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抑制西学探论

明末清初西学在中国传播的情形因朝代更替发生了相当明显的变化。传教士在清宫中除接触皇帝外,与公卿士大夫已很少交往。其传教的目的和中西文化差异造成的隔阂又因满汉对立而加重了非我族类的排外色彩。入清后,传教士才能的蜕化和西学中国化速度的加快,使西学对中国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大大降低,西学传入的规模和内容均较明末有所不及。康熙帝既未对西方社会与自然科学进行深究,也并未倡率天下以身示范,其利用西学只在于显示“柔远能迩”和“圣学渊深”。西方殖民侵略引起国人对西人的警觉与教廷对中国内政的干预,导致西学终被取替。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

传教士　儒学　儒学教育胡卫清作为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介的西方传教士,其活动近年逐渐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但研究多偏重于西学传播。实际上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经传教士之手东渐的西学固然影响了中国人,而中国的儒学也同样深刻地触动了传教士。传教士对...     

梅文鼎的中西文化观

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华传教,带来了欧洲的科学技艺、中国社会对新奇的西学反应不一.株守旧学者态度据傲,指责西学为荒诞不经之异学,不合中国圣贤之经传,大有灭此朝食之慨.开通之士认为西学多有高明之处,主张学习.其中,一类鄙薄中国科技以为不足道,唯西学是从;一类则认为中国科技有其所长,提出“会通”中西之学.梅文鼎使是一位著名的会通论者.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是清初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之一.少年时有神童之誉,熟读经史,兼习中国传统的天文数学.30岁以前,在历算方面已有相当造诣.37岁时第一次从朋友处获知一些西方数学知识,引发了他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兴趣,从此他多方搜求西方科技书籍,认真阅读.1875年在参加考举人的乡试时,“得泰西历算书盈尺,穷日夜不舍”,功名二字被置于脑后.他在长期钻研中西文化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中西文化观.     

朝鲜燕行使臣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考述

自17世纪初开始,部分朝鲜入华朝贡使臣——燕行使臣在出使中国的过程中接触到西方文化。出于对异质文化的好奇和探求,他们在求购汉译西学书的同时,还访问北京天主堂,并积极主动地寻求与在华西方传教士进行直接对话。在西方传教士还未涉足“隐士之国”朝鲜之时,是燕行使臣的这些活动使西学从中国进一步东传朝鲜。西学初传朝鲜的主要推动者不是耶稣会士,而是朝鲜的燕行使臣,这与大航海时代以来西学初传中国和日本的途径是迥然不同的。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论述

明末清初,随着传教士东来,中国首次正式接触"西学"。从16世纪末开始直到18世纪末告一段落,前后约延续了近两个世纪。前期,在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学者共同努力下,"西学"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许多西方书籍被介绍到中国。以礼仪之争为转折点,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冲突,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等多方面因素,"西学东渐"终归于失败。     

康熙帝与外籍教师团

康熙皇帝在中国历代君主中出类拔萃。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稳健卓识。这与他自幼勤学不辍密不可分。康熙除了具有雄厚中国传统化知识外，对“西学”也很有掌握和了解，诸如天、数学、地理、几何等都有一定成就，这是因为在他身边始终有一个称之为“外籍教师团”的西方传教士当他的教师。这些传教士想得到康熙对传教的支持，因而殷勤地向康熙传授“西学”，康熙从他们那里学习接受了西方科技化，对他勤政治国，了解西方起到了一定作用。     

“西学中源”说的历史考察

所谓“西学中源”就是说欧美的学问起源于中国。它在19世纪后40年中颇为流行。和晚清社会的很多事物一样,它迅速地发展变化,呈现出流质善变的特点。一“西学中源”说的发韧“西学中源”说产生于明末清初。明末,中国历法年久失修、屡屡失准,急待重订。而西方传教士为便于传教而带来的天算知识及测量仪器均先进于中国,因此,徐光启等开明之士主张学习西方,并建议朝廷聘请外国传教士协助修历。但是士大夫中的保     

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

西方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打开封闭已久的中国的大门后,一批又一批传教士涌入这块“阔别已久”的土地上。凭藉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他们深入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传播福音、发展教徒。中国学习西方的洋务潮流兴起后,有些传教士也宣传经他们加工过的西学知识,以作为传播福音的手段,企图达到使中国基督教化的目的。但是,于1861年以传教士身份来华的英国人傅兰     

清初西学输入的成就与局限

清初西学输入的成就与局限宝成关一由于清初统治者,尤其是顺治、康熙两帝,对传教士及西学相继连续采取了优容礼遇及吸收引进的政策,使西学东渐的势头并未因明清鼎革而中断,西方科学文化在清初得以进一步传入中国,并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较大成就。１、天文学。１６４４年...     

王学对明清之际西学的接应及其意义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特别是王学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这对于明清之际信仰价值系统的重建是有意义的.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质变与近代中国科技之落后

基督教在华传播的质变与近代中国科技之落后邓培森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被迫向西方敞开了门户。在中西文化融汇的潮流中,西方基督教会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以加强基督教的渗透,传教士义成了当然的媒介。＂西学东传＂又成了必然趋势。然而,这一...     

乾嘉学术与西学

儒家学者对于西方自然科学的反应与西学究竟在何等层面上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本文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西学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影响,只限在天文、历法、地理学、数学等方面以及再次唤起中国人对传统中类似学科(如数学)的兴趣。“西学中源论”却阻止了中国学者更进一步地接受西方科学。     

近代上海口岸知识分子的兴起--以墨海书馆的中国文人为例

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王韬、李善兰、蒋剑人、管嗣复、张福僖等中国文人陆续进入墨海书馆工作,成为通商口岸第一批与西方人合作的知识分子.与传教士的合作译书工作使他们逐步了解西学,肩负起向中国输入、传播西学的历史使命.他们所翻译出版的西方科学文化书籍,促进了西方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晚清西学约议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学术文化逐渐深入中国,被称为“西学”。然而西学的传入和这一名词的使用,却早在明清间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之时。 耶稣会士来华是为了传播天主教,但也带来了一些西方自然科学技术。他们在华期间,陆续撰译了一批书籍。徐宗泽据上海     

中西文化的一次对话:清初传教士与《易经》研究

18世纪初期,在传教士内部发生的“礼仪之争”已经演化为清王朝和梵蒂冈所代表的欧洲礼仪文化之间的冲突。康熙为使入华传教士遵守“利玛窦规矩”,重新思考他的宗教政策和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安排法国来华耶稣会士白晋、傅圣泽等在清宫研读中国典籍《易经》,并就白晋等人的《易经》研究与传教士展开对话。这场文化对话,不仅揭示出“礼仪之争”发生后在来华耶稣会士内部出现的矛盾及白晋所代表的“索隐派”的文化倾向,也表现出康熙在“礼仪之争”中对待耶稣会传教士的策略以及对待西方文化与宗教的态度。     

中西文化调适中的前近代知识系统——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三才一贯图》研究

本文研究的是康熙年间吕抚所绘《三才一贯图》,探讨该图受到西方传教士影响较深的《天地全图》、《南北二极星图》这两幅分图及图序的内容。重点在于梳理两幅分图的知识系统,拟构它们与明末清初时期在华西方传教士所绘诸种地理图与天文图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认为吕抚受南怀仁图的影响最大。此外,结合全图其它表现中国传统知识的内容,讨论中西两种知识体系如何在普通士人中实现榫接和重构。最后,从吕抚这幅图的丰富内容注意到"图"在历史时期的多样性,提出地图史研究应拓宽视野,打破现代学科界限的观点。     

西方苗学的三个历史阶段

尽管早在17世纪初叶,一些西方传教士出于猎奇和探险而与苗族有过初步的接触了解,但绝大多数的西方人对这个古老的民族仍一无所知。直到19世纪,西方学者才在他们的著作中零星地提到苗族的有关情况特别是其种属问题。我姑且谓之为“早期西方苗学阶段”。这个时期的代表学者和作品有：1861年英国传教士洛克哈特e关于中国的苗族或土著居民》,1862年英国军人布勒契斯顿《长江上的5个月》．19世纪80年代法国人类学家德·卡特勒法热《人类种族通史》、韦尔努《人类的种族》和拉戎基埃《在越南北部的两年》,1894年英国传教士克拉克《中国西部的…     

“中国礼仪之争”的缘起和中西学统的关系

"礼仪之争难题"不应该是一个只关乎西方或者东方的问题,应该将其放归中外交流的历史坐标上重新认识。解决的关键在于辨明论争缘起及厘清冲突背后的中西学统。纵观16—18世纪宗教改革与天主教东传的时代背景,可以让我们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礼仪之争"有更多新的认识。如果说恩典观与教会道德神学是影响各修会传教士在论争中做出抉择的西方学统,那么神道设教思想下文教与神教双向度有机互动的中国社会伦理与宗教体系则是国人回应"礼仪之争"的中国学统。直面"礼仪之争"难题以及由此所体现出的中国社会宗教的"双向度",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西两种异质文化,反对"文明冲突论"。     

比重知识的传入和清初比重常数的测定

从16世纪末起,西方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他们在传教的同时也传播了西方近代的一些科技知识。清代宫廷收藏的一些科学仪器就是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大部分应用于天文观测,小部分则用于地理、测绘、医疗等目的,其中望远镜、比例规以及康熙炕桌等,均与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密切相关。     

汤若望:进入明清宫廷的传教士

汤若望是继利马窦之后,从澳门来到中国内地,受到明清两朝三代皇帝重用的西方传教士。他对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交流,对澳门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过重要影响。“通玄教师”汤若望1592年出生于德国,早年加入耶酥会任传教士。后来在葡萄牙的支持下,在中国各地传教。汤若望1622年受葡萄牙国王的派遣来到北京,先跟随利马窦等学习汉语,接着前往西安传教,崇祯三年即1630年被召回北京,以其精通天文,受到明朝君臣的欢迎和赏识,作为利马窦的助手,参与修订历法,编成《崇祯历书》,编写了一些天文和历法著作。为阻止清兵入关,明政府命汤若望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