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经学的演变与更新

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认为：魏晋为经学中衰时代,南北朝是经学分立时代,并不能代表这个时期经学的全貌。东汉末年郑学的出现,标志着经学兼容古今而演变的方向。三国时期经学在南方传播,出现了南北互动的新气象。魏晋经学在北方继续传承,并在演变中得到发展。十六国北朝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变夷从夏”,缩小了胡汉民族文化的差异,中原儒学虽历经丧乱而得以存续,更值得注意的是妇女也参加了经学教学与学术传承。北朝经学继承两汉以来的传统,比较重视考证,而不善于创新。东晋南朝儒学受玄学的影响,清谈之风推动了儒释道的交流,教育格局多样化促进了儒学的玄化。所谓“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出现了南北学风的不同趋势。陆德明撰《经典释文》,由陈入隋入唐,将南学传入北方。颜师古、孔颖达定《五经正义》,亦多从南学。南学终于成为唐朝经学的主流,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东晋南朝江东的文化融合

东晋南朝时代,江东地区的文化冲突和融合,表现为侨、吴、士、庶之间的?格互动,并最终形成了既体现汉魏中原文化精髓、又兼具吴地文化特色的江东文化。自隋唐以后,江东一直是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心。追溯其源,其滥觞就是东晋南朝时期形成的江东文化。     

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转变

通过梳理盘龙城及周邻南方地区发现的中商时期遗存,以盘龙城的废弃为标志,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的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中偏早以盘龙城为中心,南方地区显现出中原文化的强势影响,中原商王朝对南方地区青铜器等礼仪用器及相关活动可能有着直接控制。而晚于盘龙城,以庙台子、台家寺为代表,南方地区青铜器的生产和使用日益扩散、大型城市聚落消失,南方地区的上层贵族开始出现独立化趋势。中商时期南方地区文化格局转变背后,反映了这一时期商王朝对外经略方式的调整。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简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浅谈魏晋时期儒学的新变化

魏晋时期,帝国的重建文化又一次走向整合,形成了广汲博纳、气势磅礴的胡汉、中印文化大融合时期。玄学是对两汉经学表现形式上的否定,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魏晋时期,经学式微,玄学不断地兴起,展开"自然与名教的争辩",其中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开始放荡不羁的社会生活,玄风兴起的魏晋时代,传统的儒学开始玄学化,注经数量多,经学家群起,并与道教思想互补有了新发展。     

隐士、移民与南方社会文化景观的构建——以南朝士人隐居地为中心

南朝之际南方隐逸文化持续发酵,形成了建康、武康、山阴、寻阳、江陵五大隐士分布中心。这种聚集于政治文化中心的格局分布,与移民南下及隐士自身的政治关心、文化追求密切相关。不仅如此,隐士往往崇尚自然、寄情山水。山居形式的形成,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儒家"比德"山水自然观的影响。士人借助隐逸这种社会政治文化行为的表达,不但形塑了自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完美人格形象,也形塑了南方以名山为代表的文化景观。     

中唐思想家与儒学复兴

唐朝时期,儒、佛、道三教鼎立的格局形成。虽此时儒学式微,但实为儒学发展的承上启下。中唐儒学上承两汉经学,下启宋明理学,成为我国古代儒学由魏晋南北朝的衰落时期向复兴时期转化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唐儒学的复兴是宋明儒学复兴的基石。中唐时期的重要儒学思想家韩愈、李翱发展了儒学,柳宗元、刘禹锡推进了儒学,他们成为中唐儒学复兴的先驱,为中唐儒学复兴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在中国儒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里头文化向南方的传播

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存的地点可分为九个区。分析这些遗存的年代、文化性质及分区可知二里头文化南传的路线和时间,而传播方式在不同时期和背景下有所区别。二里头文化的南传开启了南方地区古代文化宏观上伴随中原地区文化变迁的新阶段,南方地区也以此纳入了以中原地区为主体的历史体系。     

论南北朝交接地区的墓葬--以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为中心

从南北朝交接的三个关键地区墓葬文化因素的构成,及相关的历史、地理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可清晰看出,陕南、豫南鄂北、山东地区是南朝文化向北传播的三个重要通道。     

略论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结构的更新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文化结构更新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主导文化从儒学式微转变为儒、释、道三教并立;胡汉两种异质文化从冲突渐进到兼容;地域文化从中原一脉发展成南北分明。     

《曾子》源流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曾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身后留下著作并传诸于世.西汉戴德将<曾子>书整理成至少十篇后编入<大戴礼记>;刘向将<曾子>书整理为"十八篇",并记入<别录>,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曾子>十八篇"."<曾子>十八篇"至迟在南朝、隋之际就亡佚了.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具有非常宝贵的学术价值,是曾子研究的重要资料.     

汉代黄老学述略——兼及曹魏时期

两汉是中国哲学史上黄老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西汉前期,部分地方黄老学派由隐而显,先后进入朝廷,开创了黄老学由民间学说飞跃而为官方统治思想的局面。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虽为黄老学发展的转折点,但仅止于政治意识形态领域,在其他方面黄老学仍然有很大的发展。自西汉前期至东汉后期,有黄老学者或集聚于王公卿相门下讲论“道”“德”,或授徒讲学、著书立说,从而形成了若干地方黄老学中心。司马迁所说“儒道互绌”应是特殊情况下的个别而非普遍现象。司马迁前后学黄老者更多的是儒道兼习而学有所偏。汉魏时期崇习黄老的学者中,不但出现了家庭式、家族式的黄老学者团体,而且出现了对黄老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的三位女性。     

齐鲁博士与两汉儒学

“博士”一词,在中国秦汉时期是一种官称。两汉博士见于史书记载而有籍贯可考约百余人,其中齐鲁籍的博士即占半数。齐学与鲁学是两汉儒学的主体,左右着两汉儒学发展的方向,而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正是齐鲁博士。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仕途几为儒家垄断。齐鲁博士及其弟子大多官至卿相牧守,在内政和外交等重大政治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贵州遵义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形制研究

纵观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发展,其规模、结构、雕刻均有由繁至简的发展趋势,对昭穆制的遵循从严格走向了松散。腰坑葬俗是宋元明时期播州境内比较盛行的丧葬习俗,墓志亦是播州杨氏礼制遵循和身份等级体现的一个方面。墓前神道或拜台有自南宋中期的繁复到宋元明之交的简单到明末又归于复杂的发展轨迹,体现出时代的特征和墓葬装饰自内向外的转变。     

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

在中国历史上,孟子在宋代以前的地位一直隐而不显,他的地位甚至不及周公、颜回,至多与荀子比肩齐名,然而到了宋代,一场声势浩大的孟子升格运动从此确定了孟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原因之一,就是孟子为宋代儒学走出困境、完成儒学的转型,不仅提供了思想资源,而且提供了方法的支持。     

裴子野《宋略》史论的价值

裴子野是南朝萧梁时的史学家,所著《宋略》为世人所重,惜其久已散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多方勾稽,搜集《宋略》史论佚文28首,并对其作了分类研究,揭示其价值所在.《宋略》史论佚文对全面认识南朝史学的发展,尤其是历史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唐代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多方面的成就。从形式上看,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从内容上看,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唐代学术是处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学术,这不仅表现在时代的自然连接上,而且表现在学术传承上。     

由儒学神化看《五经》特点

儒学神化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独特的历史政治现象，它根源于先汉《五经》，又创造了不同于先汉《五经》的新儒学体系。它依据自身神化的理论需求和《五经》的特点，在神化的过程中，直接吸收了《五经》之一的《春秋》理论，又委婉地排斥了其它四经，完成了儒学在西汉的神化。从儒学神化的发展变化过程来考察儒学《五经》，既能全面考察《五经》的特点，又能全面认清儒学神化与《五经》的关系。     

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历史进程与空间展布

历史时期南方山区经济开发的进程,可区分为三个阶段:(1)自原始稻作农业起源,至2世纪末,南方山区的经济形态以采集渔猎为主、原始种植农业为辅;(2)自六朝至北宋末,低山丘陵地区的河谷、山间盆地逐步被开垦成农田,局部地方形成了梯田,建设了中小型农田水利,但刀耕火种性质的烧?仍是南方山区主导性的垦耕方式;(3)自南宋以迄于明清时期,浙闽山地、南岭山地、川东丘陵山地、粤桂山地、秦巴山地渐次得到全面开发,特别是明清时期,各省际交边山区成为主要开发对象,山地利用达到了新的高度。     

殷周文化传统与先秦儒家圣人内涵的政治维度

先秦儒家圣人具有德业并重的特点,其内涵除了具有伦理维度外,也有政治维度。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是先秦儒家圣人内涵政治维度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先秦儒家圣人的则天、知天与殷代巫文化传统的通天有关,先秦儒家圣人作为人伦之至与周代的德文化传统有关。殷周文化传统的影响,对于先秦儒家圣人成为从天下无道向天下有道转变的秩序建构主体至关重要。探讨殷周文化传统对于先秦儒家圣人观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把握先秦儒家关注社会现实、以天下为己任的救世情怀和致思路向,从而在整体上深化对于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功能、作用和地位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