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撰述的影响

宋代是中国佛教史学发展的黄金时代。在此期间,佛教史学人才辈出,著述颇丰,在内容、体裁、史学观念的拓展上,都发展到一个繁荣阶段。本文主要从文献编撰、史学观念两方面探讨宋代佛教史学对后世文献编撰的影响,以阐明宋代佛教史学在中国佛教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试论佛教史学

佛教进入中国后便有了佛教史学。鉴于史学至少有着反映一种宗教形态来龙去脉的功能,所以佛教史学也是全面认识中国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窗口。现具体论述之,期待方家指正。     

文化融合视野下的宋代佛教史学

中国佛教史学是一个复杂的融合体。它既有佛教因子的影响,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如易学、玄学、史学、理学等思潮对中国佛教史学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即在佛教与中土文化融合的大视野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点,着重阐释中国宋代佛教史家如何将中土传统文化融入到佛教史学视野中,从而成为中国佛教史学一个要素。     

略说中国佛教史学文献

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随着它一步步迈入东土大地,其内容越来越丰富,影响也愈加广泛。佛教史学文献形成于晋代．经过隋唐的繁荣、两宋的完善．逐渐进入明清以来的调整阶段。中国的佛教徒们,在受到传统史学的影响下．编撰了包括传记体、编年体、会要体、类书体、灯录体等各种体裁在内的佛教史籍。这些著作不仅因其具备了完整的体系和丰富广博的内容而成为中国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的佛教史学文献还在史料内容、体裁形成、评价史事等方面．对传统史学的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     

宋代商业性讲史的兴起与通俗史学的发展

在宋代,商业性讲史活动开始出现并日趋兴盛。其主要表现为,讲史身份与讲史目的的商业性。讲史听众与讲听关系的商业性。讲史场所的商业性等。商业性讲史的兴起,是宋代经济发展、都市商业繁荣在史学中的一种反映。宋代商业性讲史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是积极的,健康的。其最直接的作用,是推动了通俗史学的发展。其社会效应是提高了民众的化素质,强化了对普通民众的道德教化。     

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的转变

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如果从史学思想的角度考察问题,就会发现我国传统史学经历了从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过程。这两种史学思潮在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各方面都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揭示由宋代义理化史学到清代实证性史学转变的内涵及其意义,有助于阐明中国传统史学发展中某些内在规律。可以进一步深化史学史的研究。     

宋代纪传、编年二体优劣论

中唐以后的史家开始重视史学褒贬人事、惩恶劝善的宗旨,编年体史书由此中兴,历史上的二体优劣之争再起。及至北宋,孙甫强调编年体具有体正、文简的优点。体正,指编年体便于立褒贬以惩劝,同时起源较早,与儒家经典关系密切;文简则是指编年体史文简约。孙甫的观点得到宋代多数论者的响应。同时,宋代史学考察重心由人到事的转移,也对编年体史书占据史学主流地位推波助澜。以上因素最终导致了编年体史书空前繁荣的局面。     

读燕永成博士的《南宋史学研究》

在中国封建社会史苑中,宋代史学尤其是南宋史学无疑是最为夺目的一支奇葩。史学大师陈寅恪曾对宋代史学评论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见《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72页）邓广铭赞扬宋代史学说：“宋代史学的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也是最高的。”（邓广铭、漆侠：《宋史专题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尼日利亚的史学危机及反思

尼日利亚是当代非洲史学最早的诞生地之一,以伊巴丹学派为代表的民族主义史学曾享誉非洲内外。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尼日利亚史学出现了史学组织、历史学专业招生与史学的社会价值等方面的危机。民族主义史学家从历史理论、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等方面反思本次危机,认为这是民族主义史学自身研究内容与方法上的缺陷和政府实施忽视人文社科系列政策综合作用的结果。在反思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应对危机的举措：改变过去经验主义的做法,注重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提倡重今薄古,加强对当代史的研究;超越政治史,将史学研究扩大到族群关系史、经济史、国际关系等与非洲当代问题密切相关的研究主题,并主张改进史学研究方法。     

宋代周礼学文献述论

宋代的<周礼>学文献数量明显增加,内容更加丰富,大致可分为传说、分篇、专著、图谱四类;宋代<周礼>学文献在训诂上喜与郑、贾立异,并多以义理解经;宋代<周礼>学文献具有珍贵的经学、史学、文献学价值.     

宋瓷铭文中的佛教世俗化倾向

本文通过对宋代瓷器铭文中有关佛教内容的分析,结合佛教在中国流传的历史过程,阐述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倾向。尽管目前所知的与佛教有关的宋代瓷器铭文资料十分有限,难以全面解答佛教在中国的世俗化问题,但铭文中的内容却无可非议地昭示着佛教进入普通平民的生活后,那种大众化、实用化、民俗化的特征。     

《春秋》书法对宋代史书褒贬的影响

<春秋>是中国传统史学的一大源头,其褒贬书法通过一定的义例蕴含大义,开后世史书褒贬先河.宋代史书褒贬深受<春秋>书法影响.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形式上多效仿<春秋>义例,主要包括纪年"冠王于正"、一字寓褒贬、常事不书、讳书和书义理之实等;另一方面,宋代史书在褒贬思想上也继承和发展了<春秋>大义,主要包括"正名"、"尊王"、"攘夷"和"正统"等.     

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

民国学人对于宋代研究渐趋推重,可是推崇最甚的陈寅恪、傅斯年等人,却很少专论宋代,而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由此可见,要把握宋史、宋学、宋代史学、宋代思想学术的区别与联系,不宜用分科治学的眼光尤其是区分经史以及史料与史观的观念研究宋代历史及其思想学术文化;应该讲宋学,做汉学,一方面,治宋史必须通宋学,如治国史必须通知本国文化精意,另一方面,将包括义理等在内的一切虚玄思想还原为历史,既有道理,又可目验;应将两宋学术文化作为标高,纵横贯通古今中外的历史文化,有系统而不比附,不以赵宋为断代,方有望达到新宋学的高度,开创中国学术文化的新气象。     

10-14世纪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汉文大藏经交流

汉文大藏经是中国与朝鲜半岛间佛教交流和图书出版交流的重大项目,有着典型意义.10-14世纪,中国刻本汉文大藏经流播朝鲜半岛前后分19次,传去20几藏,或由赐送,或为购买,是当时"贡赐贸易"的生动反映.朝鲜半岛与中国的佛教、出版交流,不是简单的接受,而是在中国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发展,<高丽藏>的三次雕印,就是很好的例证.而且这种交流不是单一的、孤立的只是中国向朝鲜半岛的单向输出,而是双向的互动,循环往复、各擅其能、相互促进.     

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

地方志是宋代州府长官任职期内重要的施政参考和教化工具。宋代知州知府多兼具学者、文人身份,他们为当地方志从纂修到出版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持,也以不同方式亲自组织或参与方志纂述,凭借权力取得了当地方志纂述活动中的主导地位,并借此增进与地方士人的合作交流。知州知府的参与是宋代图经、方志发展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促进了当时方志纂述中两大特色的形成:一是宋代方志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二是方志中"史家意识"的流露,从而出现州府长官代代续修一志的历史现象。     

智圆佛学思想中的报应论

智圆是北宋初年天台佛学山外派的义学名僧,也是宋代提倡儒佛交融理论的代表人物。研究智圆佛学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北宋天台父理,深入把握宋元以后中国佛学的走向。     

论释赞宁《宋高僧传》的史料价值

释赞宁《宋高僧传》承继梁代释慧皎《高僧传》、唐代释道宣《续高僧传》而作,是记载唐初至北宋初三百多年间佛教僧人精英的总传。要了解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发展情况离不开佛教史籍,同时佛教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宋传》成为研究唐代至宋初中国佛教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历史学等方面的重要资料。     

宋代《礼记》学文献综论

宋代的《礼记》学受到宋代学风的影响甚深,疑经疑传的特点很明显。宋代《礼记》学文献的数量很大,分为论说类和考据义理并重类两大类型,广泛分布于经、史、子、集、丛各部。宋代《礼记》学文献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重要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