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利涉县印”和利涉县

金代“利涉县印”1970年5月发现于吉林省扶余县新城局公社双龙泉大队。印背有不规则的阴刻楷书小字,右侧是“正隆二年正月”,左侧为“内少府监造”。金代官印发现较多,但有明确纪年和出土地点的县级官印并不多见。金海陵王完颜亮于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中都(今北京市),正隆元年5月“颁行正隆官制矿”。“至正隆元年,以内外官印新旧名及阶品大小不一,有用辽宋旧印及契丹字者,遂定制,命礼部更造焉”。因此可以断定,这方官印是海陵迁都中都、颁行正隆官制后,由礼部统一铸造的正规官印。1983年,在距“利涉县印”出土地点不远的吉林省德惠县大房身公社梨树园子古城址内,也发现了三方金代铜官     

《金代官印集》即将出版

由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景爱编著的《金代官印集》一书,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今年年初即将与读者见面。《金代官印集》共收录金代各种官印印样554种,凡目前所能见到的传世、出土的金代官印,几乎全部收录。朱印。每种印样均有文字说明,介绍该印出土的时间、地点;形状、尺寸;印背、印侧的刻款及     

关于辽宁省本溪市出土的金总领提控所印——从出土官印看金末东北的混乱

1986年6月辽宁省本溪市出土一方金代总领提控所印。在本文,笔者对此印提出一些看法,并试考察一下几个焦点问题。罗福颐对现存的官印有三点看法：第一,多数军官印是阵亡将士们生前佩带的;第二,是作为随葬品放在墓内的;第三,一王朝末期混乱期间(亡国乱离时)散失的。本文考察的金代官印,其特征与汉、魏有别,郡不是墓葬出土的,特别是金末元初的官印,虽很难说所有的官印都用过,但金朝是模仿宋朝的典章制度,仍可从已使用的官印中了解印、牌的使用方法。     

西安市钟鼓楼广场发现一批金代官印

1996年元月西安市钟鼓楼广场扩建挖掘地基时,在一个废弃的井内发现一批金代铜质官印与铜版残片,经过整理,金代铜质官印共279方,铜版9块,均残。我们将所有铜印按其官职、类别、大小与用途进行分类研究,从中可以看到金代晚期的政治与社会面貌,为研究金代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金朝一代的官印在使用与制造上前后有所不同,这是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的缘故。官印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变化表现于形制、内容及颁造机构。而西安钟鼓楼广场出土的金代官印均为铜质,据金史文献资料可知,金代的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金代官印依据官职的高低…     

“诜王之印”小考

<正>诜王之印,为黑龙江古代官印之一。《黑龙江省古代官印集》称此印为"清末宣统元年(1909年),于阿城白城出土。仅见印文。金毓黻先生在《辽东文献徵略》记述此印为‘铜质,驼钮,外似范金剥落殆尽,厚约四分,钮高寸许,重二十八两’。印面方形每边7厘米。该书明确考定这是金代完颜娄室被追封为莘王的印鉴。"(1)对此,笔者进行了多年求证,发现该印文与《双城县志》中的     

跋“哥扎宋哥屯谋克印”

1976年,在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南四十余里牡丹江畔的达连河公社晨兴六队,出土一颗金代的谋克印。印面篆书“哥扎宋哥屯谋克印”,印背左右凿字两行,左作“少府监造”,右作“大定十年正月”。铜印左侧刻有楷书边款,文作“系宋哥屯谋克下”。大定为金朝第五个皇帝金世宗完颜雍的年号,大定十年为公元一一七○年,上距阿骨打建金五十五年,下距蒙古灭金六十四年,这是一颗金代中期的官印。金代的官印一般由尚     

金代招抚副使之印相关问题考释

目前,已发现的金代“招抚副使之印”至少有八方,经对比分析可知,其印文篆刻明显体现出不同的地域风格,原因当是由于金末各地行省颁造官印规制标准的不统一所致。将这些官印实物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可以对金末招抚司的设置情况有更深入的认识。这一研究案例对金代官印中某些同职官印或同类型印的集中比较研究有所促进。     

凌源市博物馆藏三方金代铜印

金代军府官印历史遗存较多,与其临时设立的军府机构较多有关。临时军府机构的频繁置废,增加了对官印管理的难度,也与其对官方印信较为松弛的管理相关。金代官印以九叠篆为内容,以简洁的铜质为载体,均为典型特征。金代施行的军府制度,既成就了女真的迅速崛起,也为其败亡埋下了伏笔。     

金上京城遗址发现文字砖刍议

金上京城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南郊2公里,阿什河在城址东部自南向北曲折流过,汇入松花江。金上京城是金王朝修筑的第一座都城,是金代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自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建国（1115年）称帝起,至海陵王完颜亮贞元元年（1153年）迁都到中都（今北京）止,金朝以上京为都城,历时38年。金上京城由毗连的南、北二城组成,     

近年呼伦贝尔发现的历代官印

1980年以来,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先后在盟内的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及盟公安处征集到金代官印1颗、元代官印3颗、清代官印16颗、民国官印6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还收藏1颗明代官印,共计27颗。现将这批官印介绍如下。一、金、元、明代官印(一)金代“都统之印”。此印是新巴尔虎左旗新宝力格东苏木敖伦诺尔嘎查原党支部书记布恩金于1973年在嘎查西南4.5公里的好里堡南岸100米附近的草原上发现的。“都统之印”(图一,3)为铜铸,印面方形,印纽长方形,边长6.2厘米。印面铸阳文汉字九叠篆书“都统之印”,铸造十分粗糙。背面无刻款。这颗“都统之印”与黑龙江省博物馆原藏的金代贞佑五年(1217年)正月行六部造的     

从出土官印看金朝疆界

近几年来,我对古代官印的兴趣更加浓厚。我喜爱它们,这不仅仅是方寸大小的官印有无比的文物价值,而且官印上的文字还有极高的艺术欣赏价值。特别是金代官印上的九叠篆,曲曲折折地布满了整个印面,它既有防伪之功能,又有着十分神秘的魅力。最近,我将金代官印中有地名者,单独选出,列在一起,发现它们对论证金朝的疆域有很重要的意义。     

渭南市博物馆藏金代“总领军马都提控印”考释

渭南市博物馆收藏一方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陕西省渭南市大荔县的金代官印,此方官印除印文外,背面和两侧阴刻铸印机构、铸印时间等款识。此印作为特殊的文献资料,真实记录了金代后期招募义军的历史,同时也侧面反映了金代官制、官印的变迁,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本文借鉴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金史》的相关记载,从官职、铸印机构、品阶三个方面对该印进行考释。     

灵宝县发现一方金代官印

灵宝县川口公社池头大队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一方金代铜质官印,印为正方形,边长6.8、厚1.4、印钮通高2.5厘米。钮呈梯形。印文为阳刻九叠篆书“总领之印”四字。《金史·百官志》载:金宣宗元光年间,“招义军,置     

四平市前坡林子遗址发掘简报

四平市前坡林子遗址发掘是配合基建的抢救性发掘.在发掘中不但发现了金代房址、灰坑,还发现了金代考古不多见的窑址,而且出土了一批石器、陶器、瓷器及宋代铜钱.把这批器物与典型的金代城址、遗址中的同类器物比较分析,更加确定其时代应为金代无疑.从遗迹、遗物看,该遗址应为金代平民居住址.这为研究金代平民生活、烧窑技术及与宋王朝的交流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密县发现金代官印

1972年,密县平陌公社供销社杨台门市部,在收购废旧物资中获得金代铜质官印一颗。公社干部冯丙寅同志发现后,即送交密县文化馆珍藏。这颗金代铜质官印,重679克,略呈长方形,横宽7.3、竖宽7、厚1.3厘米,上置长方形梯钮,钮高2.7、中宽29、厚1.4厘米。印面阳文为九叠篆字“义军都统之印”(图一)。印的左侧阴刻正书“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左边三字“行部造”,右边四字“天兴元年”,印钮顶端刻一“上”字(图二)。“义军都统之印”与《上海博物馆藏印选》一书127页所刊印的“义军副统之印”     

金代金银牌制度的再考述

本文论述了金代金、银牌的传承与用途.认为金代的金、银牌并非承接唐宋制度,而是辽、金等北方游牧民族王朝吸收中原文化的结果,即对中原符制的简化.     

金代杖刑管窥

象许多王朝一样,金代法律也把杖刑列入“五刑”之中。但是,金是女真人建立的王朝,在法律制度上与其它王朝不尽一致,其杖刑有着自己的特点。一金代杖刑的一般特征金代的刑罚,最初曾承袭辽制,杖刑中包括“沙袋之制”。其制“以皮为囊,实之沙石,系于杖头,有罪者持而决其背,大率似脊杖之属,惟数多焉。”又据《辽史》记载,     

对几面金代牌子的认识

金是女真族建立起来的一个王朝,它是在先后灭亡了辽和北宋两个都比自己先进的王朝之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已发现的大量金代遗迹、遗物,充分反映了金代的社会风貌。在出土文物及传世品中,有一类用金、银、铜等材料制成的符牌,铭以汉、契丹、女真字,是一宗反映当时政治、军事制度的重要历史文物。本文拟结合文献记载,对金代几面金、银、铜牌的制作年代、性质及其发展演变作一初步研究,以求教于诸位学者。     

金代科举制度的特点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被称为封建国家的“抡才大典”。科举选士在金代历史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但国内对金代科举研究较少。本文试将金代科举制度同前代进行比较,总结其特点,同时对史料记载中的错误进行更正。一金代科举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金朝占领辽的燕云地区后,即确定了对汉人依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

平泉县博物馆藏两方金代官印１９７５年５月,在河北省平泉县南五十家子乡会州城村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会州城遗址,出土了两方金代官印,保存皆完整。经河北省文物鉴定委员会鉴定,均定为国家二级文物,现藏于平泉县博物馆。１、惠州之印,黄铜质,正方形,边长８．７、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