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部设立时间补正

商部是二十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为“振兴商务,奖励实业”而设立的一个主管农、工、商业的部门。对其设立的具体日期,近代史论著有两种不同的记载。由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卷本,认为“1903年3月,商部正式设立”(见该书上册第173页)。由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则认为“清政府为争取资产阶级,于1903年9月设立商部”。(见该书第228页),究竟孰是孰非? 据查,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庚辰(1903年4月22日)上谕说:“通商惠工,为古今经国之要政。自积习相沿,视工商为末务,国计民生,日益贫弱,未始不因乎此,亟应变通尽利,加意讲求。兹据政     

我国第一部正式商法

二十世纪初年,清政府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旨在奖励工商实业的政策。举其荦荦大端,最为著者有二:一曰劝办商会以“联络商情”;一曰制定《商律》以确定商人权力。中国自战国秦汉以降,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历来是“诸法合体”,不存在任何专门的商法,因此,清政府于1904年1月颁布的《商律》,是为我国第一部正式的商法。《商律》由《商人通例》和《公司律》两部分组成。《商人通例》共九条,比较具体地规定了商人的身份及经商权力。“凡经营商务贸易买卖贩运货物者均为商人”,“商人营业或用真名号或另立店号某记某堂字样均听其便”。(《商部奏定商律》。     

“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的产生

1838年底,经过关于禁烟政策的大辩论后,清政府确立了严禁政策,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赴广东查办。这标志着清政府领导的禁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清政府的这一政策对禁烟运动的开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它表明清政府开始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鸦片侵略采取坚决抵抗的态度。但是,在有关鸦片战争和林则徐的研究中,对这一政策的意义估计得并不充分,表现之一就是把林则徐的禁烟活动与清政府的政策割裂开来。一些论者把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实行的以“断绝来源为首务”的禁烟方针视为林则徐的创造,认为林则徐来到广州后,经过调查研究。才提出了这一方针,并认为从“必以重治吸食为先”向“首贵杜绝来源”     

清末黑龙江教育初论

清朝末年,清政府在东北地方建行省、兴教育、办实业、练新军。朝野上下,一时谈论“新政”者,莫不以为“欲振兴地方,非开通民智不可;欲开通民智,非兴学校不可”。据不完全统计,从1905年至1911年,黑龙江省先后设立了300余所新式学校,为开发和建设黑龙江培养了一大批通达时务,谙熟技术的人材。 1905年7月22日,黑龙江省设立了学务处,规     

武昌起义的先声——《大江报》案

1911年的清政府已经内外交闲、摇摇欲坠,以《大江报》主笔詹大悲为代表的报人力争做“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遗余力地为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鼓与呼”,却遭到清政府的镇压。     

试论孙中山振兴中国商业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

试论孙中山振兴中国商业的经济思想及其演变林家有孙中山作为一位民主革命家,他成就了伟大的事业,领导人民推翻了清政府,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的政权──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清末武汉劝业奖进会述略

随着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在清末曾出现名称不一的各种奖进会、劝工会、劝业会 ,当时又称“赛会” ,与现代的商品博览会性质相似。 190 9年在武昌举行的武汉劝业奖进会 ,是清末湖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性商品赛会 ,在全国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查检有关论著 ,可以发现绝大多数都不曾提及这次盛会 ,极少数虽曾提到也是语焉不详 ,其具体情况鲜为人知。一武汉劝业奖进会的创办 ,与 2 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振兴工商实业政策 ,倡导仿行欧美各国的商品博览会 ,鼓励各地自办商品赛会有着密切的联系。早在工业革命前夕 ,欧洲许多资本主…     

来函摘登

贵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陈训明《姚华的书画和颖拓》一文,有的事实有出入,有的引文有错讹,均应予以订正。一、姚华是一九○四年中进士后清政府派往日本游学的,陈文误为“戊戌变法时东渡日本”。戊戌是一八九八年,提早了六年。二、陈文“姚华在光绪末年一度主讲于清华大学”。按光绪最后一年为一九○八年,其时并无清华大学。姚华“一度主讲”的清华学校是一九一一年清政府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歉”办的,初无大学之名。     

精琪的币制改革方案与晚清币制问题

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政府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主张导入金汇兑本位制。在银价暴跌带来的严重财政危机之下,清政府存在接受精琪方案的客观“诱因”,但由于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反对,清政府最终废弃了这一方案。究其原因,除了反对精琪方案中所含的一些帝国主义成分的民族主义因素以外,“货币发行地方化”这一历史现象也值得重视。对各省督抚们来说,独立的货币发行是主要的财源之一,币制的改革势必会影响其收入。实际上,此前他们已数次“抵制”清政府推进的币制改革,他们是清朝币制改革的巨大障碍之一。另外,在地方行政和财政运营中已经成为习惯的“陋规”,也是币制改革的一大障碍,是更深层的“抵抗”力。精琪对在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所要面对的“抵抗”做了过低的估计,这是其重大缺陷。     

从茶楼到证券所

在上海,西方的东西无一不能找到其落脚点。甲午战争后,在“振兴工商、实业救国”的旗号下,在外商证券公司的熏染下.     

道光“八年五”、“八年十”红钱及版别

道光初年,即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财政状况亦大不如以前。为解决财政经济的失衡,清政府采取了增值平钱,用扩张面值来增加收入,道光“八年五”、“八年十”增值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     

张鸣岐与清末广西近代化

1901—1911年,清政府在全国推行新政。时任广西巡抚的张鸣岐抓住契机,立足广西僻处边陲、民智未启、资源丰富这一历史现实,以统筹“边防全局”、“振兴实业”、“培养人才”为指导思想,致力于广西各项事业的建设,客观上推动了广西近代化。     

暗杀，革命党人绝望中的冲动

清末的暗杀之风,肇始于清政府对改良派和革命党人的“赏格”或“花红”。戊戌政变之后,清政府对逃至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曾悬赏1027两白银索要两人的人头。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被清政府用“花红”和“赏格”索命的历史更长。在孙中山领导创建檀香山兴中会的第二年,即1895年10月起,直到1911年清朝灭亡的17年间,清政府针对孙中山一人共发出各种密谕上百道。按照《大公报》1908年的报道,当时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悬赏总数已近2527。因为孙中山比较谨慎,革命党人对其严加保护,才没有被清政府暗杀,即便如此,孙中山也直到1911年才敢公开回国。     

义和团运动时期清政府对外 宣战”的真相

当1900年,义和团运动正在高潮的阶段,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忽然在6月21日发布了对外“宣战”的(?)旨,表示要与各帝国主义国家“一决雄雌”。如果僅从表面现象来看,就很容易使人们感觉到惶惑——既然清政府在1900年前已安于做帝国主义列强的代理人,那么它在这时真是忽然站到了人民一起而向侵略者决战了么?不,事实的真象并不如此。在整个义和团运动的过程当中,慈禧太后始终是站在反对的立场,她从未真的“动摇”过;至于“宣战”,则只不过是狡猾地玩弄两面手法而已。现在,我们就通过对具体史实的分析,来揭露清政府所谓“宣战”的阴险卑劣的真相。     

近代中国边界变迁与边疆问题（二）

（一）辛亥革命前后俄英策动的边疆“独立”（1）沙俄策动外蒙古“独立”日俄战争后,尤其是1907年第一次《日俄密约》后,沙俄加紧了在我蒙古地区的渗透和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利用开办“新政”的机遇,在边疆实施“新政”,力图改变边疆落后、守旧的社会经济文化,增强边疆防务。1909年底,清政府开始在外蒙地区实行“新政”,沙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一方面,沙俄利用外交和军事压力迫使清政府停止已实施的新政措施,     

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前后的伊斯兰教政策

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前后的伊斯兰教政策陈慧生一、继续推行“恩威并用”的政策清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十一月,清政府授命刘锦棠为新疆省第一任巡抚。新疆行省正式建立。新疆设立行省,实行郡县制,在新疆近代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①建省前后,清政府对伊斯兰教的政...     

全面达小康 建设新江苏——建功立业荣誉录：吴江工商行政管理局

吴江市工商系统紧紧围绕该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坚持以助推发展为第一要务、监管执法为第一职责、依法行政为第一保障、开拓创新为第一动力,推进服务型、监管型、法治型、创新型工商建设,以“四个提升”为抓手,打造“四种环境”,在实现地方经济社会与工商事业同步发展中取得了新的成绩。     

清政府对近代国际关系准则的适应初探——以清政府参与俄、朝遣返越境朝鲜人交涉为例

19世纪下半叶,清政府介入了朝、俄关于朝鲜人越境及遣返的交涉,两次派人赴俄同南乌苏里当局交涉,但不久后清政府退出了交涉.清政府介入遣返朝鲜人事务的原因,有维护边境安全的考虑,担心俄国借朝鲜人来蚕食中国领土,同时和朝贡制度的“惯性”也有一定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仍试图维持以它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这在作为“外藩之首”的朝鲜身上表现明显.清政府退出遣返朝鲜人交涉,反映了在条约体系的冲击下清政府正在逐渐适应西方国际交往原则和规范.     

民国时期商会档案

民国时期商会组织是一个维护工商业主利益的社会团体,以“联合各业、振兴工业、齐一商志”为宗旨。商会组织在民国时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作为这一时期商会活动的历史记录——民国时期商会档案,以其保存完整、时间跨度长、涉及地域广、案卷数量多、内容丰富等特点,在整个民国档案中占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