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比乌斯的普世史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史学观念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古代希腊史学的普世观念

古希腊文οiκουμ■νη,中文译作"普世",即人类世界(humanworld)①。"普世"作为西方古代史学的重要观念,大体形成于公元前四世纪下半叶。之后,此观念的涵义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普世"涵义的变化,不仅反映了古希腊史学思想的不断深化,而且也深刻地反映了历史及哲学思想的变化对史学思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古代西方历史理论三题

本刊于今年第二期发表了一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笔谈,现又推出一组"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笔谈。在此组笔谈中,张广智教授的文章对西方古代历史理论中的三个重要问题,即历史进程中的神人关系、历史进程中的古今关系和历史盛衰中经济因素的作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易宁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变化、时间和空间及其联系等方面分析波利比乌斯普世史观念的内涵,并且指出了波利比乌斯历史思维的特点以及他的历史理论在西方古代史学中的价值。侯树栋教授的文章讨论基督教神学的历史解释和对现实社会的关怀等问题,分析了西欧中世纪早期史学观念中的神性与理性及其关系。这三篇文章大体上都注意到将西方古代中世纪历史理论问题与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相关问题联系起来思考。本刊今后将继续推出在比较视野下,对中西历史理论作出探讨的文章。     

再造罗马:晚期罗马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叙述

作为公元4—5世纪罗马帝国的多神教知识精英,朱利安、里巴尼乌斯、阿米安、攸纳皮乌斯、克劳迪安、奥林匹奥多鲁斯等六位作家在表达各自历史观念的作品中不约而同地采取了高度相似的叙述模式。他们以罗马城为帝国的文化象征,赞美罗马往昔的文治武功,谴责当前的道德没落,坚信某位杰出的精英人物能够带领罗马再造辉煌。这种再造罗马的模式继承了帝国早期的意识形态传统,并在基督教势力相对忽视世俗历史的背景下得以生存。这些多神教知识精英的历史撰述为后世留下了重要遗产,它们反映了古典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并与同时代的基督教文化产生了互动,对中世纪基督教政治理论和历史观的形成起到了推动作用。     

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欧洲双性人观念的流变

欧洲的双性人观念诞生于古典时代,在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已发生了明显的流变。古代晚期的基督教神学家们将双性人视为肉欲与淫荡的恶果,奠定了后世有关双性人的正统观念。中世纪早期的神学家们对双性人进行了基督教化重构,大都主张在造物秩序中认识双性人。至中世纪中期,伴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双性人观念出现了一些新变化:一些经院哲学家与法学家主张依据基督教的两性性别秩序来确定双性人的性别,表现出一种变通与宽容的态度;另一些经院哲学家则将双性人隐喻为世俗社会中不符合正常秩序的人或事,并予以鞭挞;还有一些经院哲学家和医学家则尝试复兴源自古典的有关双性人之成因的"科学"探究传统,由此推动了人们对双性人的理性认知。"双性人"观念之流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古代晚期至中世纪中期西方社会文化的演变。     

新书微讯

正《新世界史》(第一卷)内容简介《新世界史》是著名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在其多年在美国教授"世界通史"课程讲义的基础上,综合全球史研究的最新学术成果写成的全新世界通史。华语世界现有的世界通史著作,要么是翻译引进西方学者的作品,避免不了"西方中心论"的窠臼;要么是本土学人的著作,无论观念、视野还是资料,都落后于国际世界史研究的最新进展。孙先生以一己之力、用"全球史"的观念和方法重构世     

“西学东渐”影响下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自成体系,博大而精深。在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后,儒学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然而在儒学文化体系中,封建的纲常伦理却是其核心,这致使中国的思想文化死气沉沉,科技文化墨守成规,便也渐渐落伍于世界文化之林。但在近代饱受西方文化欺凌的同时,却也正同时承受"反哺之恩",使得中国的近现代文化呈现一种不一样的特色—这就是我们后来所接触的"西学东渐",并且随着西学东渐的影响,呈现着不同特色的新文化对旧的陈腐落伍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这也就儒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支配统治地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在"西学东渐"影响下的独有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     

论东罗马帝国皇帝阿卡狄乌斯的"托孤"

公元408年东罗马皇帝阿卡狄乌斯去世前立下遗嘱,把其幼子提奥多西乌斯二世托付给自己的宿敌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阿卡狄乌斯"托孤"于宿敌,一方面是由于罗马帝国东西部分裂离心严重、关系紧张,帝国东部不会把帝国西部当作自己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此时的东罗马与萨珊波斯的关系较为缓和,使阿卡狄乌斯有可能把幼子和帝国托付给萨珊国王。对萨珊波斯国王伊嗣俟一世而言,此前萨珊波斯在与罗马的较量过程中,其领土和经济诉求都得到了极大满足,同时,萨珊波斯自身也面临着内外矛盾,他没有理由主动打破和平局面。阿卡狄乌斯"托孤"事件的完美结局,不仅使罗马帝国东部的统治实现了平稳过渡,也对晚期古代基督教在东方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对晚期古代东西方贸易交流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为晚期古代国家关系的改变提供了一种新范式。     

宗教文化与20世纪中国文学

宗教与文学除了共有悠长的同一发生、发展的源头外,它们还具有深厚的相互促进的历史文化基础。儒学的"内圣外王",道家的"天人合一",佛教的"因果轮回",伊斯兰教的"英雄崇拜",基督教的"普世博爱",都曾给20世纪中国文学以深刻影响。勿庸置疑的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在宗教文化中深情守望精神家园、不断拓展艺术创作资源的同时,也明显表现出如何重新发掘宗教的文化价值、如何表现宗教的神秘色彩的心灵困惑。     

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

刘家和先生治史有着一以贯之的理论追求,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说明。其一,"两个菲罗",指的是语言文献之学与哲学相结合的治史方法,其关于先秦儒家仁礼学说的辩证发展、中国重视通史与西洋重视普世史的史学传统特点之不同、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观点的研究等,可以作为例证。其二,矛盾分析,对矛盾是事物最深层的本质、中西矛盾观的异同,有着深刻的体认,其关于公羊学"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玄妙学说,以及《左传》人本思想和民本思想的含义及关系等,都采用此法,在历史和逻辑的往复中做出令人信服的说明。其三,"入室操戈",认识到要想实现突破,一方面要从传统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在传统中寻找到突破的"缝隙",其对黑格尔曲解中国历史特点的批判,对黑格尔否定"以史为鉴"可能性的分析,是迄今对于西方学者在历史领域中提出的理论挑战做出的最有力的理论回应,已然成为学习传统、突破传统的经典之作。刘家和先生治史的理论追求,表明中国学者完全可以在理论的高度上,与西方学界的大师级人物开展平等对话,从而把人类思想和学术事业推向前进。     

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哲学观念批判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一切历史进步现都来自于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和希伯莱的末世论观念两大文化传统。受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影响而确立起来的绝对理性主义历史进步现承袭了基督教一神教对其他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的绝对不宽容的独断立场,造就了统治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现实要求我们通过批判、反思乌托邦与末世论入手,来重释一种能平等、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回归生活的底限理性的淑世主义历史进步观念。     

近代“选举”概念的演化及其文化喻义

古代"选举"的本义是选贤任能,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指称对象不同。晚清以来,随着西方选举概念的输入,"选举"逐渐脱离中文传统涵义,转变成与英文"elect"对应的概念。这一过程不仅仅是一个语言问题,它蕴含深刻的文化喻义,与近代中西、中日间文化权势转移的大趋势相关联。"选举"的古今词义虽迥然不同,但思想层面的联系却难以完全割裂。     

视觉文化与古代地中海研究——以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为中心

视觉文化的来临已是不争的事实。迄今为止,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仍未在我国得到与这种大势相匹配的重视,利用考古实物探讨古代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依然少见。西方古代史研究中的视觉维度可包括使用可视化的方法和利用视觉史料两个层面,而要拓展此类研究首先需要扭转观念,重视考古实物作为史料的独立价值,而不仅仅是将之作为对传世文字史料的补充。本文结合罗马不列颠尤其是罗马不列颠的马赛克的研究,对此加以具体阐述。     

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刍议——兼论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

《史记》《汉书》史表研究是欧美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国内学界加深了解欧美中国史学研究发展历程、辨析中西史学交流互鉴具有典型意义。自19世纪末发轫以来,欧美《史记》《汉书》史表研究呈现出深度不断拓展、领域逐渐丰富的发展趋势,表现出充分重视中国传统考据成果、讨论范围相对全面、部分借鉴西方史学研究思路等特点。部分欧美学者通过《史记》《汉书》史表反思西方史学对非叙事性历史书写的偏见,促成了中西史学的深度互鉴。但是,欧美学者并未深入分析中西古代史表书写的异同。通过比较以优西比乌《编年史》为代表的西方史表书写与《史记》《汉书》史表可以发现,中西古代史学在探索通史写法的实践中,不仅有经验认识的相似性,也有历史观念的差异性。西方中世纪史表书写因秉持基督教神意史观,未发展出类似《史记》《汉书》史表般追求理解历史的丰富类型。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原因分析

众所周知,原始社会末期,"慎刑"这一朴素的刑法思想就已形成,并随着古代中国国家史的发展而不断演进。文章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包括民本主义思想和宗教文化)、统治者的"德治"政治、中国传统国情三个方面分析了这一思想产生的原因,指出慎刑思想在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并提出这种朴素的刑法思想应为当代所借鉴。     

维以天命 玉为祥瑞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长达5000年的光辉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玉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玉器为中心载体的玉器文化不仅深深地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政治观念,而且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梁启超对先秦儒家伦理与政治关系的解读

正梁启超1920年欧游回国以后,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和评价。对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伦理和政治关系的研究,是其中引人注目的内容之一。一、孔子学说以人格养成为目标梁启超对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以很高的评价。说:"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代表",如无孔子,"则吾史殆黯然无色。"认为中国人两千年来能凝为一体,"维持其不敝,实赖孔子为无形之枢轴"。[1]梁启超认为,孔子之伟大乃在其人格。他以孔子与世     

档案和志书的关系

编修志书和保存档案,是我国几千年来的优良文化传统."志乃一方之全史",它以丰富、翔实、全面而准确的资料记载,起到资政、存史、教化之功能,印证了"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的古训,并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国家修史,地方修志,已成为我国历来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和既定成规,并将代代相沿,永远开展下去.史志编修工作与档案关系密不可分,离开档案,其真实性和可信度将大打折扣.档案是编史修志最主要的资料来源.档案资料是史志编修的基础和根本,编史修志离不开档案资料.可以这么说:没有成功的档案管理工作,就写不出一部优秀的志书.     

中国古代方位观念初探

中国古代方位观念是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的一个方面,反映着我国古代人民对自然的认识。本文以"东"南"西"北"中"五个主要方位为例,对中国古代的方位观念作了初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