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曾与我亲切交谈

一九六0年的“五一”劳动节,这是一个令贵州人民难忘的日子,将永远载人贵州的史册。一九六0年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四月份对东南亚四国进行国事访问,“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他率团回国作短暂休息,和贵阳人民一道欢度劳动人民的节日。记得当时省市各级有关部门作了安排,“五·－”节的那天,举行了群众游行。那时喷水池的大街上还专门搭了检阅站。周总理和省市领导在台上检阅游行的队伍。在短短的几天中,周总理一行视查了贵阳钢铁厂、贵州省黔剧团等单位,还冒雨在河滨饭店与群众见面……。这一切已拍摄成新闻纪录…     

戛然而止的桑巴舞

往年此时,里约热内卢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狂欢节。有激情四射的游行,有露天表演,有奇装异服的路人……接连数日,这座南美城市陷于昼夜不息的欢闹。前两年,我都去观看了狂欢节游行。从夜幕低垂至曙光初现,伴着震耳的巴西风舞曲,里约桑巴舞校的队伍依次登场——热辣性感的鼓点女王.     

采访最前线

现代凯尔特人认祖归宗拍摄音乐飞扬的酒馆和游行队伍的每个夜晚都提醒着吉姆·理查森他是凯尔特人。理查森的血统正宗,他的祖先能回溯到16世纪的康沃尔——英格兰西南的凯尔特要塞。但理查森在美国堪萨斯长大,他母亲说:“我们家有优良的英格兰血统。”他说,如果她还活着,“我会告诉她,忘了英国人吧。我们是凯尔特人。”     

“五一”节庆祝活动在中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我作为北京市的一名干部,参与了很多次国庆群众游行和“五一”劳动节纪念活动的筹备及组织工作。1956年,当时我还在北京市人民政府机关团委工作,就跟团委书记何平参加了国庆活动的筹备工作。1964年我到北京市外事办公室工作后,除继续参加筹备、组织群众游行工作外,还负责迎接、欢送来华参加国庆活动的外宾工作。     

“核司令”程开甲：一辈子服从祖国的需要

<正>程开甲是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的杰出榜样,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的目标是一切为了祖国的需要。回国后,我一次又一次地改变我的工作,我一再从零开始创业,但我一直很愉快,因为这是祖国的需要。”拒领二级教授工资1946年,在浙江大学从事物理教研工作的程开甲来到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师从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马克斯·玻恩,并选择了超导研究方向。1948年毕业后,玻恩推荐程开甲担任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待遇优厚。然而有一天,程开甲突然告诉导师和朋友们,他决定回国。     

椰城漫记

1942年2月14日,我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市,中国人称东南亚一带为“南洋”,父亲给我起名“南生”,取“生于南洋”之意。1960年7月23日,我乘挪威籍海轮“美上美”号,离开雅加达回国。回国后,在贵阳读书、工作,至今已有34个春秋。34年时光,象流水般过去,然而每当忆及在雅加达的生活,仍历历在目,索绕着我的心怀。印度尼西亚,我们一般简称为印尼,她是个美丽的国家,到处有山有水,风景宜人,全国有6千多个岛屿,星罗棋布,好象许多姹紫嫣红的鲜花,绽开于碧绿如茵的草原。由于岛屿众多,素有“千岛之国”之雅称。雅加达是印尼…     

伴随共和国成长的红色画家

他参加了国徽的设计,并设计了共青团团旗、少先队队旗; 他是天安门城楼上第一幅毛主席画像的作者; 他参加了第二、三、四套人民币和一些邮票的设计工作,是名符其实的“国家名片”设计师; 他是“文革”前每年国庆与“五一”节天安门广场游行队伍的队列美术设计者。     

原子弹爆炸前夕的广岛

1944年.毕业即失业,处于困境中的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终于漂洋过海到达东瀛,去广岛文理科大学任教。这是我们校长的推荐,他称我为“高才生”哩！这也是我帮一位在日本执教的同窗好友一点忙,因他有重要的家事,亟待回国解决,求我代他教课,可短期亦可长期。那时我是“待业青年”,25岁,“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奢侈生活

现在这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了,就是出国的人比留在国内的人土。为了表达对我这个“海龟”的慰问,每次回国,国内的朋友都带我去“开荤”,领略奢侈生活。以此证明国内可以过得多么爽,而我们留学在外,是多么得不偿失的一件事。     

“五四”那天留下的十八个历史谜团（连载三）

十三、守卫曹宅的警力之谜：几人、几十人还是上百人？ 学生队伍一路上高呼口号,走在前往赵家楼的路上时．北洋军阀政府派来了大批警察跟随在游行队伍的两侧,每隔十几个人的距离就有一个警察持枪随行。据王统照回忆说：“在大队左右．纵长约计隔开十来个人的距离．就有穿了黑灰军服的军警持枪随行。”而且,细心的王统照发现．“大队快进‘赵家楼’时,夹在我们两旁的武装军警突然像稍微少了一些。”     

新中国的首位英国留学生

我第一次踏上中国正值1976 年10月初。我是1949年红色中国成立后,首位被允许进入中国留学的英国人。那年我刚到北京时正赶上庆祝粉碎“四人帮”,我们语言学院的留学生也被组织起来与百万北京市民一道,沿街游行至天安门广场,去“举国欢庆揪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至今我仍认为那是我所见识过的世界上最隆重、最壮观的游行场面,第一次也是生平惟一一次,使用了长安街上帐篷围起来的、数十个下水道铁盖     

我亲历的国庆群众游行

国庆节群众游行是每次国庆庆典活动中最引人注目、最热烈欢快的活动。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迄今,首都北京共举行了24次国庆群众游行活动,参加游行的主要是工、农、商、学、兵、党政机关干部和社会各界人士,人数累计约800多万人次。我从1956年开始,有幸一直参与国庆群众游行活动的筹备和具体组织工作。     

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再研讨

1995年,我去莫斯科查阅有关档案期间,多次拜访原苏联派驻中国的经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阿尔希波夫曾交给我三份文件。回国后,我将这三份文件分别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和原国家主席杨尚昆。不久,江总书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布置了研讨“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课题;     

我所认识的瞿秋白、陈独秀和周恩来

1925年5月31日,"五卅惨案"的第二天,我随同游行示威队伍再次去南京路,抗议昨天英国巡捕开枪杀害游行群众.因大雨阻止,又因已经三罢(罢工、罢市、罢课),南京路上凄清无人,示威队伍星散零落,我不得不折回.     

一个小学生眼中的“文化革命”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我正在家里和父亲、弟弟一起擦锅子,猛然听见外面马路上锣鼓喧天,喊声大振。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立即拿着锅子跑出去看,只见马路上“雄赳赳、气昂昂”地走着一长串游行队伍,游行者均是大中学生,他们臂缠红袖章,高擎“交大反到底”、“红三司”、“红革会”之类的大旗,狂呼滥喊着所谓的“革命”口号。     

世纪聚焦

1966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自此正式开始,中国进入长达10年的动乱时期。其间,国家政治生活与经济建设受到了空前的危害与破坏。图为呼喊“革命”口号,通过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行队伍     

远征异域

华盛顿的“兵马俑”们为每年一度的华盛顿樱花节游行增加了异国情调。当地学生为了迎接即将到美展出的兵马俑,组成“秦俑阵”加入了节日游行队伍。从2009年11月到次年3月,15件秦陵兵马俑将“远征”美国,在四个城市进行巡展。此次出国巡展的兵马俑数量之多,史无前例。     

逃亡岁月

1968年的4月底,本来已逐步稳定下来的政治局势,突然又刮起一阵黑风,来个“三反一粉碎”运动。有一天我到城内大十字时,见浩浩荡荡一支游行队伍,从邮电大楼方向而来,其中一段是文化体育系统造反派的,有一个在文化系统工作的朋友、头戴藤帽、正指挥着他的同伙,把当时省文化局局长田兵、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张涛等走资派,押着游街示众,     

北大红楼见证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正>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北大红楼同建党紧密相关,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在这里,以《新青年》等刊物的创办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在这里,五四游行的队伍集结出发,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席卷全国;在这里,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陈独秀、     

台胞参加横渡长江的回忆

1976年7月16日,我们有幸参加了武汉市各界人士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10周年的渡江活动,这是永远值得我们回忆的日子.在武汉市主管单位的组织下,当年我们这些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的青年组成了一支思想素质高、组织纪律性强、身体健康、游泳技术好的武汉市台湾同胞渡江方队.这支队伍有二三十人,多数是青年人,其中不乏达到国家运动员标准的健将,也有几位巾帼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