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的魔力——精神现象零拾之二十

炎黄春秋2004年第11期本期:终审杨继绳执行主编徐庆全审校赵友慈语言、文字都是人类创造的,这大概没有疑义。人类创造语言文字是行动的需要,这大概也没有疑义。为了做,才要说或写;做了之后,要记事、记言,也要说或写。因此,做总是第一义的。离开了做,说和写都没有实际的意义。但     

笑话——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八

幽默是外国货,笑话才是土产。不管笑话还是幽默,都是一种精神现象。     

道与器——精神现象零拾之六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中国的“上等人”一向重道而轻器,“下等人”则只管器而不大关心道。读书人都要去做人上人,把闻道看得无比重要,而器呢,自有人下人一代代口口相传地做去。这情形,只要看中国论道之书汗牛充栋,而论器之书寥寥可数,就可以知其大概。中国是以农立国的,但自先秦至明,研究农事的著作,可称的也只有《齐民要术》等有限的几部,不少还因不受重视而亡佚了。到徐光启著《农政全书》,已是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了。     

科学与权势——精神现象零拾之五

权势可以影响——帮助或阻滞科学的发展,但科学不能听命于权势。1957年我进大学,读的是中文,可最先听到的轶闻却是有关生物系的。说大教授谈家桢是摩尔根的弟子,但他的女公子却是米丘林学派。当时的风气,跟着摩尔根就是跟着美帝国主义,是唯心论;跟着米丘林(实际是跟着李森科)是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唯物论。学术问题一旦成了政治问题,自然又会衍化为家庭问题,闹得父女失和。实情如何,语焉不详。但当时听说之后,感到一丝可怕,这才知道自然科学的学术观点也要服从于政治的。幸亏后来毛泽东接见谈家桢,说摩尔根可以研究,总算到文革之前,谈家桢的…     

思想打架——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六

读思想史,常常有看打架的感觉。打架的因由不同,方式与结果也两样。不同思想派别的打架,是因为“道不同”。道不同,不相为谋,各说各的不就行了?不行。因为每家都以为自己的思想是最好的、最正确的,所以就容不下“异端”,一定要鸣鼓而攻之。攻之其实也不妨。本来,思想只有比较好     

依附心态——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七

有两则很有名的故事。故事所述之事,或系附会,故事所体现的读书人心态,却是实有。一则见《唐摭言》、《北梦琐言》、《唐诗纪事》等多种笔记。大意是说孟浩然诗做得很好,但一直没有当上官。有一次,王维(有说是李白,有说是张说)待诏金銮殿,约他一起谈论诗文,恰巧玄宗驾临,孟浩然     

虚导与实导——精神现象零拾

导向,是指对人行为的引导。能引导人行为的,有虚实两种。虚的,是理论的、舆论的引导。这一点,一向很受重视。要求舆论一律,思想一致、意志统一,不要有杂音,不要有噪音,哪里出现一点问题,就临渊履薄,抓得很紧很紧。实的呢,就是利益的导向、物质的导向、实证的导向,这方面不能说没注意,但比之对虚导的重视,就远远不如了。然而,在我看,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实导远过于虚导。     

造神与造圣——精神现象零拾之七

蒙昧时代,人们造神,是因为无知与恐惧。文明时代造神,是为了一定集团的利益与需要———《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造神是为了“天下服”。为什么会“服”?《礼记》有云:“百众以畏,万民以服。”害怕了,所以就“服”了。钱钟书先生在引了这两句话之后说: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也。”实在眼光犀利。钱先生的渊博,不可及。在引述中国的种种之外,又引证了外国的种种,那想法,同中国地异而心同,只是说得比中国人更直白、更赤裸。比如,相传奥古斯德大帝便说:“有神则资利用,故既欲利用,即可假设其为有。”著《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也…     

什么都要——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九

孟夫子教人选择: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怎么办?孟夫子的办法是选一样。大概熊掌难得,所以他没有选鱼。但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有势力的人或正期望成为有势力的人)的秉性不爱选择,而求兼得。福要五福,功要十全,不肯有一丝欠缺。就是讨老婆,看看中国的说部,     

面庚与听庚————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     

超前思维——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一

先有事实,后有概念。这不错。思想总是存在的反映。没有桌子,就不会有桌子的概念。但是,已经有了桌子,要把它做得更实用、更美观、更经济,没有超前的思维是做不成的。改革也像做桌子,想要做得好些,思维也要超前。我所说的超前,并不如学问家讲的那样玄乎。说白点,就是事情要想在     

浅说时尚——精神现象零拾之十四

时尚这东西,要让“高人”来说,可以云天雾罩,让人莫测浅深。好像一时尚,就雅;不时尚,就俗。而时尚又不断在变化,今天这样,明天那样,跟在后面跑,即便身心俱惫,也未必追赶得上,只能望洋兴叹:雅人难做。我是“低人”,也就是俗人,不能高谈,只解浅说,其说一浅,可能会大煞人间风景。     

学术的量化——精神现象零拾之九

什么都要量化,似乎不量化就不够科学,一量化就万分科学。于是各行各业都有了“量化”的考核标准,物质生产如是,精神生产也如是。然而,物质的量化好办——多少、轻重、大小、精粗、功能、硬度……各项指标都可以通过工具、仪表测得。精神生产就不同。虽然文字可有多寡,书籍可有厚薄,但精神创造的分量却是不能论斤约的。若是以著作多寡或字数多少论英雄,那么,善于抄袭或粗制滥造者一定是顶尖学者。孔子、老子,留下的著作都不多。老子只五千言,孔子多一些,可靠的也不过一部《论语》,还是弟子们编订的讲堂录。作《春秋》、释《周易》、定诗经》,…     

官员无小节——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二

齐宣王政绩如何,先不管他,为人好像还算老实。孟夫子要他行仁政,他没有耍花枪,做一套,说一套,把什么关心百姓疾苦、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类的空话挂在嘴上,而是老老实实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又贪财、又好色,还行个什么仁政！倒是孟老先生与好货、好色之徒谈德政,无异与虎谋皮,让人听了哭笑不得。     

知与行——精神现象零拾之八

知难还是行难?回答五花八门,有说知难行易的,有说知易行难的,有说知难行亦不易的,也有说知易行亦不难的。各种可能都说,结果等于不说。对于知行的孰难孰易,我觉得并不紧要,关心的倒是,为什么明明“知”的,到时候又不知了;明明要“行”的,到时候又不行了。先前不说,从新中国成立算起,到1958年,唯物论讲了十年,唯心论也批了十年,批胡适,批《武训传》,批俞平伯,光是批胡适唯心主义的文章就收了七八本集子。但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想得到,一定做得到”,报上天天说,人人口中念,比胡适先…     

文章与时代——精神现象零拾之十

文章总是一个时代的文章。离开了时代,就很难读懂。鲁迅的文章,在他那个时代,读者是懂得的。所以至今回想,仍抑制不住心情的激动。但是,今天的青年却凭借注释也不容易读懂了。何止青年,就是有些并不年轻的学者、作家,月旦雌黄之际,似也十分隔膜。那原因,我想大抵是因为对鲁迅生活的时代印象早已淡漠。有年轻朋友问我,明白的话,鲁迅为什么要讲得那样曲折隐晦?我劝他读一读马克思一段明白的文字———“‘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     

玩儿圣人——精神现象零拾

圣人是至高无上的。对圣人应当规规矩矩,毕恭毕敬。但若不是诚惶诚恐佩服得五体投地,就会发现,所谓“圣人”,常常是被人玩儿弄的对象。     

面谀与听谀——精神现象零拾之十五

自从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君臣主奴之份,上下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是一个始终未能解决的问题。孔夫子主张下对上要尽忠、尽礼,但反对谄媚。不过他也知道,既然尽忠、尽礼只是对主子一人,而且要一切无违,那么,这样的忠与礼同谄与媚,是很难分别的——“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事主尽礼呢,当然也是一样的。为什么?因为尽忠和尽礼都要求下对上的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哪里还有犯颜直谏,哪里还有面折廷争！上面说什么,下面就赶紧迎合、顺着说,即便有不同意见,也     

有没有万能的思想——精神现象零拾之四

人类一直期望着一种万能的思想,不但用以安邦定国,还要用以指导一切。有了这种万能的思想,只要照着去做,世界就会归于至善。中国在先秦之时,还没有确认这样的思想。老、孔、墨、杨,农、兵、名、法,各唱各的调,各吹各的号,其中有同有异、有分有合,使一段思想史异彩纷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推出了一种万能的、惟一的思想。不是说当时就没有别的思想,而是不准有别的思想。从此中国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按孔子的理论去说,才叫“名正言顺”,然后因名设教,“天下太平”。各行各业,也都要依此行事,断案不以刑律而以《春秋》,退敌不以军旅而…     

“礼”的延续——精神现象零拾

我们喜欢夸赞自己是“礼义之邦”,但对什么是“礼”,却大体是想当然的,我也如是。及至翻一下旧籍,才知道原来是那样繁复的一套体制和规矩。官制是由礼制定的,服饰是由礼规范的,行为是由礼约束的,言语也是由礼节制的,一句话,从出生到死亡,不同等级的人,视听言动,都有礼的规范。这也就难怪儒学要称为“礼教”,而孔老夫子要说,在上的如果“好礼”,在下的就“易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