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史学在近代日本和中国的兴起及其共同——兼论中日史学的相互交流和影响

有关中国近代史学和史家的研究,虽然说不上汗牛充栋,但也数量颇为可观。史学在近代学术发展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也使得史学史、史学思想的研究在近年颇为发达的学衍史研究     

近代来华美国传教士及其中国观

随着近代美国传教士在华活动的不断深入,他们对中国的了解逐渐加深,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们对中国的基本看法。很多传教士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向欧美国家展示了他们的中国观,并以此影响了欧美国家的中国观。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孔子科技观的科学意蕴与表达艺术

孔子著作记述了大量古代科技知识,形成了独特的科技观。孔子科技观虽散见于各经典中,但充满了求真创新的探索精神、知德无神的科学特质、惜生爱物的人文关怀、敬天畏命的规律意识。吸取孔子科技观的天道贵生、客观求实、为仁从善的科技智慧,有助于我们防范科技“双刃剑”对人类可能造成的伤害。孔子科技观的语言表达也有着巨大艺术魅力,独特的表达形式与其科技观内涵相得益彰。     

严复社会史观的建构与近代史学转向

严复对社会史观的建构颇有“西方史学本土化”、“中国传统史学近代化”这一近代史学转向的特征。以往学术界探究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建构的专文鲜见,笔者从思想与社会互动的层面对此作探索,既在横向层面关注严复社会史观的理论源头,即斯宾塞社会进化论、甄克思宗法制度论、西莱政治史学等学术思想与本土学术资源中苟子的社群观、杨朱之自利、墨子之兼爱及佛教的“心境之说”等思想,又从中西文化会通的社会语境中分析严复社会史观的嬗变及其昭示的理论得失。     

傅兰雅——致力于中国近代科学启蒙的传教士

傅兰雅(John Frye r),1839年8月6日出生于英国肯得郡海得城一个牧师之家,少年时代便向往中国。1861年自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毕业后,便接受了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以新教传教士的身份到该会所属的香港圣保罗书院任校长。而后在中国历任北京同文馆教习、上海英华学堂校长、江南制造局     

近代中国科学救国思潮研究综述

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界对近代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在建国后至1980年,科学救国思潮被视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思潮而长期受到学界的否定和批判;二是在1980年代以来,学界对科学救国思潮的研究开始转变,逐渐实事求是地、历史地看待科学救国思潮。从主观的评价逐步转到客观的辨析该思潮在近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上来,开始重新审视科学救国论者的思想和言行。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研究出现了新的趋势,有学者开始尝试对科学救国思潮的理论体系、科学救国与科教兴国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科学发展观与科学改革观

从逻辑延伸、决策意图、落实机制以及社会反应等方面可以看出,科学发展观呼唤科学改革观;科学发展观从历史观、价值观以及方法论等方面规范着科学改革观;以科学发展观为依据,科学改革观要经得住历史与现实、公平与效率、国计与民生以及“普适”与“特色”几个维度的检验。     

近代日本中国观的变迁及其东亚强国地位的确立

近代以来,日本首先从文化价值观和国家定位上实现了对中国的价值自立,随后在外交实践上争得与中国平等的国际地位,在对欧美实地考察后逐渐确立起对中国的优越意识,并在对中国试探性的侵略战争中将这种优越意识固定化。依凭其在亚洲独一无二的近代化成果,日本将其近代中国观在甲午战争中付诸实践,两国近千年来的强弱态势由此发生结构性的转变,日本的东亚强国地位得以确立,并最终以君临的姿态把中国纳入其扩张视野。     

近代日本的国际秩序观与外交取向

明治初期,维新政府中枢就已深刻地了解到日本所置身的国际社会和国际形势,确立起包括对自己和世界进行重新定位以及日本未来发展方向在内的国际秩序观。近代日本国际秩序思想中的上下秩序认识与欧洲近代国际秩序思想的二重原理体系如出一辙,并在明治维新后迅速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最终确立起对欧美屈从,对东亚邻国强硬的双重外交路线。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概述

在建国以前,中国企业史的研究未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相关成果极为有限。至五六十年代,厂史作虽然数量大增,但研究过分注重为政治服务的指导思想,制约了对企业经营运作经验教训的客观总结。“革”之后,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受到重视,并于洋务企业、商办企业、金融企业、行业史、中国近代实业家、外国在华企业等方面的成果不断涌现。但既有论普遍着力于企业的经营史分析,而对企业制度建设关注不多,须加以改进,尤其是近代中国的公司制度以其特有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应引起学界的广泛重视。     

中国的通史传统与世界史编纂

中国的通史传统是指在长期、丰富的通史编纂实践中,中国历史学家逐渐形成的以通古今之变为核心的历史认识理论和通史编纂思想。通史传统是中国历史编纂学重要的理论资产之一。在世界史研究和编纂过程中,应当通过对通史传统的深入挖掘和不断发扬,赋予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理论体系鲜明的民族特色,并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史学优秀传统和当代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融会贯通。     

泽惠史林之作--评《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

《中国科学技术史·度量衡卷》是迄今为止最权威的中国度量衡史著作。该书以历代单位量值的演变作为主线 ,旁及中国度量衡的产生、发展、管理制度、相关的科学技术成就等 ,对中国度量衡史做了系统、全面的研究。该书修正了传统研究的不足 ,补充了以往的空缺 ,对相关历史现象的研究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该书的出版 ,为史学研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权威度量衡史著作。     

区域史研究理论与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复兴,区域性历史研究也日益繁荣,并逐渐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的一个新取向.在这种形势下,近代东北史的研究也逐渐突破了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模式,兴起了一股区域史研究的浪潮.然而,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中也存在着概念混淆、理论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单一等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些关键性的问题,才能更好地推动近代东北区域史研究工作向纵深方向发展.     

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

20多年来,社会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中最令人瞩目的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经历了学科复兴、体系建构和稳步发展的三个阶段。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为:区域社会史成果突出,其理论研究也日趋深化;近代乡村史研究方兴未艾,走向深入;新理念下的社会性别史引人关注。对于传统的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社会史研究的学术贡献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突破教条,重构体系;汲取新知,更新方法;三大转向,完成转型。跨学科的交叉渗透、多学科理论方法的汲取,为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深广的学理基础和诱人的前景。     

向现代科学进军:周恩来与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再认识

1956年,为实现向现代科学进军的目标,周恩来亲自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规划工作,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可以说,周恩来是新中国计划科学的积极推动者,是十二年科学规划工作的直接领导者,是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工作的有力支持者。回望周恩来及其当时科学工作者制订科学规划时的“初心”,对于今天科学工作者的一个重要启示是:既要制订好科学规划,更要贯彻落实好科学规划;同时,制订科学规划必须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科研生产力,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科研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中日近代考古学产生期的比较

中国和日本近代考古学的产生期在许多地方有其相似之处,也有许多不同。探讨这些异同点是当代兴起的比较考古学重要研究内容之一。     

回顾与展望: 中国大陆地区的民国史研究

近30年来,中华民国史(1912-1949)的学术研究在大陆地区从无到有,有了巨大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成果丰硕、相对完整的学科。大陆民国史研究的主导史观大致经过了从革命史观到民族主义史观、现代化史观的历程。进入21世纪后,民国史研究更呈现多元化的趋势,表现为新研究领域的开拓与新史料的运用。民国史研究若要进一步发展,需要对研究对象与范围进行重新界定,构建新的解释体系与加强国际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     

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发展进程

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中,国外的相关机构、学者及其研究成果是一个有别于国内学界的研究群体和范围。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20世纪70年代末为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他们开展研究的历史背景复杂,研究成果显著,形成了一定的研究规模,既有各国研究的个性和特点,也呈现出某些共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