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官府校勘述论

本文对北宋仁宗后纷繁的朝廷校勘状况进行了爬梳 ,首次勾勒出 30次校勘的概况 ,并对史籍中不少相舛的记载进行考证 ,解开了若干疑团。又从两千年校勘学史的角度对北宋全貌进行考察 ,首次提出校勘记独立成书是在北宋 ,并揭示出北宋校勘与“小学”互相促进的状况。第一次从学术风气与校勘的关系、军政大事与校勘的联系之角度考察北宋校勘 ,揭示出它们是如何对其产生影响 ,以及影响的程度。望本文对文献学理论体系的完善有所帮助     

清代台湾官府建筑

清代台湾的官府建筑包括官署、城池、炮台和文庙等。官署建筑是地方官员办公、住宿、休憩、待客之地,建筑格式体现了封建礼制,是朝廷行政权力的体现。城池、炮台起到了防御作用,但朝廷对修建的规模有严格限制,对城池建设的限制与放松,以能否加强统治为根本依据。文庙和儒学的修建显示了清朝统治者都相当重视文教的发展。从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文教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稳定。这些官府建筑体现了台湾人民的文化属性与政治属性。     

西汉的官府藏书考

西汉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我国许多传统的政治、法律、文化制度都是这一时期得一完善和确立,以后官府藏书就循着它的形式与格局继续完善和发展,为我国古代藏书制度、目录学的建立,以及近现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清朝官府“临时工”的灰色收入

清朝县衙衙役、差役,如皂隶、快手、民壮、门丁、随从、禁卒、刽子手、轿夫、库丁、铺兵、仵作、盐差、粮差、稳婆、官媒等,是典型的“临时工”,他们人数众多,无正式编制,工资很低,每年不过3—4两银子,只够三口之家一个月的伙食费,光靠这点钱,一家人是要上山吃草的,但他们自有生财之道,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唐代地方官府水旱祈祷与水利资源控制——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中心

唐代地方官府在水旱祈祷获验后所立的祠庙碑,碑文在文本创作上具有一定共性,即赞美神祇与颂扬德政,但这仅仅是祠庙碑所要表达意涵的一个方面。文学的创作实际上并不能如实地反映复杂的历史现象,在这些结构性文字的背后,祠庙碑文的叙述应该暗藏着某种历史特殊性。以泉神祠庙石刻为例,石刻文字反映出这样一种史实:地方官府为了保护辖区内重要泉水资源不被破坏,利用当地民众浓厚的泉水祠神信仰,在官方控制与信仰强化的理念下,通过实施水旱祈祷、修建祠庙、建立碑石等仪式,间接地完成了对泉水资源的保护与掌控。水旱祈祷仪式是表相,水资源保护才是真相。为了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长期维持下去,碑刻在这里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碑文不仅按照祠庙碑应有的叙述结构描写神祠灵验、官员德政等内容,以达到宣扬神祇、赞颂官员之目的,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文字将当时的官方控制理念与盛大仪式现场进行选择性地再现,从而使这一隐形的保护举措得以持久传承。祠庙碑的建立体现出唐代地方官府权力与民间信仰之间的互动,是地方官府实现区域治理的重要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账簿体系试探

走马楼吴简所见孙吴官府仓库的账簿,包括收支分类账簿、作为会计凭证的账簿、与常规会计结算有关的账簿三大部分。收支分类账簿以各种钱物的入仓入库为起点,设置了米、钱、布、皮四种收入总分类账,其下统驭若干级内容详略不同的明细分类账。作为会计凭证的各种账簿,可提供相当完整的关於组织财政收入的会计信息。孙吴官府仓库的会计常规结算形式为月结、季结和年结三种,并设置了与之相应的账簿。     

"尉计"、"苑计"非官名辨——读《战国会要》札记

近读杨宽、吴浩坤先生主编之<战国会要>,[1]甚觉其给学者研究战国史所带来的方便.然筚路蓝缕,于史料勾稽与解读,或有可商之处,如卷56"职官五"所列之"尉计"、"苑计"二官名.     

《唐代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评介

地方行政制度史是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唐史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虽不乏成果,但关于一些州级官员的职掌问题,仍有许多值得商榷和研讨之处。同时,对于以州为核心的中央、地方关系,州与其他重要地方行政机构的关系以及州级官府与地域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仍略显不足。     

从官手工业制度看汝窑——兼论宋代的官府窑业制度

本文从考察中国古代的官手工业制度出发,结合我国古代官府陶瓷窑业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最后论定宋代只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官府陶瓷作坊而不会有如明清两代般专门生产御用瓷器的御窑。也就是说,曾经生产官府用瓷的宝丰清凉寺汝瓷窑场仅可能是官府具资、“和雇”陶瓷匠人进行生产的一个官府瓷器作坊。     

东汉“原陵监丞”封泥考略—兼谈汉代陵园职官

2010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阳邙山东汉陵区内征集到一枚封泥,形状为方形,封缄方式为方槽式检,背面有三道绳痕嵌入泥中,正面阳文篆书"原陵监丞"。通过与已发现的其它东汉时期的封泥形制、印文特征的比较,明确了该封泥的时代。"原陵"作为东汉的第一座陵园,目前具体位置并未确定;"监丞"为东汉陵园食官"食监"的副职,主要负责祭祀,因此,"原陵监丞"封泥的发现,对东汉帝陵的方位及陵园职官的研究有积极意义。本文还通过已发现的有关两汉时期的封泥、印章,结合文献记载,对汉代陵园职官的具体构成和分工进行了梳理。西汉时期,陵园周边具体的管理机构有陵庙、寝园、陵园,陵庙、寝园有令、丞、郎;陵园除令、丞、郎外,还有校长;食官有令(长)、丞。东汉时期,陵寝制度进行了一些改革,机构减省,不设陵庙、寝园,陵园兼有原来寝园的职能,陵园职官有令、丞及校长,食官有食监、监丞。     

胡家草场汉简《朝律》所见文帝时期的朝仪与职官

与此前见载的汉初朝仪相比,胡家草场《朝律》对朝见时站位的记录表明文帝时期朝见礼仪的警备者由郎中为主变为中郎、武士、少卒,反映出郎官系统的变革;主持者以典客为主,或与文帝时期在将蛮夷纳入管控上取得进展及由诸侯站位变化展现的诸侯地位提升有关;文官群体中多出了中都官五百至三百石,但较高祖时期未必发生了变化。中二千石在朝见规定中被单独列出,与诸侯国官的站位对比凸显出文帝抑制王国的意图;中郎将、太中大夫和博士的排位证明汉初三者均为比秩,其得以参与朝见显示可能已形成以皇帝为中心、以其亲近为主要成员的议政群体;将军应指大将军、卫将军和车骑将军三位常设将军。     

小黄册所见明初浙东地区民田考略

明洪武三年处州府小黄册的发现,不仅提供了明初浙东地区珍贵的人口、田土统计原始资料,更为研究该地区土地结构类型和科则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文章通过数据统计和分析,明确了明初处州府民田大致有民田、民地、寺观田和义塾田四类,且民田之数远多于官田,民田科则也低于史籍所载,并在不同都、里之间有所差异,同时呈现出倍数于最低科则的趋势。     

民国前期使职设置考略

一 使职与巡阅使的设置及其研究现状 使职官是历史研究的重点之一,它作为官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事者必不容不究心"(吕思勉语).民国前期使职制度的核心部分是巡阅使制度.     

西北汉简所见邮书的类别及相关问题考略

汉简邮书刺中,对所传递的各种文书据其内容或形制等而有众多不同的称谓。其中的檄有杨檄、板檄、合檄、单檄、校檄等,杨檄或为书写于以杨木为质材的简牍之上的檄。板檄和合檄相对,经过诸多学者研究,其性质形制基本明确。而单檄也和合檄相对,我们认为单檄即板檄,只不过二者命名的角度不同。校檄,则当为源自将军之下建制为部校的檄书。檄之外,悬泉汉简邮书刺还可见众多对书的不同称谓,主要有以性质命名的皇帝玺书、诏书和军书,以封装命名的绿纬书、皁纬书、蒲封书、苇箧书等。这些文书在传递过程中根据文书的不同特点来命名,涉及传递过程中邮书的内容、包裹封装及批次传送等问题。     

吉金类系——楚公■钟

湖北枝江万福垴遗址今年出土十一件件西周时期楚国甬钟,这是一次颇为重要的发现。在明确为西周时期楚国的青铜器中,当代在楚地出土还是首次。出土地在枝江更有特别的意义,众所周知,枝江可能是西周时期楚国都城丹阳所在之地。虽然在传世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枝江说只是淅川说、秭归说等诸多说法中的一个,但这一看法契合于楚文化与江汉地区传统文化密切的关联,至今仍然为不少     

西周金文所见动作系及货币系贝类交易辞例

西周金文所见交易辞例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系统——动作系统与货币系统,贝类为货币系统中的一种。主要通过考释、疏通比盨、中甗铭文中的若干难点,研究了行为系交易辞例中的予、友、畀、余、日、取、舍、觅、付、出、宾,贝类交易辞例中的贝、买。     

试析楚系文字中的“别”字

在战国楚系文字中,计量数据用或字来表示半。本文认为、当为别字异体。别与半音近,故可读作半。以别用作半,应是楚系文字的一种用字习惯。     

春秋时期楚系书法艺术审美形成的影响因素

经过西周时期的发展,大篆已臻于成熟,规矩备至。随着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剧烈动荡,文字作为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在春秋时期也经历了变革,在长江流域以楚国为主掀起了美化大篆的浪潮,以鸟、凤、龙、虫为饰装饰文字。一种审美趋向、艺术形式的产生,其中必然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本文将探讨这一时期在楚国这一地域,铭文书法形成如此繁华藻饰审美倾向的影响因素。     

论战国楚系墓葬铜鼎的拼凑和调整

楚系墓葬在战国时期执行一套较为规范的用鼎制度,大多数情况下这套制度得到较为严格的执行,但也有例外,如曾侯乙墓选择1件子母口鼎与1件箍口鼎拼凑出一组2件“鐈鼎”,九连墩M1以箍口鼎代替折沿鼎表达鑐鼎功能。本文以丧葬遣策为线索,利用包山二号墓考古资料对战国时期楚国丧葬礼仪进行复原,进而发现鼎的使用会根据葬礼实际执行时的礼仪需要进行适应性调整。     

“扬州书信”所见“青溪旧屋”刘氏著作刊行考略

扬州"青溪旧屋"刘氏家族是自清嘉庆至民国时期数代相传的书香世家,其学术影响贯通中外。最近,古城扬州发现的数十通民国时期书信,内容涉及刘氏家族著作的出版发行情况,为研究其著作的传播与影响提供了鲜为人知的资料,也为后人了解和研究当时的图书出版事业提供了第一手鲜活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