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所藏五件镶嵌铜牌饰的初步认识

本文讨论的是五件现存国外的镶嵌铜牌饰的分期与年代。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铜牌饰应属二里头文化时期,大多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并流散国外的,到20世纪90年代重新为中国学术界所知,但仅限于文字描述。2002年,作者在访英期间留意收集了这五件铜牌饰的图片和线图资料,这是对这些牌饰的再发现,也是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珍贵新资料。     

翁牛特旗发现两汉铜牌饰

近年来,在内蒙古翁牛特旗草原地带不断发现透雕铜牌饰,并具有明确的出土地点。这些牌饰多以人物活动、动物争斗为题材。现分别介绍如下。武士驱车铜牌饰 2件一对。1973年在解放营子乡泡子村出土。长方形边框,四角各有一钉孔。边框内透雕马车、人物。车前立一武士,长眉,深目,直鼻,颧骨突出,长长的发辫垂于脑后,手臂上扬,似持一武器。系腰带,腰挎短刀,在前面开路。车高轮,由11根粗辐环绕车轴。车厢上架穹形棚盖,车厢内两人相     

试探镶嵌铜牌饰与商周青铜器在“礼”上的融合

<正>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术界就开始了对镶嵌铜牌饰这种特殊而神秘的铜器的关注,根据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王青教授在李学勤先生的基础上所做出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现存面世的镶嵌铜牌饰已达16件左右,其中现存国内的有7     

二里头81YLⅤM4:5镶嵌铜牌饰为鸱鸮说

鸱鸮(猫头鹰)崇拜是新石器时代至夏商时期较为普遍的现象。1981年二里头遗址M4发现的镶嵌铜牌饰,其形象不是龙而应该是鸱鸮。铜牌饰释读方式应该是较窄的一头向上。铜牌饰是巫术活动的道具,其主人可能是一位女巫。     

西周铜牌形韅饰新说

岐山孔头沟遗址西周墓M10出土铜牌形韅饰96件,根据形制差异可分为两类七型,根据纹饰特征又可分为四组。文章通过比对张家坡车马坑马身装配的成套铜牌形韅饰,辨识出孔头沟M10随葬有四种至少9套韅饰,并对其组配进行了复原。根据搭配与位置关系,牌形韅饰可分为韅中饰与韅侧饰两类。文章在总结牌形韅饰辨识标准的基础上,对以往墓葬出土的牌形韅饰进行了辨识与复原。牌形韅饰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晚期,多见于关中地区。铜牌形韅饰及其陶范分布存在同一聚落“器范共存”与不同聚落“器范相合”两个现象,表明牌形韅饰的流通存在就地流通与异地流通两种模式。文章对于铜牌形韅饰的辨识,深化了车马器形制与器用制度研究,为进一步探索西周青铜器生产与流通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     

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

本文介绍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3件镶嵌绿松石铜牌饰,并与其他铜牌饰进行简单比较,认为其兽面纹开创了商周青铜器上兽面纹的先河.     

山西省博物馆收藏的青铜牌饰

青铜牌饰,旧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是东周至魏晋时代我国北方草原地带游牧民特有的一种装饰品,这些青铜牌饰大多采用浮雕与浮雕相结合的制作方法,设计奇巧,刻画入微,纹饰内容多以种类丰富多彩的动物纹为主,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和化面貌,体现了北方民族强悍,粗犷,豪放的民族气质,是     

云南广南出土人面鸟纹铜牌饰

1997年11月,云南省广南县阿科乡普圈村一村民上山挖草药时,挖到一件铜牌饰,现收藏于文山州博物馆。该器物为青铜铸造,长28.2、宽13、厚0.2厘米。器体扁平,其整体形状像一条鱼。顶端似鱼尾,中央下凹,两端翘起并且向外伸展。两侧壁平直,底部渐收,呈圆弧     

新疆出土动物纹青铜牌饰浅析

新疆因为出土的文物较少,专业人才也相对缺乏,故而关于新疆青铜文化的研究常常被忽视,那么新疆的青铜文化究竟有何特点?他仅仅是对中或北方青铜系的模仿吗?新疆作为中亚青铜文化和北方青铜文化的碰撞地带,我相信不会只是这么简单的模仿。本文拟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动物纹青铜牌饰进行分析和研究,总结出其特点和造成特点的原因。从而管窥新疆青铜文化的全貌,全文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对新疆出土动物纹青铜牌示的介绍、特点的总结与分析。     

天水出土的兽面铜牌饰及有关问题

甘肃天水市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镶嵌的兽面纹青铜牌饰,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铜牌饰的形制、风格、纹饰等均非常相似,结合甘肃东部其他与二里头陶器相似器物的分析,夏代中原地区与西北地区可能已存在着文化交流、传播等方面的联系。天水地区可能是连接中原与四川地区文化交流的纽带。三星堆等地也有铜牌饰及其他二里头文化因素,其与距离较近的陇右地区早有沟通的可能性较大。     

唐长安醴泉坊镶嵌刻纹骨饰片的发现与研究

2001年3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对咸阳国际机场西安住宅楼楼基进行了文物勘探与考古发掘,清理了众多的井、窖等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其中的两个井内发现了国内至今罕见的镶嵌刻纹骨饰片。     

周阐铜牌解读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的先秦至汉晋时期青铜器》一书公布了东晋时期的一块铜牌。该铜牌虽附释文,但内容不全,晦涩难懂。在利用传世文献等相关材料对该铜牌铭文进行识读的基础上,可以探究铜牌物主,考证其来源。此外,结合东晋时期墓葬随葬品的性质特征,可以认为铜牌系伪制品,进一步的论证可以发现,其作伪内容源自《涧泉日记》。     

透过铜牌符看历史

铜牌符是古代表明身份、作为凭信的铜铸符契,它们种类繁多、形式多样,内容各异,现介绍数枚。     

三星堆器物坑出土人身形铜牌饰辨析——兼论巴蜀地区柳叶形剑及剑鞘的起源

<正>人身形铜牌饰在三星堆遗址2号器物坑中共出土2件。一件编号K2③∶218,仅存残腿,未公布相关图像;另一件编号K2③∶103-27,出土时断成三截,经修复后基本完整,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图一∶3)[1]。这件铜牌饰大体呈亚腰形,上边宽17.6、下边宽17、高34厘米,上边突出两支柄形物,通高46.4厘米。器身一面饰有上、下两组纹饰,原报告称为"变形鹳鸟纹"[2]。一组3只并列,体形略大;另一组2     

建鼓纹铜牌小考

鼓和钲是中国古代的乐器,也是军事战争时的鸣器。先秦时期攻战时就是利用击鼓槌钲作为军事指挥号令,“击鼓则进,槌钲则退。”小巧精致的带饰──建鼓纹铜牌,就生动的再现了这一古代战争场面。它对研究古代军事装备有一定参考价值。     

二里头青铜乐器、舞具组合助祭初探——从镶嵌绿松石龙纹铜牌与铜铃组合谈起

<正>在早期中国社会,“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在古人看来,祭祀是非常神圣的活动。中国古代文明同世界其他古文明一样,是典型的农业文明,农业生产处于“靠天吃饭”的局面,因而古代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处处都想通过各种独有的行为和手段敬奉、愉悦众神,如在祭祀天地、祖先、自然神等活动中进行的宴飨、舞蹈、乐器伴奏等,以得到众神的惠顾和保佑。此即《说文》所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礼乐文明就是人们在这种祭祀生活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城固出土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的无损分析及初步研究

为对陕西城固出土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所蕴含的制作技术和相关考古学信息,采用X光探伤仪、超景深显微镜、X荧光能谱仪及显微共聚焦激光拉曼光谱仪对5件商代青铜兽面饰进行了无损分析,分析结果显示,2件为锡青铜,3件为铅锡青铜,兽面饰表面铜锈以孔雀石CuCO₃·Cu(OH)₂为主,局部见赤铁矿Fe₂O₃、纤铁矿γ-FeOOH和钙质层CaCO₃。分析结果为这组青铜兽面饰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根据检测结果,对兽面的铸造工艺、补铸痕迹、铜料配比、小孔的制作工艺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并与殷墟及老牛坡出土同类型器物进行了类比,从而得出了这一地区兽面饰的工艺、风格与该地区铜器整体风格一致的结论,为从材料与工艺层面认知“城洋铜器群”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