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石瑛为湖北“三怪”、“三杰”之一,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其抬灵柩的八名中执委之一。他秉性刚直,两袖清风,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从“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看“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1932—1936）

“新国民党”是1930年代初期胡汉民等人在国民党内建立的以“抗日”、“反蒋”、“剿共”为主张的政治团体。本作已以藏于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为基本史料,对“新国民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为系列论之一。它重点探讨“新国民党”在北方的活动,内容包括：“新国民党”在北方的主要成员及其以天津为中心的基本活动;地方实力派(冯玉祥、方振武等)与“新国民党”的关系;并对北方“新国民党”活动的局限性进行了简要分析。     

“民国第一清官”石瑛

石瑛为湖北“三怪”、“三杰”之一,国民党元老,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为其抬灵柩的八名中执委之一。他秉性刚直,两袖清风,被人誉为“民国第一清官”。     

从党权政治角度看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与实践

孙中山的革命学说因时势变化而变化,其司法思想也因而变动不居。党权政治学说引入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与此相适应,孙中山认为,在革命时期,作为治权之一的司法权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而非超越党派政治。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司法“国民党化”之道,但囿于国民党党势、党力之不足等原因,国民党掌控司法的很多举措不免流于形式。     

国民党将领朱怀冰与其子朱邦复的情感冲突

有着“儒将”之称的国民党著名将领朱怀冰先生,是国民党的军事权威之一,所著《孙子十三篇阵中笺释》为国民党军的指定教材。曾任国民党第九十七军军长、第五战区参谋长、湖北省主席、台湾省第一任秘书长、“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是台湾军政界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人物。 其幼子朱邦复先生是著名的华人科学家,生平极富传奇色彩。他早年毕业于台湾台中农学院农     

“九·一八”事变与李烈钧“开放政权”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李烈钧“目击时艰,如芒刺背”,慨然主张和要求国民党政府“开放政权”。李烈钧是国民党元老之一,他此时虽被排挤于“中枢”之外,但在国民党内仍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对“开放政权”加以系统考察和剖析,不仅为正确评价李烈钧所必需,对研究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态度也不无必要。     

杜聿明先生的后半生

国民党的败军之将,殃及眷属1949年1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后期。10日,被誉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所俘虏。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与另外42名被俘的国民党军高级军官被宣布为战犯,一同被送进     

胡宗南眼皮底下的“潜伏”

1948年,古城西安处于国民党严酷的白色恐怖之中。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和心腹干将胡宗南控制着陕、甘、宁等省区,人称“西北王”,拥兵四十多万,是国民党军中装备最精良的战略集团之一。     

新中国与杜聿明的后半生

国民党的败军之将,殃及眷属１９４９年１月,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已近后期。１０日,被誉为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之一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时任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中将司令、徐州“剿总”副司令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所俘虏。解放军官兵以革命的人道主义友善地...     

从战犯到爱国人士的翁文灏

1971年11月27日,我国地质科学的“四大奠基人”之一,翁文灏逝世了。他在地质学学术上的排名,不亚于众所周知的李四光。 然而他还有一个显赫的头衔:国民党“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他组织了国民党政府的第一届“行宪内阁”。为此,曾被毛泽东宣布为第十二名“战犯”。 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称其为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 我们对国民党军政人员,有没有“爱国心”的判定,往往以是否愿意“回归祖国”作标准,而翁文灏,恰恰是在1951年费尽周折,趁着夜幕飞抵广州的。     

关于“何梅协定”的几个问题

1935年6月——7月间,由国民党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帝国主义代表梅津美治郎秘密达成的所谓“何梅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是国民党反动政府投降卖国的罪证之一。但是,从当年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到今天的台湾当局,一直否认该协定的存在,想以此开脱历史罪责。另外,史学界对该协定的某些提法,     

“最大变数”王金平

“陈水扁企图用他解套,李登辉拟借他壮大‘第三势力’,国民党希望他忠于本党”台湾“立法院长”、国民党副主席王金平,最近成了台湾政坛“最火爆”的人物:就在国民党开始党内初选的节骨眼上,一向谨言慎行的他突然向“自家兄弟”——前国民党主席马英九和国民党发难,使岛内民众大跌眼镜。不少人惊呼:王金平越来越像“雾里花”、“水中月”,虚实难辨。     

从“容共”到“容国”1924—1927年国共党际关系再考察

1924—1927年间国共关系演变的复杂情形,实际远非过去人们认知中的“容共”或“联共”等语词所能简单概括。其时国共对相互关系的认知和表述既不尽一致,而且随着两党力量对比的变化,这种认知和表述亦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容共”还是“联共”,都难以单独完整表述该时期国共关系的动态变化过程。1925年后,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只是其中一部分而非全部;与此同时,大批国民党青年转入共产党。国共关系的初始形式在发生改变,亦即由初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单向流动,发展为两党党员之间的双向互动。到后期,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渐少,而国民党青年转入中共日多。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的强势宣导,中共对国民党地方组织和民众运动的日趋“包办”,以及中共组织严密与国民党组织散漫的强烈反差,使国民党人感到共产党大有“反客为主”的态势,担心国民党“容共”,将转化为共产党“容国”。国民党人对共产党“容国”的危机意识,加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法界硕彦沈家彝

1948年4月19日、29日,国民党“国大”选出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其就职宣誓仪式,由两名大法官监誓,其中之一就是我国司法界耆宿沈家彝。     

从“四一二”到“七一五”国民党的清党运动

以“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为起点的国民党清党运动,目的在于恢复右派分子在国民党的党权,“肃清”共产党的势力,并妄图消灭共产党。胡汉民曾经直言不讳地说:“这次的清党,就是要消灭中国共产党！”可见,所谓“清党”,实际上不过是“清共”的代名词。本文就“四一二”至“七一五”期间国民党     

王玉龄眼中的丈夫张灵甫

2007年是抗日战争爆发70周年,也是号称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王牌军”——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在山东孟良崮丧命60周年。1月14     

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精神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胜利召开是中国国民党和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中的一件大事。“一大”通过了十三项议案,其中最能体现“一大”精神的两大成果是：通过“一大”《宣言》和国民党新章程的确立,使濒临瓦解的国民党从此焕发了青春活力,向着一个有鲜明主义、有严密组织、有群众基础的党迈进。本围绕国民党“一大”两大成果的达成,探讨国民党“一大”精神与孙中山的思想,以便真切地了解孙中山晚年的思想。     

难当的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长与总编

1928年,国民党宣布在全国实行国民党“以党治国”的方针,相应地,在新闻宣传领域提出了国民党“以党治报”的方针,规定非国民党的新闻事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思想指导与行政管理,其目的在于镇压进步的和不同政见的报刊,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同时限制民营新闻事业,控制全国的舆论宣传。     

1927—1937年国民党“中政会”刍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亦称中央政治会议,简称“中政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直属机构。作为国民党的最高政治指导机关,“中政会”在国民党统治史上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是国民党在“以党治国”旗号下沟通党政联系,实现其对政     

邓中夏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邓中夏同志是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和领导人之一,也是重要理论家之一。他在理论上对中国革命有许多重要贡献,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作的正确分析,就是这种贡献之一。一九二三年党的“三大”作出了建立国共合作的决定,一九二四年一月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