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金沙遗址考古发现看古蜀文化交流

古蜀王国的兴衰更替以及和周边区域明的关系,在古代献记载中一直给人以扑朔迷离之感。随着二十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发现的增多,使我们透过神话传说的迷雾,对古蜀王国的神秘面貌终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了解。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与二号坑震惊天下的考古发现,使我们真实地看到了数千年前古蜀明的灿烂辉煌。2001年以来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则进一步揭示了商周时期古蜀族繁荣昌盛的历史化,展现了成都地区早期城市明演进发展的根脉。在此之前,成都羊子山遗址、十二桥商周遗址、宝墩化六座早期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都为传说中的古蜀历史提供了重要印证。     

从禹会遗址的考古资料看淮河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

禹会遗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西郊涂山南麓的淮河东岸,是我国目前发现并经发掘的最大的一处以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遗存,被专家公认为"大型礼仪性建筑基址"。禹会遗址的发现,一是弥补了龙山文化地域性空白,二是确立了龙山文化一个新的地方类型,三是对认识淮河流域史前时期文明化进展的程度提供了重要资料。遗址中发现的大型祭祀台基及台基面上的相关设施、与之相配套的祭祀专用通道,内涵丰富的祭祀沟,不同形式的祭祀坑,简易式工棚建筑以及复杂的器物组合等,都为考证文献记载和民间传说的"禹会诸侯"事件提供了证据,也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增加了新的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茂县及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

"古蜀文明"即"三星堆文明",形成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600年～前1500年之间。三星堆文明形成时期的代表性文明因素主要有3种:一是以三星堆城址城墙为代表的本土文明因素,二是以具有二里头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中原文明因素,三是以具有齐家文化特征的文化遗存为代表的甘青地区文明因素。后二者是通过早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就已经形成的岷江上游地区的文化通道,由陇西南进入成都平原地区,并促使成都平原本土文化发生巨变,产生了三星堆文明,开始了古蜀文明的历程。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反映了岷江上游地区在古蜀文明的形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激荡融合 光耀千秋—从文物看历史上民族地区与中原的文化碰撞

为了迎接2008年奥运会,由首都博物馆与湖南省博物馆共同承办,联合国内几十家博物馆共同举办了大型展览中国记忆—五千年文明瑰宝展。相对与之前一些大型文物展,此次展览选取的169件国家级文物瑰宝中,有相当一部分反映了历史上民族融合、碰撞的几个重要历史阶段,特别从艺术、宗教信仰方面,凸现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多元文化交流,     

处世哲学与圣化生命——从神话思维看东北人参传说对神话主题的传承

民间传说晚于神话出现,必然会受其影响。文章以东北人参传说为例,论证了神话主题在传说中得以再现和扩衍的一个主要原因,乃是由于神话思维在后代人民群众潜意识或无意识中的遗存。神话思维的特点使人参传说处处闪耀着一种圣化生命的情结和圆融处世的智慧。     

从《通典》中的赐姓看中原王朝与突厥的关系

在《通典》中,关于赐姓方面的材料只有三条,分别是武德年间、贞观年间、开元年间,而根据这三条材料恰恰可以整理出此时期中原王朝与突厥不同阶段的关系特点。本文即以这三条材料为线索,对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和突厥的关系进行初步的整理。     

中原文化的张力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华夏情结——从普洱地区的几个重大历史事件看边疆少数民族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内聚情感

中原汉族地区始终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历史上对周边少数民族地区甚或周边国家都一直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从而使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在传统思想文化观念中形成了一种强烈的内聚情感和浓厚的华夏情结。面临重要选择的历史关头,这种强烈的内聚情感和华夏情结就会自然而然地由衷地表现出来,成为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取向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样,我们也就容易理解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众多崇高爱国主义壮举的深刻的传统思想文化背景。     

从老人的晚年生活看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与社会进步——以苏州市J村的调查为例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外来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外地人与本地人源于文化差异的冲突不断。本文将以苏州市J村为例,通过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这一细微视角来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冲突和社会进步。     

从有铭吴越青铜器看吴越与晋的文化交流——兼谈春秋时期晋国和越国在争霸斗争中的策略

山西和河南辉县,在春秋时期是晋国领土,从晚清同治年间以来,境内屡屡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是当时晋国实行联吴制楚策略,吴晋两国多年友好的物证;绍兴曾是越国都城,城南的狗头山曾出土有铭吴国青铜器配儿钩,是越国被吴战败后,实行“结齐亲楚附晋以厚吴”策略,最终灭吴的物证。越灭吴后,吴文化和越文化融合成为统一的吴越文化。吴越文化和中原的晋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在青铜器的合金成分、铸造工艺、礼器、乐器、车马器、农具、工具、兵器、纹饰、服饰、钱币、铭文等12个方面“,大同”中还存在不少“小异”,有些差异还比较明显。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有以下8个方面的原因:(1)晋与吴越的宗法奴隶制成熟程度不同;(2)两地的陶瓷手工业发达程度不同;(3)两地对农耕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重视程度不同;(4)战国中晚期二地对冶铁业普及推广程度不同;(5)两地对兵器生产的重视程度不同;(6)两地的地形地貌不同;(7)两地的气候环境不同;(8)两地的商品经济发展程度不同。     

《考古追寻五帝踪迹》续论

五帝时代前期各区域诸考古学文化以发展个性为主并频繁交汇,到五帝时代后期由四周向中原汇聚走向最初文化共同体的过程,是中原地区率先进入文明与国家社会的基础。     

简牍和考古所见汉代河西走廊与蜀地之间的交往及相关的几个问题

蜀地是秦汉西南地区经济和化的中心,河西走廊则是防御匈奴的前沿,又是通向西域的“孔道”。作通过河西走廊和蜀地发现的物以及敦煌、居延出土的汉代简牍,对汉时两地的交往作了梳理和探讨。     

商代蜀地的青铜与金玉艺术——视觉分析的考量途径

三星堆遗址出土器物功能之研究已累积丰硕成果。其中多数研究或以文献为本、或基于文字思维与逻辑,而以神灵、祖先、氏族、巫或统治者、图腾、动物或自然物崇拜等特定语言卷标,以诠释出土器物中的各种形象,或是从视觉观看角度进行思考的研究则仍属少数。商代蜀地的艺术内涵显示,蜀人真正体验和力图传达的应是图像本身的直观感染力,即该地的“视觉形象”本身在意义传达过程中具有一定的支配性。因此,本文尝试从视觉研究的角度着手,分析三星堆出土之青铜器、金器和玉器一观者视觉间的文化关系。     

汕尾地区明清时期妈祖信仰及其传说

早在新石器时代,汕尾附近就有先民在沿海带采集,渔猎,繁衍生息。形成于明末清初的“汕尾埠”,原属海丰县金锡都辖区,后成为全国名渔港之一。1988年“依港立市”,汕尾港成为汕尾市人民政府驻地。“汕尾”既是一个特定的历史地名,有时又可代称“海陆丰”——现汕尾市的行政区域。     

五帝时代与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首先,热烈祝贺许顺湛先生<五帝时代研究>大作的出版. 五帝时代是中国古代历史的开端,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时期,司马迁<史记>第一篇即为<五帝本记>,这就是有力的证明.     

夏国家兴起于中原地区的地理因素探析

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东西、南北文化在此交汇、碰撞,不同族群在此交流、融合。优越的地理位置和适中的气候,使得多元性农业经济在中原地区并存发展。中原地处黄河中游,这既使其免遭史前洪水的极大破坏,又将其推向治理史前洪水组织中枢的位置。正是中原地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形成的诸多有利因素,决定了中原地区的先民最早走向文明,建立国家。     

从考古发现看四川与越南古代文化交流

根据越南青铜至铁器时代诸考古学文化遗物的特点,可以看到,四川与越南船棺葬俗及部分船棺葬随葬器物有相似之处。另外,相同时代或时代稍异的遗物中,玉璧、玉瑗、玉璋、玉戈、陶器、青铜兵器等也有诸多相似之处,表明四川、越南两地在该时期存在较密切的文化交流。     

文化生态史观视野下的文明化进程——中原地区与太湖地区的比较研究

"文化生态史观"是一种系统观点,它强调研究文化进程的发展,必须综合分析文化、环境诸因素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中原与太湖地区文明化进程的结果不同,源于中原地区文化生态系统中某些因素的优越性,战争机制促成的社会组织、开放性的文化特质、务实的社会意识、多样的生态环境与公元前三千纪末期的应时发展,这些都促使中原地区逐渐确立了文化上的强势地位.相比之下,太湖地区宗教特色的社会组织,面对危机缺乏变通;保守的文化特质,使文化缺乏革新和灵活性;务虚的社会心理,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单一的生态环境,使社会面对自然灾害缺乏灵活的应对.最终,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的一蹶不振,环太湖地区彻底丧失了发展时机.     

华夏文明之根--嵩山地区在华夏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中的地位

嵩山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使之成为四方辐辏之文明轴心,而数千年文化的一脉相承,延绵不绝,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底蕴.该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后期至青铜时代早期的广泛而大量的吸纳周围地方的文化精华,多种文化因素的汇聚、碰撞、交融、升华,是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生成和成长的巨大动因.     

《重修七帝寺碑记》释解

七帝寺为定州著名寺院,它与皇室、高官富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重修七帝寺碑记》不仅反映了这一历史史实,同时也为研究寺院僧俗组织结构提供了例证。北魏至隋的定州,胡汉并居,信仰杂糅。作为粟特商人的何永康,出资赎寺,成为俗寺主,透露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