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工刺杀天皇特使

1940年8月,八路军第129师、第120师在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在华北地区发动了“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消息传到日本,日本朝野震惊,他们纷纷指责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骏,说他失职,没能遏制华北抗日部队的发展。因为日军已经占领华北多年,华北竟然还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     

关于一份七七事变前夕日军阴谋侵占华北的机密文书的考论

在七七事变的起因问题上,中日学关于事变的必然性与“偶发性”的争论最为尖锐,而日本在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在事变以前有无侵占华北的计划,又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实证性的论据。1937年7月8日凌晨3时由中国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的一份《宣传计划》(假定)被日本学发表后,曾为我国学所征引,但这份书因其本身的局限性,难以证明日军在七七事变前夕阴谋侵占华北的有计划性。本对于近年来被披露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1936年9月15日制订的《1936年度华北占领地区统治计划书》,进行了必要的考证;并结合日本华北政策的演变,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其历史价值进行了论述;还将它与关东军九一八事变前夕制订的《满蒙占领地统治方案》进行了比较。根据中国驻屯军的这份计划书,笔进一步论证了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必然性问题。     

三名日本“中国通”与“华北分治”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进而向华北侵略。其侵略华北的策略,包括军事、外交、经济三方面,“华北分治”政策,就是军事与外交相互为用的典型。关于日本侵略华北,有的论者认为,关东军是主谋,策源地在东北沦陷区。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主谋是日本政府,策源地在东京。日本驻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是负责执行这一侵略政策的     

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

过去在研究中日战争时,忽视了对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实力和活动的研究,这对了解中日战争的具体起因,是有影响的。本文根据史料,试图对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由来、编制及在华北的侵略活动作些探讨,就教于各位史学界的先进。     

土肥原贤二与华北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了对华北的侵略步伐。在1935年日军策动华北事变的过程中,土肥原贤二作为关东军的代表和"中国通",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肥原主张实施分离华北政策,在华北事变中始终在日本关东军和陆军中央部的指导下活动,与日本华北驻屯军之间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合作关系。在对宋哲元工作的问题上,土肥原利用宋氏自保妥协的态度,软硬兼施,这种手法后为华北驻屯军继承,最终导致七七事变爆发。在华北事变中,土肥原既是整体策略的制定者与推动者,又是实际实施者,是华北事变中至关重要的人物。考察土肥原贤二在华北事变前后的活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日本侵华战略的连续性与复杂性。     

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和战决策

蒋介石“决心应战” 1937年7月7日深夜,北京西南方向响起激烈的枪声。在卢沟桥地区进行非法演习的日军,借口一名士兵失踪和受到射击,悍然向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县城发起了进攻。第二天一早,为躲酷暑移到庐山牯岭办公的蒋介石等南京政要们就收到了华北地方当局的“特急电报”。一时间,蒋介石还弄不清楚日本此次挑衅的企图。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历次挑衅无不以蚕食、控制和侵占中国土地为目的。何况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早就公开声明,     

国民政府行政院有关“华北经济开发”致实业部函令三件

本组史料选自国民政府实业部档案,它反映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对华北地方行政当局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商订“中日经济提携八项原则”,进行所谓“华北经济开发”一事提出相应对案所持的否定态度,表明了国民政府此期对日态度逐步转向强硬的趋势。     

回忆“五一”反“扫荡”中的掌史战斗

我党领导的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活动越来越坚强,人民战争高度发展,已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日本侵略军视其为心腹大患,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下了最大的决心,要把冀中根据地摧毁。他调集了5万余兵力,从1942年5月1日到7月1日,对冀中进行“十面出击”、“铁壁合围”大扫荡,寻找我们的主力,捕捉领导机关,妄图达到“确保”冀中,把冀中乃至华北变成他“支援大东亚战争的兵站基地”。     

“一二·九”的片断回忆

1935年6月,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将整个华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控制权奉送给日本。从此,在平津,日寇的坦克纵横街巷,军用飞机随意低空飞行,荷枪实弹和日军,在大街上横冲直闯,日本浪人到处为非作歹,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北平的爱国教授和学生不断地遭到各种威胁和迫害。     

我与伊豆文雄

凡是在冀中平原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人们,都不会忘记1942年日本侵略军进行“五一大扫荡”的艰难岁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茨,纠集了日军3个师团、两个旅团约5万余人,采取“鱼鳞拉网”、“梳篦拉网”、“细碎分割”、“驻屯清剿”等残酷手段,对我冀中抗日军民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反复“扫荡”。在反“扫荡”斗争中,最使人感到痛恨的     

关于天津抗战的日期问题

日本军国主义挑起卢沟桥事变，目的是要先占领北平和天津，藉以控制华北，继而妄图灭亡中国。７月２７日，日本参谋本部命令中国驻屯军以现有兵力进攻平、津地区的二十九军。２８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命令所属将士准备全线抵抗；并通电全国表示：在国家存亡、千钧一发之...     

“中国驻屯军”: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

正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并炮轰宛平城的,正是日军驻北平丰台的"中国驻屯军"。"中国驻屯军",也称"支那驻屯军",其前身是"清国驻屯军",是日本入侵中国最早的一支军队,也是七七事变的始作俑者。前世今生:日军"中国驻屯军"的由来     

论卢沟桥事变期间的中日"现地交涉"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华北驻屯军挑起卢沟桥事变,掀开了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但是,与九一八事变不同,日军的这次侵略行径从一开始就遭到了中国军队的顽强反击.     

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

针对日本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关于卢沟桥事变“偶发”说的观点,本文认为,1937 年7 月7 日的卢沟桥事变,当年的华北日军肯定有一个策划过程,这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在我们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能够证明日军有“谋略”的资料比强辩他们“无谋略”的资料更有力更充分。安井教授完全不顾及这些重要的事实,而把一系列按既定计划采取的行动和计谋败露后蛮横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分离出来,说成是“偶发”的,无法让人接受。本文对有关史实重新作了系统论证,证明卢沟桥事变是以当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班为主的阴谋分子精心策划的产物     

抗日战争前夕坐镇华北的第二十九军(下)

事变爆发 迫使宋哲元及第二十九军就范的阴谋失败,日本人就决心不惜动用武力驱逐第二十九军,达到其独占华北,进而侵占全中国的战略目的。 当时,驻防华北的第二十九军的处境是极其险恶的,北有日本关东军和伪满部队的压迫,西北面有伪蒙部队的制约,东有日本人控制的冀东反共自治政府,即使在北平城内也有日本使馆区的军队。北平西南的丰台、长辛店控制在日军手中,天津更是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司令部驻节地,自山海关至北平铁路沿线多处地点都有日本驻军,还有日本特务机关的大量特工人员在华北各大城市中公开活动,制造事端。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卢沟桥是当时北平     

李宗仁智斗日本间谍

1937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军官们正在忙着把驻防北平的宋哲元和张自忠等将军的家宅做成模型,在军营中演练对29军将领宅邸的突然袭击,卢沟桥的硝烟已经隐约可闻。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时刻,一本对中国的"游记"却悄然在东京出版。这就是日本《朝日新闻》资深记者神田正雄所著的《诊断跃进支那》。此君在1936年12月到1937年2月间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将所见所闻收录在了这本书中。对日本人来说,这本书的价值在于,神田大约是第一个对中国西南进行详细     

势力范围秩序变动与日本的“‘满蒙’优越地位说”(1905—1922)

19世纪末列强开始在华构筑势力范围，并形成了以划分势力范围为重要特征的势力范围秩序。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开始在中国东北等地区扩张，并形成了一套“‘满蒙’优越地位说”,为其侵略行为制造理论依据。由于在华盛顿会议之前，列强普遍认可在华构筑势力范围的行为，故而日本将自己在东北等地的扩张行为解释为势力范围扩张，以图获得列强的承认。起初，日本通过与英国、俄国和法国达成协约的形式，获得了列强对其在华势力范围的认可。而在“二十一条”交涉、巴黎和会、新四国借款团成立，以及华盛顿会议之后，日本在华构筑势力范围逐渐违法化。日本便脱离势力范围秩序这一解释框架，转而从其他角度论述自己与“满蒙”所谓的特殊关系，继续构建新的“‘满蒙’优越地位说”。     

试论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

吞并整个中国,是日本的侵华总战略。在这个总战略指导下,九一八事变后14年时间里日本侵华战略大致可分为三大步骤:“吞并满蒙”、“华北分治”、“全面侵华”,这构成了其侵华总战略的基本框架。笔者试图对日本“华北分治”策略的形成做一初步探讨,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明治维新后日本是怎样学西方的

“开国”与维新 一八六八年的明治维新,揭开了日本近代史的帷幕。明治维新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部分,是在外力的催化下走上历史舞台的。 十九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向亚洲侵略扩张。当时地处东亚的中国和日本,都还     

关于日本在华北劳务掠夺体系与强制劳工人数若干问题考

本运用国内新发现的重要日伪挡案献,对关于“日本在华北的劳务掠夺体系”、“1942年后日本向东亚各地输出华北劳工之政策手段”、“日本在华北本地矿山企业使用强制劳工人数”、“在华北修军事工程使用强制劳工人数”、以及“在蒙疆使用强制劳工人数“等,分别进行了详实考证。使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向前跨进了一步,并为当前解决中日战争遗留问题——即日本强掳中国强制劳工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