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初期的对外贸易

20世纪初至1930年,中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伪满洲国成立后,伪满政府倚仗日本关东军,强行侵占了我国东北各地海关。中国东北地区长期出超的局面在1933年反转,并且入超额出现扩大趋势。伪满政权极力促进所谓的“日满一体化”,使得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更加向对日贸易集中。随着列强的经济利益争夺日趋白热化,伪满洲国逐渐步入统制贸易之途。     

殖民地法制统治功能与殖民地统治秩序构建——以伪满洲国为例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建立的傀儡政府,在其他统治东北的十四年里,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伪满政府制定一套殖民法制,通过彰显殖民法制的社会统治功能,构建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     

从总务制到次长制--论伪满洲国政治体制的傀儡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伪满洲国实行“以总务厅为中心”的统治方式,以达到严密控制伪满政权的目的,通过总务制把伪满政府完全变成了傀儡。伪满洲国政权的行政运作,就是通过总务厅、次长制来实现的。在日本政府的殖民侵略下,经关东军司令官到伪国务院总务长官,总务长官到各部总务司长（次长）,各部总务司长（次长）到各省总务厅长（省次长）,由省总务厅长（省次长）再到各县参事官（副县长）,形成由上至下的殖民统治体系。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到1942年,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     

“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

“满洲假名”系1934年7月由伪满洲国大同学院教授曾恪提出的用日语假名表记汉语的文字方案,这是一个完全屈服于日本殖民统治的中国知识分子应时而生的特殊文化奉献。1940年由日本文部省所属机构付诸实施,意在取代注音符号,排挤汉字体系,后随着日本战败而消亡。“满洲假名”的缘起与终结的历史过程,十分清楚地表明了日本在伪满洲国实施的语言殖民政策的恶劣本质。     

汪精卫见溥仪:"木偶奇遇记"

1932年,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弄出了个“满洲国”。到1942年,是伪满洲国成立10周年。同为日本卵翼下的“国”,南京的伪中华民国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5月4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率领代表团访问伪满洲国,以示恭贺之意。     

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

当“万国公法”在近代日本逐渐为“公法”及“国际法”概念替换之际,美国人为了达成“门户开放”的对华政策而寻求同盟时,向日本人提出了伸张“亚洲门罗主义”的建议.这一建议暗合了日本的扩张意图,为日本不断利用“公法”张扬“亚洲门罗主义”提供了口实.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初成立的伪满洲国是这一建议带来的最大成果.然而,在伪满洲国承认问题上,“亚洲门罗主义”达到顶峰的同时又背离了“公法”.     

日本因应国联调查团的动机及其异化

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调查团为研究者从跨国史的视角审视中日冲突提供了一个窗口。日本对国联介入中日冲突的态度颇为多变，从反对调查团方案到倡议组建调查团，再试图劝诱与引导调查团，最终质疑与否认调查团，态度反复的原因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身份。在因应国联调查团过程中，日本始终企图贯彻“满蒙经略”国策，并利用国联集体安全机制的软弱性和在东亚的不适用性，诱导国联调查团为己“背书”。日本因应调查团除利用调查团的时间差以扶植成立伪满洲国的企图外，还存在借助调查团实现伪满洲国地位的国际认可的动机，但最终异化成日本因调查团否认伪满洲国而反对调查团，并最终以退出国联相抵制。     

伪满洲国时期经济开发与产业冒进剖析

2010年初,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的双方报告书公布于世,意味着中日政府层面的第一阶段共同研究告一段落。笔者有幸作为中方外部执笔者参与了有关伪满洲国内容的编写,并与日本学者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流和商榷。战后以来,有关伪满洲国的研究至今仍是学界关注的课题,自然也产生许多见仁见智或完全对立的观点。尤其是对伪满洲国时期的经济开发及产业发展速度,一些学者在承认日本侵略、抨击殖民统治的同时,总是试图揭示日伪时期经济建设的某些“业绩”;还有人力辩日本殖民主义同西方殖民主义的区别,进而肯定日本在殖民地建设过程中付出的“努力”或“代价”。     

伪满在关内的两个大使馆

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下,末代皇帝溥仪于1932年3月身穿大礼服,在“新京”长春原吉长道尹公署旧址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不久,迁到原吉黑榷运局和盐仓旧址,开始了傀儡生活.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因溥仪登基而改称满洲帝国,其政体从执政政治改为立宪君主制,溥仪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由一个伪政府首脑一夜之间变成了世袭的君主.     

日本侵华时期对伪满西部“边境”的控制

<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三省（以后又加上热河省）建立伪满洲国,其西部以长城为界,南起长城起点南海,直伸西北,通过热河省的义院口、喜峰口、冷口、独石口等地,环绕内蒙古,北毗苏联。伪满洲国建都长春（改名新京）,推出爱新觉罗·溥仪为“执政”,定1932年为“大同元年”。1934年3月1日,溥仪“登基”,成为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以伪满洲国为基地,进而并吞华北以至全中国。     

伪满洲国对外关系研究

伪满洲国是日本侵略者武力征服东北、肢解中国的产物,其对外关系也和伪满洲国的国务政策一样,均受日本国策限制,也从属并服务于日本的侵略和殖民政策。其具体表现是：追随日本侵略者,敌视共产国际,以与日本“共存共荣”为幌子扩大侵略战争,和日本扶植的其它伪政权沆瀣一气,结成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串通德、目、意法西斯轴心国,结成反...     

伪满时期日本的蒙古族上层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建立殖民统治的“新国家”,极力策动内蒙部分上层人物、分裂分子组织武装,乘机暴乱,大搞民族分裂的“独立”、“自治”运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为稳定殖民统治,对内蒙古地区的管理形式采取了以蒙古“王公为中心”体制的所谓“民族自治”的怀柔政策。当伪满洲国各级政权完全控制在日本人手中的时候,便开始废除传统的蒙古王公制度,实行“特权奉上”,蒙古王公享受了两个多世纪的特权被彻底剥夺。     

伪满洲国劳动界的民族结构和民族间的位置关系

在分析伪满洲国的民族间的地位关系时,有着在满朝鲜人是处于支配民族的日本人和被支配民族的中国人之间的“中间”或说是比中国人优越的“二等公民”的说法。这样的论据提示了伪满洲国时期劳动界的民族间的工资差异,劳动条件的差异及民族间的粮食供给顺序。虽然伪满洲国的工厂、矿山、搬运、通信劳动领域中民族间平均每人工资额数为日本人一朝鲜人一中国人的顺序,平均每人工资额数朝鲜人比中国人多;但是其中高收入的比重却是中国人比朝鲜人高很多,朝鲜人中高收入的人是极少数。劳动条件也是朝鲜人比中国人恶劣。另外伪满洲国劳动界事实上是日本人和中国人两分天下,朝鲜人的比重微乎其微。其结果是伪满洲国的劳动政策也是以日本人和中国人为主,朝鲜人在其劳动政策中处于次要的地位。     

日本修改条约交涉与何如璋的条约认识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以“实现关税自主”与“收回治外法权”为目标的日本修改条约交涉的经验,经由当时驻日的晚清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何如璋介绍到中国及当时中国的藩属国朝鲜,成为剖析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朝鲜开港并与西方各国订立条约的重要参照系。虽然何如璋最终没能促成清政府像日本一样着手进行改约交涉,但是,他将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问题明确定位在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两大关键性条款,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同时,何如璋以日本改约交涉为模式的订约策略,对于当时朝鲜与日本的关税交涉以及《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订立,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伪满"勤劳奉公法"的出台及其与协和会的关系

抗战时期,伪满政府为了解决劳动力的缺乏,在协和会的推动下,掀起了国民“勤劳奉公”运动。在运动中,协和会作为伪满政权最高的国民组织体,从组织上、思想上、实践上积极动员青年学生参加,为“勤劳奉公”制度的实施作了最充分的思想动员,并培养了大量的后备军,从而为该制度的最终建立奠定了基础。在协和会的推动下,伪满政府颁布了“勤劳奉公法”,使之成为伪满后期劳务新体制的重要内容。该法律的根本目的,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确保劳力供给资源,利用国家权利来掠夺青年劳动力。     

“满洲”电业株式会社始末

本文介绍了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的发展历程、代表性发输配电设施、伪满洲国覆灭时的状况。纵观“满电”的发展史可以发现,这既是高度垄断的电力生产、管理机构,也是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重要经济支柱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掠夺中国东北的重要工具。     

合肥发现一批傀儡政权辅币

1983年6月,安徽省博物馆自省邮电仓库征集收购到一批“满洲国”、“冀东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蒙疆联合委员会”等傀儡政权的镍币,其中百分之九十是伪满洲国镍币。伪满洲国货币,是溥仪在我国东北复辟帝制时,铸造发行的。1932年3月9日,在日本人批准下,成立‘‘满洲国政府”,溥仪任执政。1934年8月1日又改行帝制,称“满洲帝国”,溥仪为帝国皇帝。直到1945年日本人战败投降才告结束,共     

浅析伪满洲国傀儡帝制的原因

1934年,伪满洲国实施帝制。这一次所谓"政体"上的改革不仅调整了伪满洲国上下的关系,从而巩固了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统治,而且为继续侵略中国打下了基础。本文主要强化日本改革和满足利用溥仪两个方面来说明日本在其扶植的伪满洲国实施帝制的意图。     

伪满时期日本对东北水电资源的开发与攫取

伪满洲国成立之初,电力产业呈现出以火力发电为主、水力发电为辅,即“火主水从”的实态.以1936年12月28日伪满洲国成立水力电气建设局及水利电气建设委员会为标志,转向了“水主火从”.先后建设了鸭绿江水丰水电站、牡丹江镜泊湖水电站、浑江桓仁水电站和第二松花江上的丰满水电站.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已建成的水电机组装机容量约为61.6万kW.日本在掠夺这些水电资源的同时,也为军工等产业提供了动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