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昌族民间的生育习俗及其文化变迁

阿昌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其拥有悠久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汉唐时期,即汉代氐羌族群南徙而成,到唐代时期迁至云南缅甸和滇西一带。当前,阿昌族是我国云南省特有的跨境而居的少数民族,我国共有近4万阿昌族人,占全世界阿昌族人口的40%左右。长期以来,阿昌族生育习俗一直带有禁忌文化的色彩,存在诸多行为方面的禁忌,这也成为了阿昌族生育文化的特色。本文对阿昌族民间的生育习俗及其文化变迁进行浅谈。     

色彩中国

汉族史书中的“峨昌”、“莪昌”等．说的都是阿昌族。《元史．地理志》记载，今云南德宏和腾冲一带．元以前即有“莪昌”人居住．明正德《云南志》认为此即唐代的”寻传”人。唐时”寻传”人属南诏的镇西节度管辖，还过着”俗无丝纩”、”散漫山中无君长”的生活，”寻传”人在发展过程中至元明时期逐渐分化为阿昌族和景颇族中的一部分。     

改土归流与土官儒化——以明清云龙盐井社会为例

在西南边地的广阔空间中,土酋政权逐渐整合入王朝版图的过程极为漫长、复杂,每一个小地方、小事件都是“改土归流”这一宏大政治过程的重要元素。云龙州的改土归流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缩影。本文以土官杨氏和武官赵氏两个大姓家族为例,以家族墓碑为核心史料,从当时当地的人物立场出发,厘清云龙盐井社会的文化变迁过程,进而剖析边疆地区在文化观念与意识形态上逐渐内地化的转变。云龙土官的儒化历程,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边地社会的文化发展进程。从云龙州数百年的儒化进程中,可以看出“改土归流”并非只是朝夕之间的制度嬗变,而是历经铺陈、过渡和完善的长时段文化濡染。     

试谈阿昌族的动物故事

阿昌族的动物故事是比较丰富的,这与阿昌族的社会历史和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根据清朝学者王文凤所著《云龙记往》记载,阿昌族历史已很久远,约公元前二世纪,其先民就居住在今怒江流域。那时,生产极为落后,阿昌人“不知岁月,耕种皆视花鸟,梅花岁一开以纪年,野靛花十二年一开以记星次,竹花六十年一开以记甲子。名杜鹃鸟为雇工,此鸟鸣则宜耕也”。农耕生产及居住条件也较简陋,“刀耕火种,迁徙无常。”为求生存,阿昌人频繁地迁徙着,以寻找新的居住地。十世纪后,因客商侵利,阿昌人逐向南迁徙,定居于今保山、梁河和陇川等地。在频繁的迁徙过程中,阿昌人既受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又面临着与大自然的险恶斗争。此时,阿昌人“以竹叶为笠,以棱为     

南诏奉圣乐

云南素有“歌舞之乡”的美誉,少数民族都能歌善舞,歌舞具有悠久的历史。南诏,是公元8～10世纪,在云南建立的奴隶制地方政权。其统治时期,是云南政治、经济、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尤其是在歌舞艺术方面呈现空前的繁荣,对云南歌舞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论朱元璋治滇的意义

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之战.之后,他把治理云南作为巩固和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环节,根据云南形势的发展和各方面的具体情况,采取了一系列妥当而得力、因地制宜的措施,造成了云南历史的划时代变化,密切了云南各族人民同中原的联系和交往,促进了云南边疆与祖国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整体发展,使之进一步成为我们统广多民族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最终推动了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一体化的历史进程.     

试论民国时期云南边疆的殖边督办

“殖边督办”作为一级行政机构,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上一个不大却又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也是研究近代云南地方史、云南民族政治制度史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本文从民国初年云南地方行政制度的变化及边政建设的推行、殖边督办公署的建立、组织机构、治边措施及其历史作用等四个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认为该行政机构在捍卫国家主权、保卫国土、巩固和开发边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并为云南边疆“改土归流”的最终完成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推动了边疆与内地政治体制一体化的进程。     

明代滇西地区内地移民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明代是云南社会变化激烈的时期,同时也是中缅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此期间大量内地人入迁云南,地处滇西而与缅甸接邻的永昌、腾越等地成为内地移民的重要分布区之一。本文对内地军事移民、商业移民在滇西、缅甸间的活动及其对当时中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相关的考察和分析。     

客家研究的起源——从宋湘、黄遵宪到罗香林

客家产生于迁徙,但并非迁徙者就是客家。人类古代迁徙是常见的,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是民族大迁徙的结果,不了解部落的迁徙和融合,不了解亚洲的大移民,就不了解欧亚的历史。中国历史上也有无数的大迁徙,清魏源《湖广水利论》说到“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清初大移民,移民即“客民”。清陕西按察使严如姬《安流民》：“川陕边微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居其五,广东、安徽、江西各省居其三四。”闽粤赣边客民并非最多却成为客家,闽粤赣边均为客家地但客家问题却起于粤而不起于闽赣,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云南地方的古代历史记载与史学

汉晋至元代是云南古代地方史学发展的早期阶段 ,其中汉晋时期是云南史学的萌起时期 ,开始出现了专门记载云南地方历史的、带有方志特点的史著 ;南诏大理国时期 (即唐宋时期 )为云南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 ,地方志史书的编撰趋于成熟 ,史籍体例日趋丰富 ,信史特征更加明显。元代为云南古代早期史学的成熟期 ,云南地方史学的编撰直追中原内地的发展水平。而且云南古代史学发展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云南地方文化与中原文化交流和融合     

聆听“茶马古道“上历史的回韵

茶马古道是云南、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古代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茶马古道起源于唐宋时期的“茶马互市”,兴盛于明清,主要有滇藏线和川藏线,是西藏高原与内地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也是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交往的证明。它是中国历史上对外交流的第五条通道, 在沟通西藏和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中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与“丝绸之路”具有同等地位。     

神话般的节日

正月初四那天,我怀着好奇而又神秘的心情,到座落在中缅边界大盈江东岸的关章阿昌族自治乡,采访阿昌族人民欢度“窝乐节”的实况。一进关章寨子,就见寨子东面的几个山坡上,已是人山人海。五彩缤纷的节日盛装,宛如千百朵山茶花在盛开。宽敞的广场中间,搭了一个“窝乐”台。“窝乐”台有一米多高,二米多宽,五米多长,四周贴着由阿昌族农民画的五谷杂粮、牛马猪羊等彩图。“窝乐”台中央,矗立着两块高十多米的巨大牌坊。右牌坊顶端,前面绘着太阳,背面绘着一幅阿昌老人的彩像,这是阿昌族神话传说中的男始祖遮帕麻;左牌坊顶端,前面绘着月亮,背     

清代大定府属书院初探

清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水西“改土归流”。清政府以明水西宣慰司、乌撒土府,毕节、赤水和乌撒三卫,改设大定府(先设府,又改州,后再改府)和下属黔西、平远、威宁三州,毕节一县和水城一     

张垣晋商对俄贸易

明清时代,北方重镇张家口、大同等地被开辟为马市,开始了以茶马互市为主的重要经济活动.大量的茶叶及其他内地商品,通过陆路流入蒙古,其中有一部分商品,如金、银、布、帛、茶等辗转输入俄国,初步形成了一条国际贸易通道.张家口东接冀、鲁,南达豫、皖、湘、赣、闽,西通陕、宁、新,为北出塞外直抵蒙俄的交通要冲.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之山西晋商早在张家口从事经商活动,具有雄厚的财力和显赫的政治实力,所以,张家口在清初已经成为“塞外商埠”、“旱码头”.从康熙至乾隆年间,社会较为安定,一时呈现经济相对繁荣的局面.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尤其是当清军征服蒙古各部后,张家口就成为摄取内地各种物资的主要渠道.当年操纵张家口贸易的主要是“八大商家”.据《万全县志》载:“八家     

云南诺邓 中国盐文化原生态博物馆

诺邓,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位于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云龙县城以北,是一个崇山峻岭环绕的非常边远偏僻的山村,即便在云南都少有人听说过。然而,正是这个偏远而沉寂多年,现在看来有些残破的山村,却有着颇为悠久和辉煌的历史文化。     

杨升庵川黔戎旅诗的意境与特色

“杨状元替主充军”的故事在云南、贵州和四川百年流传,家喻户晓。历史上的这位杨状元,名棋、字用修,号升庵（公元1488～1559年）,四川省新都县人;明武宗正德六年（公元1511年）进土第一,累官至翰林修撰。世宗即位,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公元1521年）,以“议礼”得罪,充军云南永昌卫（今保山县）,对岁客死异乡。半生滴戍生涯中,去来行役,“往复滇云十四”。多次奔波在川滇黔古道上。明代,从升庵原籍成都平原通去云南的道路,主要有三条：建昌道（亦称零官道）——从建昌（今四川省西昌市）入,渡金沙江以达云南姚州（今姚安县…     

塔克西拉佛教遗址发掘历程述论

塔克西拉是犍陀罗地区的核心地带,早在公元纪年时就成为丝绸之路上的枢纽城市,是连接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和商品贸易的要冲。英印考古局对塔克西拉遗址进行了长达22年之久的发掘,发现了城址、佛塔和大量的出土遗物,堪称20世纪最为著名的考古发掘之一。塔克西拉遗址的发掘,为梳理犍陀罗佛教艺术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佛教艺术在中亚以及中国新疆和内地的传播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史记》与云南民族史研究

在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云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古往今来,它与内地的联系均有迹可寻。但把云南历史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和记录,却是始于西汉的司马迁及其《史记》。《史记》是古今史家研究云南历史所依赖的最早的文献资料。本文旨在概括司马迁所研究记录的云南民族的有关内容及其影响,说明《史记》在云南民族史研究中的地位。一云南居住有二十五个已识别确定的民族,是我国居住民族最多的一省。云南各族,不论在历史上或是在今天,虽然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发展不完全平衡,但各族都有自己的悠久历史,都与内地有着紧密的历史联系。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漫长时期的云南,研究者主要依靠有关的考古资料结合口碑史料来认识了解。至于研究云南所能利用的文献,如果说那些颇有     

深情厚意撒喜果

“撒核桃撒枣子,哥哥娶了个好嫂子。”“双双核桃双双枣,生男聪明生女巧。”这是回族婚礼“表针线”中的撒喜果歌。撒喜果也叫撒喜枣、撒喜、撒帐,是回族婚礼中一个重要的风俗仪式。     

元代云南赋税征银考

历史上云南是我国白银主要产地之一,元世祖平大理后,云南与内地间的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蒙元政府结合云南实际,采取了为当地各族民众接受的赋税征银政策,通过差发征银、税粮折银、银矿课税、土司贡赋纳银等等途径,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白银。蒙元政府进而通过出钞收银、以贝易银等途径,将所取得的白银转输内地。元代云南赋税征银,仍属于实物税,与内地的货币税有较大差别。但对云南白银矿企业的发展和内地白银货币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