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史记注译秦始皇本纪》的几个问题

由王利器先生主编的《史记注译》是第一次把130篇原文、注释、译文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疑有益于这部优秀的历史巨著的普及与推广,同时在整理、研究我国古代丰富的文献中,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笔者就该书中《秦始皇本纪》一篇谈谈自己浅显的看法.     

读《史记注译》献疑

平生所读古籍,最爱司马迁《史记》,因其为中国史部著作的里程碑.顾自杨恽宣布于世,二千年来,初则代代传抄,错简,增删,乱其面目;后经一再翻刻,妄改、臆注,至引旁注入正文,更失其真.读而通之,实非易易.此本往哲时贤所熟知.即如被誉为集大成之日人泷川资言、水泽利忠之《史记会注考证附校补》,亦非真正善本.中华书局点校本,瑜多瑕少,以重在注释,自无译文.不意在古籍整理新潮中,三秦出版社投巨资、集专家,以“要影响千万人以至千百年,对青年一代乃至子孙后代”之精神,出版了数百万言之《史记注译》,就世界而言,诚属破天荒之一大盛事.偶一翻检,优点如林,学界推崇,有目共睹.     

《五帝本纪》注译商榷

1988年,三秦出版社出版了王利器先生主编的《〈史记〉注译》,(以下简称“注译”)为广大人民群众阅读《史记》开辟了康庄大道;为一部分专家学者研究《史记》提供了参考,是史学界、文学界的一椿盛举,极值得庆贺的大事.     

《史记注译》释词得失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体大思精的纪传体通史,也是一部前无古人的文史名著.总结了西汉太初年间以前我国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水利、医学等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成为当时社会科学的集大成之作,就是一部包罗自然万象的百科全书.历代许多学者都对《史记》进行校勘、诠释、考证、评论等研究工作.王利器教授主编,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史记注译》对古今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综合整理,把原文、注释、译文三大部分组合编辑起来,具有研究与普及一举两得之功效.     

借鉴《国语解》为古籍作注

我承担了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中的《国语选译》工作.它的具体要求是“每篇依次分为提示、原文、今译、注释四部分,以译文为主”,但是“注释是今译的补充部分”,意思是说读者还是要借助注释才能更好地理解译文.可见,即使有译文,对古书来说,注释也是不可少的,更何况没有译文的古书,注释更是必需的.我在进行《国语》注释和今译工作中,反复阅读推敲韦昭的《国语解》及近现代对《国语》有关注释、翻译诸作,深感极有必要探讨如何借鉴韦昭《国语解》来为我们当前的古书注释服务.     

新书信息三则

《史记注释》王利器主编的《史记注译》,于1988年11月由三秦出版社出版.全书4册,第1册为本纪、表,第2册为书、世家,第3册为传(一),第4册为列传(二).4册共2,884页4,365,000字.定价92元.     

刘伯庄《史记音义》考评——以《史记索隐》、《正义》所存佚文为例

刘伯庄《史记音义》是唐初的一部《史记》注本,原书于宋代之后已佚.现存于《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中的佚文有256条,涉及注音、释义、释地理、补史实、考典制等多个方面,在音义训诂、优化史注体例、保存先唐《史记》版本资料及保存历史文献资料方面都具有较高的价值,在《史记》注释史上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不足之处在于“不见旁通”及注释偶有不确.     

《史记今释》简评

司马迁的名著《史记》,历代不断有人进行研究和注释。特别是近年来,研究和注释著作更是不断涌现。随着台湾、大陆海峡两岸往来逐渐开始和加深,台湾学者的《史记》研究著作也已流传进来了。如马特盈先生的《史记今注》、台湾六十教授合译的《白话史记》、杨家骆先生的《史记今释》(台湾正中书局,一九七一年初版,一九八一年三版,全一册)等。在目前大陆流传着的台湾学者有关《史记》的注释著作中,无疑,杨著是其中编辑较有特色,注释较好的一部。仅就本人认识所及作一简介。     

《搜神记》校正

旧题东晋干宝所撰《搜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深受世人喜爱.中华书局出版的汪绍楹先生的校注本(下简称“汪本”),影响最大.此书以张海鹏的《学津讨原》本为底本,做了大量的考源钩沉工作,又补辑了34条,是最为通行的读本,各种《搜神记》选译本、小说注译本多以该书为据.岳麓书社1989年又出版了钱振民先生的校点本(下简称“钱本”),系以毛晋的《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参校众书,并编“主题索引”以代“目录”,正文之后附“人(神)名索引”、“图籍索引”、“重言索引”等,也不失为一种便利的读本.贵州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1月又推出黄涤明先生的注译《搜神记全译》,该书亦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校以《学津讨原》本,并参考了汪绍楹先生的校注等.该书注释简明、译文流畅,特别是魏晋常语的翻译把握较好,可称为兼具通俗性、资料性和学术性的好书.     

读《史记注译》的感想

王利器先生主编的《史记注译》,是近年来整理与研究《史记》的一项重要成果.这是一部四百余万字的巨著,我一时难以全读,粗读又难以发表意见,故不敢轻易对其置评.这里只想借题发挥,浅谈这么几点感想:     

也评《史记注译》

王利器先生主编的《史记注译》,经过四十多位同志的艰苦工作,历时五年,终于由三秦出版社出版了,这是古籍整理学界的一项重要成果,对于《史记》的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一部《史记》,     

《管子注译》译文正误

赵守正先生的《管子注译》(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部集各家之长,通俗、生动的注译本,但某些译文似有欠准确.《乘马》篇中“则所布(原为“市”,赵先生据《管子集校》改为“布”,我认为不妥,应从市)之地六步一(豆斗),命之曰中岁。”翻译为“这样,征收布匹的地方,合六步土地征粮一斗,这是中等年成的税率”.按赵先生的解释“六步土地征粮一斗”即每亩(100步)征粮为一石六斗六升,税率收量已远远超出了实际产量。在战国之时亩产量一般约为一石半,显然与税率是矛盾的.《管子·禁藏篇》“岁兼美恶,亩取一石”。     

《史记注译·荆燕世家》补正

三秦出版社1988年出版的《史记注译》集诸家译注之大成,质量较高.虽然如此,在《荆燕世家》中,还有几处注译失误.今不揣冒昧,提出几点补正,谨供参考,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教.1.“使人间招楚大司马周殷”.(1481页)原注:“閒”通“间”,“私下、暗地.”上古没有“间”字,后代写作“间”的,上古都写作“閒”.所以“閒”不是“间”的通假字,而是“间”的古体字.原注失误.     

评《史记注译》

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史记注译》与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桩好事!司马迁《报任少卿书》自述创作《史记》(原名《太史公书》)之旨写道:“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此言毫不夸大.是书所涉及范畴,举凡政治经济、天文地理、水利历算、医学音乐,无所不包,实为中华民族公元前千余年历史文化之集大成,从而展示出中华民族文化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造“轻吕”

<正>剑到底源于何时,为什么要称之为“剑”,这一直是困扰古兵器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先秦史籍《逸周书·克殷解》里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大意是“诛一夫纣”的武王攻入朝歌后,“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此处文字描述了武王使用“轻吕”“黄钺”对纣王的尸体施行击斩,学界认为这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复仇习俗。《史记·周本纪》对这段记载后进行采用（图1）,但太史公司马迁在文字当中把“轻吕”改成了“轻剑”,甚至在后文种干脆写成“击以剑”,以及“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的内容,这充分说明司马迁认为早在西周初期剑就诞生了,“轻吕”就是剑。唐代学者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也注意到了司马迁的这一改动,同样认为“轻吕”乃剑名。     

读《史记》、《漠书》札记七题

在阅读《史记》、《汉书》过程中,颇感其记述及注释有可疑之处。今摘取其中七例,以娱同好。分别题为：《史记》关於蒙恬北逐匈奴年代质疑、《史记·秦始皇本纪》“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毒”句句读试析、“刚武侯”诸家注辨疑、吕后之兄吕泽为周吕侯而非建成侯说、《汉书·郦商传》“六月余”句辨疑、越骑校尉所领非越人辨析、《汉书·酷吏·田广明传》颜注之一误。     

《史记集解》考

《史记集解》是最早的《史记》注作结集。它与《史记索隐》及《史记正义》一起。世称《史记》三家注。《史记》三家注在《史记》注释学和版本学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从文献学角度。对作为“集解”体的《史记集解》的产生及其特点进行考释。     

异形词应该统一

有家刊物先登载了《改稿校对可以不改动的词》,1991年第3期又刊出了《编辑校对不用改动的字》。如:“抹杀”同“抹煞”,“猛醒”同“猛省”,“踏实”同“塌实”,“惟独”同“唯独”,“毋宁”同“无宁”等。每组异形词都是可以互相代替的。于是,在对异形词的认识和使用过程中,就产生了许多问题。     

龚育之和我的文字交

回忆起来,我和龚育之同志,有整整二十年的交往。只是在记忆中,许多往事都已经模糊了。交往的开始,很有一点意外。那是1987年《光明日报》图书评论版征文,我写了一篇《关于〈毛泽东著作选读）的注释》寄去,8月27日的报纸就登出来。谈的全是技术问题,既谈到了它比旧版注释的进步,也提出了一些还可以改善之处。而我这篇议论别人长短的文章,本身就有可议之处。我批评《选读》没有注明汪精卫的《夹攻中之奋斗》的出处,以为它是出自陈独秀在《布尔塞维克》杂志上的一则“寸铁”。刊出之后,     

说君师合一

1966年春,86岁高龄的章士钊先生在《柳文指要》跋中写过君师合一事。毛泽东在致章先生信中谈到《柳文指要》时说：“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毛泽东措辞婉转,认为《柳文指要》不必改动就可以出版,章先生心暖之。几年后康生又专断地提出,须将全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重新修改后才能出版。得知康生的意见后章先生动了气,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夫唯物主义无他,只不过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之的高贵读物。”还说,“我未信人类有不可变更的观点,亦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