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车与“国民代表大会”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人民的死活,发动了反人民的内战;同时又欺骗人民,实施宪政,装点民主。1946年11月,他不顾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反对,悍然在南京召开了“国民代表大会”,制订了一部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妄图建立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法统。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声明,指出召开“国民大会”,是国民党政府“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     

吴长庆与朝鲜“壬午兵变”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八套播放了百集韩国电视连续剧《明成皇后》,在全国引起不小的轰动。剧中有关朝鲜“壬午兵变”的情节刻画得紧张激烈,令人感到惊心动魄。然而,很多人却不知道,“壬午兵变”与清政府以及淮军将领吴长庆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雷马事变与国民党中央控制甘肃

雷马事变的爆发,导致甘肃的政治生态环境也随之发生巨大改变。不仅原来在西北有重要地位的国民军势力彻底被消灭,也促成国民党政府对甘肃派出中央大员实行直接管控,并以甘肃为中心据点辐射宁夏、青海、新疆等地。本文重点探讨雷马事变对甘肃政治生态造成的影响以及国民党中央对甘肃直接管控的背后意义。     

《清史》留名“建威将军”——记左宗棠大将贵定人汪柱元

在贵州省贵定县城关镇南2公里的高坪村东南角处的高山上,有一座清朝时期修建的雄伟的坟墓.坟墓主体高5米,直径10米;墓碑高3米,宽1.5米,碑盖高1.5米,碑眉刻有“再造乡邦”四个字.墓前有一双高高耸立的石柱华表,并有名人对联镌刻其上,题联的均为清朝封疆大吏一品重臣.     

甘肃雷马事变中的蒋介石与杨虎城

1931年8月,雷中田、马文车联合发动政变,囚禁甘肃省政府主席马鸿宾,改组省政府.事变发生后,陆海空军总司令潼关行营主任杨虎城迅速介入,试图利用解决事变之机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西北自创局面,蒋介石则以处理事变为契机,顺势展开对西北的统一行动.蒋、杨围绕雷马事变的博弈,反映了抗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一个特点,即代表着"中央"的"地方"在分裂着"中央".     

“他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离开政治”——火箭专家梁思礼谈父亲梁启超

父亲从小在家乡就被誉为“神童”,他很小就中了秀才,然后又中了举人。之后他到了万木草堂,碰到了康南海（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在万木草堂,他跟康南海一番谈话之后,他的眼界大为开阔,知道了世界上的许多事,觉得不能再读那些古书了。从此之后,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重大事件里面,都闪现着“康梁”的身影。     

“福建事变”中的地方民军

在外患严重,民族危亡时刻,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带领19路军在福建发动了反蒋民主运动,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事变”(简称“闽变”)。“福建事变”从酝酿策划到失败,为时极短,福建人民政府的存在仅两个月,昙花一现,瞬间凋零,成为现代史的一幕悲剧。究其原因,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有一点却为人所忽略,即民军在此次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19路军对福建民军的政策经历了一个由“剿灭”到“招抚”的转变,后被证明是极其错误的,是造成“闽变”迅速失败的原因之一。     

“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

193 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上海银行公会一度公开主张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为正统 ,实行宁粤之间的和解 ,并对诸如罢市这样的激进举措持消极态度。在上海和平会议期间 ,银行公会在敦促宁粤会议双方尽快息争御侮的同时 ,开始对南京当局的统治表示出相当的不满。在蒋介石下野后出现的停付公债库券本息风潮期间 ,上海银行公会发起了声势巨大的抵制运动 ,迫使孙科当局收回成议。 1 93 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前后 ,形成蒋汪合作的格局 ,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提出的内债展本减息方案 ,上海银行公会基本上持合作的态度。此外 ,在支持淞沪抗战、维持上海金融市场乃至国内金融业的稳定 ,适时发起成立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等问题上 ,上海银行公会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     

震撼湘黔的“黔东事变”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晃县(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民抗暴斗争,这场斗争波及湘属的辰溪、黔阳、洪江、芷江、会同、晃县等县,黔属的玉屏、镇远、岑巩、三穗等20余县,抗暴队伍多达数万人。这场抗暴斗争是湘黔边界现代史上影响巨大的事件,史称“黔东事变”。     

论“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九一八"事变张学良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绝不是"听命中央"而是想保存实力,寄希望于国联的调停。张学良与日本政客有暗中交易,希望通过收买日本政客,进而放缓或者阻止日军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也是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原因。     

“公车上书”考证补（二）

五、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官员与公车的上奏波澜渐起,政治局势也随之渐起变化。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究竟如何？我在本文第二节中已经说明了每日上奏、代奏、电奏的情况,以下再逐日地说明三月二十二日以后政治中心的情况,及其与官员、公车上书的关联。     

执“粮”之手 与“车”偕老

库管员,在多数人眼里,枯燥乏味、单调无趣,但史永禄却在库管的岗位上用心默默坚守三十三年。每天,那个骑着红自相间的山地车、身着蓝色冲锋衣、戴着头盔、墨镜,出现在伊利元兴饲料厂门口的大叔,就是史永禄     

黔南事变与独山深河桥

二十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抗日战争．发生了三次事变。第一次是日本拉开侵华战争的序幕——“九一八”事变：第二次是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抗日战争爆发的“七七事变”：第三次是日本侵华战争的结束——“黔南事变”。     

毛泽东处理“富田事变”的教训

20世纪30年代,江西中央苏区所发生的“富田事变”与毛泽东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事变后毛泽东对其本人在处理富田事变中所犯的“左”倾错误不断反思并汲取了深刻的教训。在随后的革命岁月里,他不断深刻总结我党历史上处理解决党内矛盾的思想根源,最终形成了解决党内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弄清思想、团结同志”的原则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对于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现实意义。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地下抗战，是在国民党政府及东北军政当局采取“不抵抗”政策并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的大背景下，与日本侵略者在隐蔽战线上展开的抗战活动，包括抗日策反宣传、搜集日伪军政情报和破坏日军侵略设施等方面。东北地下抗战与公开的武装抗战互相配合，在日伪统治严密和生存环境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日本投降，为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     

天柱四举人与“公车上书”

贵州虽然地处偏僻,但在近现代的政治风云中,却是人才辈出。本文所述四举人,全是少数民族,意义更非一般。[编者按]     

“九一八”事变期间的顾维钧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这样评价顾维钧：“他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超过他。”这个出生在上海嘉定的外交家被称为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外交奇才。“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的目标,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用自己的智慧、修养维护着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     

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性质分析

1912年贵州“二·二”事变的发生,给辛亥革命后贵州政局的发展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时人或后人,对“二·二”事变的认识和评价,都存在着分歧。在纪念辛亥革命发生100周年之际,分析贵州辛亥革命中“二·二”事变的性质,总结其经验教训,对于更加深入全面了解贵州辛亥革命史具有重要意义。     

王亚樵与“凉茶西施”

广西东部,古城梧州,山连五岭,水汇三江,乃八桂门户,五凤朝阳的钟灵毓秀之地。千百年来,多少风流人物在这座二千多年的历史古城上演一个个缠绵、凄美而又惊心动魄的故事。二十世纪之初,中国上空战云密布,外患不绝,内战仍频。甲午战争后,八国联军涂炭中华山河,清皇朝封建统治四面楚歌,辛亥革命轰轰烈烈,军阀混战此起彼伏,至二、     

面对“九一八”：尴尬的“国联”

“九一八”事变及日本的借口。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左右,沈阳东北方向一声巨响,几个日本军人将南满铁路二米长的一根钢轨炸断了,随后枪杀几个中国乞丐,给他们换上中国士兵军装。指挥这次行动的是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花谷正少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