由于北方原有中心口岸贸易条件的成熟、北洋三口的新组合及日本着力发展对华贸易等因素,北方口岸在20世纪上半叶逐渐脱离了上海外贸转运的辐射范围。这种转变使上海由全国外贸转运中心降为华中地区区域性外贸转运中心,并反映出20世纪中国内外政治经济变化下国内口岸贸易格局的重要演变。     

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

鸦片战争前,清廷建立了一个与朝贡体制密切相关、涵盖所有贸易对象国且功能齐备的外贸口岸体系。其外贸各口岸多系顺应中外贸易发展规律、具有交通及外贸地理区位等诸多优势,故能基本满足需要。作者在考察清统治者构建朝贡贸易体制以及相应的口岸体系的基础上,分析清前期外贸政策的性质及其时代适应性。     

转型发展背景下外贸函电的教学改革与探索

为迎合企业发展需求,地方高校要求转型发展。外贸函电作为一门实践性应用型强的商务专业课程,要求与行业实践应用挂钩。国际贸易活动中外贸函电的正确与否,表述恰当具有商业谈判的效果,也直接影响到国际贸易的成功与否。研究外贸函电的课程性质,分析新建本科院校外贸函电的教学困境,站在转型发展的视角探讨地方本科院校外贸函电的教学改革与探索,有利用培养合格的,应用型,国际化外贸人才。     

1884—1939年中药材埠际贸易的变迁研究

中药材作为近代中国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商品之一,在口岸-腹地的经济互动中位置显要,研究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对理解其流通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受到调查数据相对零散和研究方法相对传统的限制,该网络的复原少有实质性推进。本文主要利用中国旧海关史料的中药材埠际贸易数据,辅以其他对外贸易数据,对近代的中药材埠际贸易流通网络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发现中药材埠际贸易格局的演变与通商口岸开埠的空间进程密切相关。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20年代,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呈现逐渐加密的态势,1927年后,因为战争,中药材埠际贸易网络摧毁严重;同时,中药材国际贸易的区域分布却较为广阔,从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延伸到欧洲、美洲部分地区。     

我国外贸依存度过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日益加深．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趋重要,然而伴随着中国外贸的迅速增长,外贸依存度也显著提高,本文将以外贸依存度为切入点来深入讨论和剖析我国外贸依存度出现偏高的趋势后,对国家经济带来的不利影响,比如威胁国家经济安全,刺激贸易摩擦的发生等,并提出了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加工贸易转型,实行市场多元化发展策略等有效的政策性对策。     

试析晚清时期香港在上海口岸外贸领域发挥的中转功能

晚清时期,沪港两埠虽权属性质有别,但同为中国沿海地区仅有的两个航运枢纽港,也是头等重要的贸易型城市,两埠之间的贸易联系十分密切。在上海口岸洋货进口贸易领域,香港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中转功能,成为上海口岸第三大或第二大洋货进口间接中转地或直接供货地。在上海口岸土货出口贸易领域,香港所发挥的中转功能则稍逊一筹,只是上海口岸第四大或第五大土货直接出口地或间接中转地。此外,经沪港两埠接力转运的小宗特产品贸易非常兴盛。沪港两埠贸易联系的增强,促使近代中国对外贸易格局从早期的“三角贸易形态”向以三角贸易为主体构成的“多边贸易形态”转变,进而有助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实现收支滚动平衡。     

中国外贸人才有多大缺口

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经历又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与大幅增长的贸易业务不协调的是,我国外贸专业人才的供需矛盾严重。从实务操作到高级管理,中国外贸人才缺乏已成定局。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对外贸易正在经历又一个快速发     

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

1872—1919年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埠际贸易为主,转口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904年之前汉口的中药材贸易以麝香为主,后以五倍子为主。近代中药材贸易增长趋势明显,汉口的中药材贸易在全国的地位仅次于上海。以中药材名目为基础,从市场腹地、贸易路线以及与各口岸间的进出口贸易出发,对近代汉口中药材的贸易体系分类考察发现,1872—1919年虽然有变动,但自清以来汉口形成的中药材传统商业网络以及市场机制基本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依然保持原有活力。这主要得益于近代汉口巨大的市场需求空间和中药材商品的特性以及中国近代发达的国内市场贸易联动体系。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太原乡绅阶层——以刘大鹏为例

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期。本文以《退想斋日记》为中心,考察近代社会转型期太原乡绅阶层角色、职能与地位的嬗变。作为传统乡村社会精英的乡绅阶层,其角色和在地方社会中的职能也适应近代社会的转型而转变,体现着新旧交织的特点;其地位并未随着科举制度废除而彻底衰落,其在基层社会的权威并未被完全触动。     

银两时代东北地区的内汇

正汇兑代表着资金在异地间的流动。在近代中国,既存的银两制度纷繁紊乱,影响着国内汇兑业务的如期开展。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内汇兑形成了以上海为终极汇兑中心,以天津、汉口、镇江等区域为一级汇兑中心,连接次级汇兑商埠,覆盖全国的立体型汇兑网络,在旧中国的金融市场中长期占据着重要地位。贸易的发展与金融的汇兑业务如影随形。进出口贸易的快速发展,必然伴随着大量的资金流动和款项收解,要求金融业为之提供信贷支持与资金流通上的服务。各重要商埠与上海的汇兑行市,即为申汇行情。东北的重要商埠城市,均与上海建立了以申汇为纽带的直接汇兑关系,而次一级的商业汇兑中心,则需要以间接行市为转移。近年来,关于民国时期内汇的研究成果集中于为数不多的相关金融史论文中。石涛认为,申汇作为一种通用的信用工具,成为被金融业经常使用的一种埠际资金汇兑方式,逐步奠定了上海在近代中国的金融中心地位。[1]马建华认为,     

香港与内地的贸易关系（1869-1904）

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阐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国内主要通商口岸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晚清时期中外贸易的个案分析——以香港转口贸易为例

晚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全国对外贸易枢纽由广州逐渐北移至上海。在中国沿海唯一能与上海争雄的口岸只有香港,这得益于香港优越的地理位置及宽泛的贸易辐射面。本文力图在把握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中外贸易历史大环境的基础上,复原两广地区、西南地区、闽浙台地区、上海及长江流域、环渤海地区与香港之间贸易关系的演进,分析其发展变化的具体表现形式。     

大连港的中转贸易(1907—1931)

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自由港的贸易政策 ,190 7年后大连成了中国北方诸港与日本之间贸易的中转港。大连港的崛起 ,一方面加深了日本与北方诸港的贸易交往 ,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大连与北方诸港间相互地位的调适。     

基于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的近代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研究

通商口岸制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经济现象。近代中国经济地理学的格局和区域经济差异等内容,可以利用当代经济地理学、GIS技术、经济学等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数据进行考察。近代中国一百多个通商口岸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沿海、沿江、边疆对外开放的地理格局,为现代化提供了条件,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扩张,也重构了中国的经济区域。为探究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影响下的经济区域变化,首先对通商口岸体系子口税贸易在地理空间分布进行探讨,初步界定一些较大通商口岸的影响区域,进而通过数量化和GIS方法,特别是使用空间交互模型得出结论。通商口岸体系是区域经济现代化的代表和系统性的研究对象,直接影响到当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格局,可对当前中国经济地理区划提供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参考。     

Stumbling towards Empire: The Shanghai Local Post Office,the Transnational British Community and Informal Empire in China, 1863–97

In the second half of nineteenth century, a small transnational British and foreign community grew up in the treaty ports scattered along China’s coast, a community literally caught between the great inner Asian empire of the Manchu Qing and British-dominated informal empire in Asia. Although scholars often contend that few major developments occurred in the foreign sector of the treaty port world until the very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is article joins recent revisionist scholarship seek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growth of this transnational treaty port community through a study of the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s local post office in the context of informal empire prior to the rise of muscular Chinese nationalism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s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of the virtually unknown local post office,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e decades-long process by which the foreign settler community of Shanghai slowly built up the administrative capacity, trading networks and communications infrastructure of informal empire and semi-colonial order in the nineteenth-century treaty ports. The history of the local post office is largely unknown not because of its insignificance, but because we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the institutions that facilitated 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expatriate and settler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world of British informal empire and the global and local influences that shaped them.     

对1689-1727年中俄外交关系的考察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双方围绕边界、逃人、贸易诸问题展开新一轮的交锋。本文主要针对1689—1727年中俄外交的主题、外交危机的爆发、两国外交举措、外交结果等内容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述。     

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Inter-port transshipment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kou in foreign trade: 1864–1930

Shanghai and Hankou are located at separate ends of the most prosperous watercourse of Yangtze River. The transshipment in foreign trade between the two ports shows the limitation of Hankou as an inland port. Though the port grew due to independent direct imports and exports, Hankou was never completely independent from Shanghai. In contrast, Shanghai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inland ports of Yangtze River which is different to its effect on the ports of coastal areas of Northern China. Also, the region along Yangtze River is very important to Shanghai as its hinterland. The trading and transshipment between Shanghai and Hankou is critical to the whole region of Yangtze Riv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Related topics worth studying are commerce, finance, population mobility and urbanization, etc.     

1976～1978年间的中国对外贸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对外贸易要有一个大的发展"的号召下,中国的对外贸易开始启动,中外贸易团体往来频繁,中国政府在完善原有对外贸易机构的同时,通过召开专题研讨会、派出国小组国外调研、定期举办商品交易会等方式,为发展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由此,1976～1978年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发展迅速,并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定进一步发展对外贸易的基础,为后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海金融业与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上海的外汇市场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调整中的外汇政策和措施仍得以在上海执行。政府银行运用自有外汇、英美政府资金和相关银行先后介入．维持上海汇市。大部分外商银行是官方牌价外汇的争购者和暗市的主角,其市场行为在中美英政府联手推行外汇管理后有所约束。普通华商行庄未能在维持外汇市场方面发挥主动性作用,但以银钱业同业公会为代表的L海金融业仍奉西迂内地的国民政府为惟一合法的中央政府,国民政府的有关监管政策和措施大体上仍能令行禁止,这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外汇市场得以维持的重要因素。日伪金融势力则始终是维持上海外汇市场的破坏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