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麦尊”与邢国始封──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一

西周青铜器“麦尊”铭,涉及到邢国的“始封”,老一辈金学家郭沫若《两周金辞大系考释》、刘节《古邢国考》与《麦氏四器考》、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33、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铜器铭刻》与《西周青铜器铭分代史征》以及近人李学勤、唐云明两先生《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李学勤先生《麦尊与邢国的初封》、王冠英先生《关于西周青铜邢器的铸造工艺》、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着重对此器有关邢国“始封”的铭进行了考释,并结合有关铭资料和献记载,就邢国“始封”的时间、地点和人物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青铜器“巳簋”与邢齐通婚——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三

<正> 青铜器巳簋,又称邢姜太宰巳簋,铭文内容涉及到邢国与齐国的通婚,是研究邢齐关系的重要材料。李殿福先生《巳簋初释》[1]、张柏忠先生《霍林河矿区附近发现的西周铜器》[2]、李学勤先生《麦尊与邢国的初封》[3]、孙敬明先生《西周金文与邢史举隅》[4]、李先登先生《邢国青铜器的初步分析》[5]等,均对此器作过考释或论述。本文广集诸家之说,参     

柞伯簋铭考释

河南平顶山薛庄乡应国墓地出土的柞伯簋,是近年新发现最重要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之一,最近已经发表。该器出土后,在郑州曾蒙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请先生惠示铭文摹本,得以试作释文。1994年,“纪念容庚先生百年诞辰暨中国古文字学学术研讨会”上,徐锡台先生论文《应、申、邓、柞等国铜器铭文考释》论及此器。1997年秋,柞伯簋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由国家文物局举办的“全国考古新发现精品展”陈出,我有机会仔细观察。现对簋铭扼要考释,同大家商榷。柞伯簋铭共8行,74字,依原行款隶写为:     

徐国青铜器群综合研究

目次一徐国铜器铭文研究二徐国青铜器的组合、形制与纹饰特点三徐国青铜器的特点一徐国铜器铭文研究由于徐国史料的匮乏,徐国铜器铭文作为第一手资料,对研究徐国的历史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初步整理〔1〕,其《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收录七件具铭徐器。1990年代初,董楚平对徐国铜器铭文作了较系统的整理〔2〕,其《吴越徐舒金文集释》收录二十三件具铭徐器。两先生对徐国铜器铭文的整理工作值得充分肯定,但因相关条件的制约,他们未能充分利用考古学方法对徐     

“中播簋”应为“中獘簋”

《洛阳北窑西周墓青铜器铭文简论》一文首次刊布了15种铜器铭文,内容十分珍贵。其中有1件簋,铭文中的作器者被作者释为“中播”,称此簋为“中播簋”。我们认为“播”应释为“弊’。西周散氏盘铭中有地名(?),旧多释为“播”。张亚初先生最先改释为“敝”,李家浩和李零先生将此字及包山楚简中从“敝”的字释出。这些考释是非常正确的。獘字下部从“犬”应没有问题,上部所从可视为散氏盘“敝”宇的省形,与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前》63下蔽字所从“敝”形近。《说文》犬部:“獘,顿仆也。从犬敝     

西周青铜器断代研究的两个问题

利用不断出土青铜器铭文,最大限度地“复原”西周的历史,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古史学界的强烈愿望。但是正如郭沫若先生1931年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序》里所说:“夫彝铭之可贵在足以征史,苟时代不明,国别不明,虽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藏青铜器铭文考释

中国历史博物馆新入藏两件青铜器《作册封鬲》和《士山盘》,对铜器上的铭文和术语作了考释,研究了周王朝的册封异刑的具体内涵和周王策命作器的过程。     

青铜器臣谏簋与“邢侯搏戎”——两周邢国历史综合研究之五

青铜器臣谏簋铭文涉及到邢侯的“搏戎”,是研究邢国“迁封”之后,援“軝”抗“戎”战事的重要材料。本文根据有关金文资料和文献记载,就邢侯对“戎”的抵御与“戎”的族属等有争议的历史问题试作考述。     

金文偶札(四则)

~~金文偶札(四则)@刘桓$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研究员3冯时:《略论晋侯邦父名、字问题》,《文物》1998年5期。 4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142页,《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5高享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会典》423页,齐鲁书社,1989年。 6卜辞用“丰”为邦,“三丰(邦)方”见《合集》36530,“四丰(邦)方”见《合集》36528反。 7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编:《战国纵横家书》74页,文物出版社,1976年。 8同2引书,第10页。 9李学勤、唐云明:《元氏铜器与西周的邢国》,《考古》1979年1期…     

西周邢国二次迁封说辨析

目前有些学者提出的邢国先始封邢丘,后又迁封邢台的说法有诸多疑点,青铜器铭文、文献、考古材料均不能支持这种观点。周初的邢国只有一次分封,其分封地就在今邢台,与河南的邢丘无涉。     

■盘铭文考释

2003年初,陕西省宝鸡市杨家村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西周铜器窖藏,共出土27件青铜器。其中的逐盘共铸有373字,是1949年后发现的铭文最长的西周铜器。该盘铸于西周宣王时期,其铭文记述了逐先祖考的事迹、历代王世的史事,及宣王对他的册命赏赐,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本文对逐盘铭文作了考释,并初步讨论了该铭涉及的西周历史问题。     

新书介绍

本书是国家“九五”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西周列王的年代学研究”课题的专项研究成果。作者选取比较常见的西周青铜器11类352件,以其中铜器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青铜器为标准器,逐类按形制进行分型分式,逐件说明标本形制和纹饰特点、出土地点、所藏处所、尺寸、铭文内容等以及它们的大体年代,又对几种常见纹饰,如鸟纹、兽面纹、窃曲纹进行系统的研究,把纹饰研究与形制研究结合起来,将西周青铜器分为早中晚三期。     

叶家山曾侯墓地出土晚商青铜器组科技分析研究

叶家山晚商青铜器组多数器物上有族氏铭文,对研究商代晚期青铜器流通、商末周初青铜器矿料利用规律和西周早期青铜器“分器”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研究结果表明,这批器物有铸造和铸后受热两种组织形态;合金类型以铅锡青铜为主,另有少量锡青铜和铅青铜;这批器物使用的一部分铜料、铅料与曾国铜器和殷墟四期铜器相同,表明商代晚期开发使用的一部分矿料到西周早期还在继续使用中,而商晚期“锡料来源紧缺”,但西周早期曾国铜器锡料供应充足,这些锡料是晚商已开采使用后来被周人掌控,还是周人新开发的,亦需深入研究。     

西周邢国两次封命与两个封地考辩——兼回庞小霞对邢国二次迁封的批驳

根据有关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记载,文章认为西周邢国有两次受封受命:第一次受封为始封,封地为河南邢丘;第二次受命为迁封或称改封、再封,封地为河北邢台。批驳西周邢国有两次封命和有两个封地,力主只有一次封命和只有一个封地的种种辨析都不能成立。     

西周青铜器研究的坚实基础——读《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三位先生合撰的《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以下简称《分期》)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于1999年末印行。这部书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一项研究专题的成果,预定目标是“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形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青铜器研究在中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金石学的影响下,曾长期偏重于铭文。现     

张懋镕教授《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评介

2006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张懋镕教授所著的《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第二辑),是一部研究商周时期青铜器和古文字的论文集。该书作为张懋镕先生的《古文字与青铜器论集》(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以下简称《初集》)的续集,秉承《初集》风格,收录了30篇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是作者近四年来新撰写的。文章结构亦如《初集》分作五个部分:一、古文字考释,二、新出青铜器研究,三、青铜器综合研究,四、西周铜器断代研究,五、其他。这30篇论文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一是近几年内作者发表在重要学术杂志上的力作,如:《西周青铜器断代两系说刍议》、《试论商…     

论鲁台山西周“公大史”铜器铬文

在湖北黄陂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的铜器内.有一组“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的铭文。对于这一铭文的考释,目前是有着如下三种看法: 陈贤一同志云:鲁台山西周墓“M30出土有四件鼎,器铭为‘公大□□姬?乍器’、‘公大史乍姬?宝(阝尊)彝’、‘公大史□姬宝□□’,这四件方鼎,是公大史为其夫人作器”。     

“格氏”即“葛乡城”考

“格氏”为古地名,今为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一组印陶所证实。这批印陶的陶文有“格氏”、“格氏左司工”、“格氏右司工”,“公”……我在《<郑州、荥阳两地新出陶文印样介绍》一文中,曾作过简述,并提出“格氏”可能就是古文献所记的葛乡城。格氏在西周时为一诸侯国的所在地,鲜见于文献,其地域也不可知。与格氏有关的,过去仅见传世的西周铜器,有“格伯殷”及其近是者十六件(唐兰称其为“倗生簋”,对铭文内容的解释有新见,与郭沫若有别)。这些铜器的铭文,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中存有精拓本。另外是解放后从郑韩故城发现的一批战国兵器,兵器的铭文中曾出现“格氏”地名。以上材料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铭文方法

西周铜器往往具有铭文,尤其是中、晚期之器常常具有长篇铭文,这为其分期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依据。两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就已注意到了铜器铭文与铜器年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并且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例如:“西周言虢叔者甚多”,“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周之彝器粲然成文”等等。清代考据学大兴,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关于铜器铭文与分期提出了许多常识性的标准,如:“周人多称伯仲”,“此铭篆文极古,词如典诰,定为周初之器”。此外,还指出了宋人在西周铜器分期上的错误。如宋人以为“以十干为铭者,为商器”,而吴式芬则提出“以十干为铭者,商周皆有”。类似的例子很多。清末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把西周铜器铭文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考证遹敦时,受铭文中三次出现“穆王”的启发,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     

今天的铜器断代研究本质上是考古学研究——兼论新材料能否挑战“康宫说”

<正>自郭沫若于1932年出版《两周金文辞大系》至今,已经过去了90年,但郭氏当年提出的“标准器断代法”和“系联法”,仍是西周铜器断代研究的基本方法。这一套方法是以所谓“标准器”为出发点和“联络站”,以铭文中包含的人名、地名、事迹等作为线索,辗转系联,找出互相关联的一组铜器;若干个“器组”又可通过一些关键线索联结到一起,形成规模更大的“器群”;最终还是要回到“标准器”,由“标准器”的年代来确定整个“器群”的年代范围(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