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佚文订误二则

以淳熙《新安志》和弘治《徽州府志》为主要参考,广征其他文献资料,对《永乐大典》所收《新安志》的两则记载中的错误作了订正.     

谢圣纶与《滇黔志略》

滇、黔两地,自古以来即渊源深厚,各方面关系密切。清乾隆间,福建人谢圣纶根据两省史志及本人见闻所辑《滇黔志略》,成为现存中国古代方志中仅见而级别最高的“合志”。该书从社会和自然方面将滇、黔两省远古至清初的大事浓缩其中,堪称一部综合性的滇、黔古代简志,为人们了解两省的历史发展提供了极大方便。     

略谈校注《重修凤翔府志》

乾隆三十一年的《重修凤翔府志》是宝鸡古代地情文化的总汇.文章认为旧志校注应首选资料全、存量少、利用大的旧志;校注旧志的保证是领导支持,队伍精干、敬业;校注旧志应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于编修第二轮《黄河志》的若干建议

在资源水利、环境水利时代编修第二轮《黄河志》,其篇目不能像首轮《黄河志》那样以工程为主,要对篇目进行必要的更新.具体如：《水文志》改为《水资源志》,《水土保持志》改为《环境水利志》,《工程志》中的灌溉篇则宜扩大为《农田水利志》.此外,编修第二轮《黄河志》要多用数据图表,合理拓展记述空间,尽量采用第一手资料,多用事实说话,抓特点,注重数据和考证.     

秩序的确立:《新安名族志》的编撰与意义

本文通过解读<新安名族志>力图揭示传统徽州社会对秩序的重视.确立秩序的主要依据是文化背景和官秩,这使徽州社会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徽州商人亦秉承其文化精神在中国商业舞台上确立了自己的一席之地.<新安名族志>的编撰过程体现了立序标准的确立、立序主体的作为以及该志的文化内涵.     

《宋书·州郡志》脱漏试补

本文举例讨论了中华书局本<宋书·州郡志>脱漏方面的问题,并试为补正,凡33条.这些脱漏,多是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也可能有<宋书·州郡志>本身的失误,又有<宋书·州郡志>本身没有脱漏而中华书局本误补者.     

第二轮《广东省志》篇目结构特点与若干编修问题的思考

本文阐述第二轮《广东省志》篇目总体设计原则与特点,归纳总结出广东第二轮省志编修中6个比较重大的问题,即：关于两轮志书衔接问题,关于全面记述与突出特色问题,关于加强人文内容记述问题,关于处理志书内容交叉问题,关于行业资料难收集完整与下限以外内容的处理问题,关于人物入志与志体改革创新问题。作者结合省志编修实际阐明自己的观点和应对办法。     

对《广东省船舶工业志》若干史实的商榷

2000年出版的《广东省船舶工业志》,记述广东省船舶工业和船舶产品及主要船舶企事业单位发展历史和基本面貌,时间跨度从古代至1990年,其中“概述”和“大事记”及主要企事业单位领导人名录则延至1995年,全面而系统概括广东船舶工业发展历程和当代情况,富有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但有不足之处,今就史实提出一些商榷意见。     

《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的纂修及其学术价值

《大清一统志》曾经先后三次纂修,乾隆二十九年开始的第二次纂修,其主要目的就是修纂《大清一统志》之西域新疆统部。此部在编纂方式上继承初修本其他统部的体例并有创新,内容记载丰富,对研究清代新疆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地理、民族状况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英国学者眼中的鸦片战争

蓝诗玲发现,在1920年代以前的中国历史教育中,鸦片战争只是晚清政府疲于应付的诸多问题之一,而中国人对待这场战争的态度,也远非爱国主义这一种,后来的论述为何发生了变化？     

论鸦片战争前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热潮中的史书编纂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史书编纂在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 ,主要表现在 :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对域外史地的研究 ;史地学者能够根据社会变动的需要 ,灵活变通地运用史书体裁、体例 ,撰述了一批具有个性色彩和时代特色的史地著作。这是对章学诚寻求史学变革之道的有力回应 ,反映了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变化。     

鸦片战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新论

章将鸦片战争后广州绅民反进城斗争纳入近代资本主义产生,西方工业明有如疾风暴雨般摧毁世界各地的封建藩篱,整个世界由分散到整体的历史背景下重新审视。认为反进城斗争是中国官绅民对已被资本主义时代大潮冲开之沉重国门一次重新关闭的努力;是华夷有别之一元世界现在与近代开国思想冲撞转变进程中的惰性延续;是对国与国交往中的国际双(多)边条约制度的极度陌生与本能抵制;章得出结论：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     

从《当代江西简史》的编纂探析地方史的编写规律

研究与编纂当代地方吏是研究与编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从研究与编纂《当代江西简史》入手,对编写当代地方吏过程中的一些规律做了有益的探索。文中认为,编写好当代地方史是国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必须领导重视,具有一支政治可靠、业务强、熟悉省情的编写队伍;要从系统研究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入手;必须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必须突出地方特色;忠于历史,科学修史,对历史进程中发生的一些问题,力求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论述,为促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促进江西在中部地区崛起服务。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本文主要从外国传教士及学者与贵州民族研究、客籍文士及黔中文人与贵州民族研究、地方志与贵州民族研究等视角,论述了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的贵州民族研究。     

同文馆与晚清留英教育

晚清留英教育在船政学生留英之前已经开始,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就派遣了同文馆学生赴欧洲游学。之后,历届驻英公使都带有同文馆学生充任使馆随员或翻译学生,在处理外交及使馆事务之外,这些同文馆学生还负有学习的任务,可以入英国学校学习。19世纪90年代总理衙门还制订章程,派遣了两次同文馆留英生。20世纪初,京师同文馆归并京师大学堂改称译学馆后,再次派遣学生赴英留学。同文馆学生留英在整个晚清虽然不多,但也自成一系,是晚清留英教育中重要的一支。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意义

201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记载了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段历史,该书不仅是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而且对国史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为正确把握新中国前29年历史的重大问题提供了基本参照;披露了140多件文献档案,整理了一系列统计数据,为深入研究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价值的新史料;其编写方法为研究编纂新中国前29年的历史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中国世界史研究译介时期的俄苏史

中国世界史研究的“译介时期”,是中国世界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这一译介时期,就没有中国世界史学科后来的迅速发展。以译介时期的俄苏史为例,可以充分展示中国世界史研究始终如一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关注现实,积极投身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努力做到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完美结合,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这是中国传统史学经世致用优良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明确这一点,对当代中国历史科学理论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哲学人生

阴阳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观念,中国哲学人生的三大流派,即渊源于阴阳观念。法家的人生哲学,强调个人奋斗,自我扩张,以坚强的毅力与意志,以实现既定的目标。所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便是法家哲学人生的真实写照。道家的哲学人生,以阴柔为主,强调因循自然,清静无为,不要追名逐利,不汲汲于富贵,人生的目的是逍遥与自在。儒家的哲学人生,以阴阳协调,刚柔并济为重,讲究中庸之道,强调以仁爱与礼节,完善自我,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路,从而成为中国人生哲学的正宗,对中国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将根据历史的实例,对中国三派的哲学人生作出具体的分析     

鸦片战争前在华西人与对华战争舆论的形成

随着1830年前后中英之间冲突的演进,来华西人群体对广州贸易体制愈益不满,逐渐产生了对华武力强制的舆论。西人先后在广州发行了一批英文报刊,作为舆论阵地,在1830年代初期提出对华武力威慑,迫使清政府废除广州体制、实现对华自由贸易的主张。1834年律劳卑事件后,这种主张发展为对华战争的舆论。在西人内部,武力威慑论和对华战争论都曾引起争论,部分西人反对这种依恃武力改变对华关系的观点。1837年英人几种关于对华关系的小册子出版后,来华西人分别在其报刊上提出对华关系的武力强迫论、商业交往论和宗教改善论。但在1837—1838年的兴泰行商欠案发生后,西人普遍不满广东当局对此案的解决,对华战争渐成为其一致主张。     

Economic nationalism in Flanders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ABSTRACT.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makes the claim that economic nationalist ideas had their origins in the Flemish Movement 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were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interwar period. This is an important modification of the classical view that Flemish nationalism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was mainly focused on the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situation in Belgium. Central to this contribution is the view of economic nationalism as an ideology using social and economic means for nationalistic purposes, although there are variations in the degree to which economy and nationalism are tools or purpose. In any case there was not much consistency, because there were different views on what constitu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Flemish nation’, and which social and economic principles should be adopted. In addition, a movement that did not show much unity could not construct a homogeneous social‐economic agen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