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与龙门石窟古阳洞的雕造

被誉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的龙门石窟 ,位于洛阳市南 1 2公里的伊河两岸的崖壁上 ,这里古称“伊阙”。《水经注·伊水》云 :“两山相对 ,望之若阙 ,伊水历其间北流 ,故谓之伊阙矣。”约自隋炀帝时 ,遂称龙门。伊阙山地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工程则肇始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 (公元 493年 )的策迁洛阳。其创始窟即是名为“孝文窟”的古阳洞 (旧称“石窟寺”图一 )。本文仅就孝文帝与古阳洞的营建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图一　古阳洞石窟龙门古阳洞的开凿年代就是龙门石窟的开创年代。这是目前学术界一致的看法。但对古阳洞的确切创始之年 ,至…     

北魏孝文帝实行散爵制度考

北魏孝文帝实行的散爵制度是爵位改革的重要措施。散爵的实行以保留北魏前期虚封性质的五等爵为基础,调整原来具有五等爵者的爵位等级,并将散爵与实封的开国爵一并推行,因而,散爵与开国爵的爵位等级也就具有相互参照的关系。在后《职员令》中,孝文帝又将五等爵与开国爵这两个系统的爵位等级一体化,正式将虚封爵称为散爵。因此,散爵制度依然是使社会上层群体等级地位有序化的保证。     

北魏孝文帝太子拓跋恂之死及其原因考析

太和二十年底,太子拓跋恂图谋北奔,孝文帝将其废黜,第二年三月又将其处死。孝文帝很注重对继承人的汉化教育,但太子恂颇为抵触。不过,年仅十多岁的太子恂之所以如此反感迁都洛阳与汉化变革,主要在于代北保守势力企图利用其太子身份以制造武装割据和分裂,这是孝文帝所绝对不能容忍的。与此相关,太子恂之死也与一些汉族人士力图根除鲜卑保守势力复辟隐患的政治态度有关。此外,太子恂被黜也与孝文帝后宫中皇后更易及其斗争直接相关。     

《后魏孝文帝与高句丽王云诏》中所见魏、丽形势及双方关系

北魏孝文帝给高句丽王高云的诏书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献,诏书于太和十六年九、十月份发出,要求高句丽派遣王弟入朝,高句丽最终顺从了北魏的要求。诏书内容可以弥补多件文献阙载的历史事件,可以藉此了解孝文帝精心策划迁都洛阳过程中对内树立权威、对外极力笼络的手段,对研究高句丽国情、魏丽关系大有裨益。     

简析东晋门阀士族

东晋由侨姓士族和吴姓士族共同支持建立起来的,侨姓门阀士族在东晋门阀政治中发挥了主导支配地位,通过与皇族联姻,把持中央政治与军事大权,形成了皇族与侨姓门阀士族"共天下"的局面,奠定了东晋门阀政治的基本格局,维持了东晋百年政治。     

南朝门阀制度衰落的原因

门阀制度在刘宋时期开始有了衰落的趋势。究其原因,不出内外两方面,内部原因是士族自身的腐朽,外部原因是皇权逐渐加强和庶族寒人进入政治中枢。     

大同北魏遗迹与《水经注》

平城位于大同市城区和南郊,是北魏早期的都城。天兴元年(398年)拓跋珪称帝,次年(399年)迁都于汉平城,天赐三年(406年)"发八部人自五百里内,缮修都城,魏于是始有邑居之制度"。都城经历了道武帝初创,元明帝、太武帝改扩建,孝文帝臻于完善,使之成为当时中国最大、最繁荣的都市。太和     

北魏迁都后官贵之家在洛阳的居住里坊考

北魏迁都伊始,洛阳城建里坊之制未备,迁至洛阳的官僚贵族家庭的居住比较随意。如杨椿为弘农杨氏家族创居景宁里的情况即是如此。后来随着门阀制度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确立,官僚贵族在居住问题上开始更多地考虑到身份地位,居住地的选址是否吉利也被考虑进来了。     

晋宋之际门阀变革研究——以刘裕姻戚为对象

田余庆先生将刘裕称为门阀制度的掘墓人,认为刘宋皇权统治下的门阀士族已不是决定性的政治力量了。学界也大都认为晋宋之际,庶人阶层的上升,是门阀制度解体的开始。然细究晋宋之际的上层政治环境,发现门阀制度在此时发生的"变革"不是解体,亦不是式微。只是门阀制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吸收了新的阶级加入,变为了军阀与贵族结合的政治,但其根本地位并没有发生动摇。刘裕姻戚家族的地位变迁,恰恰说明晋宋之际门阀制度的这种新变化。     

北魏皇家园林营建考述——从侧面看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影响

北魏时期是皇家园林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一时期,皇家园林的营建发生了深刻的转变,主要表现为此时皇家园林的地域分布由平城转移至洛阳,景观布置摒弃了以往宏大、粗犷的风格,愈加倾向精巧、雅致,同时,原有的狩猎、祭祀活动也日渐减少,而游宴、听讼活动不断增多等方面。北魏时期皇家园林发生的转变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也从侧面反映了改革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论北魏冯太后

北魏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是一位有才干的女政治家。她在第二次临朝期间对北魏国内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如严惩污吏、实行均田制和三长制、改革户调制等,成为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为以后的改革奠定了基础,大大推动了拓跋鲜卑族的封建化进程。     

孝文帝爵制改革后的北魏散爵封地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实行爵制改革,但改革前所实行的虚封五等爵制,依然延续下来而改称散爵。散爵封地为虚封性质,但由于与实封的王爵、开国爵一并实行,所以受到后者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散爵封地由原来以晋代郡、县为名称,改为以北魏所设郡、县为名称。并且,由于散爵封地由郡太守、县令进行治理,还可以被作为开国爵的封地来封授,散爵的封地与爵位等级已经没有联系。但散爵封地的封授与开国爵相同,也实行籍贯回避。总体而言,孝文帝爵位改革后实行的是以实封爵为主导的分封制,散爵封地的封授只是这种分封制的补充。     

北魏县令长的相关问题

县级行政机构,是北魏中央政府行使对地方有效管辖的重要机构,其行政长官是县令或县长。北魏政府对县令长的选拔非常重视,县令长应具备一定的才能。县令长的职责是负责全县的财政经济事务,督促百姓勤于农耕,维持一县的社会治安,举荐政府所需的人才。县令长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双重照顾。     

北魏分定姓族与郡姓体制北大核心

北魏分定姓族,包括汉人郡姓和代人姓族的评定,确立了以“郡姓体制”为核心的新门阀制度。汉人郡姓评定、确认郡姓分布格局和评定郡姓等级,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内核;构建“四海大姓—州姓—郡姓—县姓”的姓族秩序,构成了“郡姓体制”的外延。代人姓族评定、改迁洛代人为河南人和促成代人姓族“郡姓化”,是对“郡姓体制”的补充和完善。“郡姓体制”将胡汉大族纳入新门阀制度中,具有整合汉人士族和代人勋贵的功能。此后,“郡姓体制”长期成为北朝隋唐门阀制度的核心。     

敢作敢为的冯太后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改革,究竟谁是这一改革的主角？由于历史记载等方面的原因,人们往往把功劳归于孝文帝拓跋宏,甚至直接称之为“孝文帝改革”,而忽视了北魏女政治家冯太后的实际作用,这是很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孝文帝即位以后,北魏政权对国内的政治、经济和风俗习惯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因为孝文帝的年号是“太和”,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的改革称为“太和改制”。     

浅析武则天时期门阀士族地位下降的原因——从武则天采取的几项措施来谈

门阀士族自东汉形成后,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拥有着特殊优越的地位。作为地主阶级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它活跃于一定的历史时期,但到隋唐时期,门阀制度已逐步走向衰微。而在武则天掌权的前后一段时期,由于君相权力之争,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以及士族自身的不足等原因,使得门阀制度经历了一次致命的震荡,士族地位直线下降,加速了门阀制度及士族的消亡。     

从犹太复国主义到后犹太复国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同早期的犹太宗教文化存在各种内在联系。现代犹太复国主义容纳了不同的犹太思想流派,并赋予犹太教中的返乡复国以时代内涵,借此实现了古老弥赛亚观念的现代复活。以色列建国后,犹太多数派中的强硬思潮长期制约着以色列和犹太复国主义的走向。后犹太复国主义是后冷战时代以色列犹太社会中出现的一种新思潮。它对以色列的犹太种族特征和发展方向及其对阿拉伯人的政策等提出了一系列批判性新观点。尽管后犹太复国主义思潮尚未摇撼传统和极端犹太复国主义在以色列政府决策中的话语权,但它却对未来以色列政治的发展构成了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     

北魏孝文帝时期平城宫殿建设的考证

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大规模的建设活动,从313年拓跋猗卢“城盛乐以为北都,修故平城以为南都”时便应有所计划,但其时可能主要是以修整汉代平城县的城垣和建筑为主。     

曲阳北魏崔楷墓

2007年12月,曲阳县文物保管所对位于曲阳县下河村南的北魏崔楷墓进行了抢救清理,出土了一些残陶俑和一方墓志盖,其中墓志盖镌刻400多文字,记录了崔楷家族、姻亲世系关系,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张壁为北魏孝文帝时宁州寄治考

杜士铎先生主编的《北魏史》,是国内第一部北魏断代史,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该书“疆域与行政区划”篇中,依据《魏书·地形志》,《绾集》等文献资料,列出公元543年——550年的《武定行政区划》,注明了北魏中期孝文帝时拥有的113个州、12个边镇、527个郡、1465个县、1894247户、6918768口人。其中第30个州“宁州”,注明“寄治汾州介休城,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据此,笔者就“汾州介休城”、“介休县东南”、“寄治”作如下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