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遄”是对圆明园遗址最好的保护

面对圆明园遗址日益缺损的真实性与完整性,中国圆明园学会经过6年的专题研究与论证,于10月18日圆明园罹劫153周年之际,呼吁“尽快启动‘中国圆明园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程序。“申遗”或许是对圆明园遗址最好的保护。     

世界遗产视野中的圆明园遗址——纪念圆明园罹劫152周年学术研讨会综述

2009年10月与2012年7月,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对圆明园遗址公园游客进行的两次问卷调查显示,80%以上的游客支持圆明园申报世界遗产,反映了公众对圆明园遗址保护的态度(本刊今年秋季号已刊出)。在今年两会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圆明园学会会长刘庆柱提交了"圆明园遗址亟待加强保护、管理,积极进行申遗"的提案。2012年10月18日,为纪念圆明园罹劫152周年,中国圆明园学会在北京举办"世界遗产视野中的中国圆明园遗址"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23所高校和研究机构逾80位专家学者,在会上再次发出应尽快启动圆明园遗址申报世界遗产工作的呼吁。现发表部分学者的发言摘要,通过他们对圆明园历史人文价值的解读,对遗址保护与管理的建议,对遗址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行性分析,以冀引起社会各界对圆明园遗址未来的共同关注。     

考古与遗址公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的两个定位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近年来我国大遗址保护的一种创新模武.在建设过程中,我们既要正确理解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定位,处理好"考古遗址"与"公园"之间的关系,确保考古遗址公园的特质属性和发展走向,也要全面准确把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考古工作的定位.这种正确的定位有利于考古遗址的科学保护、深入研究及有效展示,同时也有助于推动中国现代...     

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的变化与辨析

西安大明宫遗址保护范围历经1957年、1992年、2005年三次公布与调整,其位置由原来的城乡结合部转化为城市建设区,被动的抢救性保护和"画地为牢"式的封闭保护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大明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符合国家文物局大遗址保护与利用的新思路,为大遗址保护问题提供了典型范例。     

游客对圆明园遗址保护的认知调查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社会公众对圆明园遗址保护的认识,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与中国圆明园遗址公园管理处,分别于2009年10—11月与2012年7月,共同对圆明园遗址公园的游客进行了两次问卷调研。问卷在了解游客基本情况的基础上,针对游客的来园原因与识园途径、对圆明园的历史认识、对圆明园遗址的遗产观念等方向设计了14道问题,两次调研内容完全一致,前后分别发放问卷900份与500份。从这份问卷中所获取的公众对圆明园遗址的认知与态度,或为今后圆明园遗址保护与管理的决策提供参考。     

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与发展的几点思考——以城坝遗址为例

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型遗址保护利用的新模式,如何做好川东地区已发现的巴文化遗址保护和利用工作,成为当下四川文物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城坝遗址的发现为川东地区巴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宝贵材料。然而,当前城坝遗址还存在着资源调查不足、力量整合不足、管理力量薄弱、展示利用欠缺等一些问题,要根据城坝遗址现有状况制定有效的方案,形成有效的规划设计方案,才能让城坝考古遗址公园得到最大的保护利用。     

“我心中的圆明园”概念设计大赛评选揭晓

由清城睿现数字科技研究院、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及圆明园管理处主办的“我心中的圆明园”概念设计大赛于近日顺利落幕。此次竞赛是2014年圆明园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工作中公众参与遗址保护的一个环节,遗产保护与数字化国际论坛系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初探——以大明宫遗址保护为例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是中国特色的文化遗产保护模式,是大遗址保护实践和国内外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结合的有益探索,也是目前最具现实意义和操作性的一种大型遗址保护途径。大明宫遗址公园是我国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之一,其建设以科学规划为基础,以考古发掘资料为支撑,对大明宫范围内的多处遗址进行了较科学、完整的保护展示,并因地制宜制定了绿化方案。目前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已逐步走向成熟,其组织规划及运营管理等方面的经验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在“2009大遗址保护·良渚论坛”上的发言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提出及相关法规文件的颁布是实践大遗址保护的新形式,为城市建设和大遗址保护找到了一个结合点,为城市的文化建设找到了新内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要有长期性、探索性的战略思路,要以保护为前提,以持续的、与时俱进的考古工作及不断进步的文物保护技术为支撑,并制订一定阶段的遗址保护规划和建设蓝图。要准确定性、定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筹建遗址博物馆,立足文物的文化建设,探寻考古学文化的文化特质和考古学文化的文化演进规律。     

中国大遗址 坚持前行和再回首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开局,中国的大遗址保护以星火燎原之势,初步形成以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全国性格局。过去三年,从2008年的西安到2009年的良渚、洛阳,再到2011年的荆州,历届大遗址论坛的主题形成了中国大遗址保护管理理念清晰的轨迹：从尝试性的大遗址示范园区到探索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提出考古遗址公园概念、《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出台、公布首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随着大明宫、秦始皇陵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陆续开园,荆州论坛重提“政府主导”、“科学保护”,不无深意。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说,大遗址保护必须坚持科学保护的理念不动摇,坚持全民共建的思路不动摇。     

唐长安遗址保护及发展探讨

西安作为我国的千年古都,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是东方文明古都的代表之一。在现代城市发展的过程中,如何保护唐长安遗址是本文探讨的重点,本文介绍了西安唐长安遗址保护的绿带建设与遗址公园建设等保护策略。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建设考古遗址公园,是新时期大遗址保护新模式,是建设和谐社会和中华民族共同精神家园的重要举措。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根本目的是保护遗址、服务考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必须科学规划,严肃论证,循序渐进,稳妥扎实。考古学家应积极支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文物管理部门应对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热情支持,善加引导,健全规章,严格管理。     

论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

明祖陵遗址的保护利用,是在野外勘察与考古勘探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制定好保护利用总体规划的前提下,以遗址公园的形式,逐步实施保护方案,以达到保护与利用的有机结合。其中的关键问题是保护与利用“度”的掌握。     

关于城市中心区大遗址保护历程的思考--以郑州商城遗址保护为例

保护大型古代城市遗址,不仅要保护文化遗产本体,还要保护其周边环境。整体保护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进步,也符合当今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发展潮流。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国早期文明史和世界早期文明史上为数不多的大型城市遗址,具有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本文结合郑州商城大遗址保护的探索与实践,对其保护历程、理念创新、模式沿革、工程特点等进行了初步分析和探索。     

圆明园的前景：回归理性的遗产视角

自1980年宋庆龄、沈雁冰等1583人联名发表《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倡议书》（以下简称“倡议书”）以来,按照“全面保护、重点整修、合理利用”的方针,圆明园遗址已经又经历了30年风雨。而过往30多年,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认识与保护,     

城市历史文脉的表达与传承——隋唐洛阳城“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大遗址的价值日益显现。隋唐洛阳城遗址是洛阳五大都城遗址之一,被列入国家“十一五”以来的大遗址专项规划名单。“两坊一街”遗址是隋唐洛阳城大遗址的一部分。其保护展示工程以保护遗址本体、展现遗址格局和凸显历史文化为重点,同时兼具城市公园休憩、体验、娱乐、观赏等基本功能。本文以遗址保护展示为主线,以景观设计为辅,以遗址公园为载体,以城市规划为归处,就“两坊一街”规划前后概貌、遗址保护政策、规划原则、设计理念等方面做了阐述。“两坊一街”保护展示工程不仅具有保护城市遗产,而且还具有营造城市休憩空间,打造城市生态绿肺,宣传城市历史文化等意义。以洛阳大遗址保护为契机,将“两坊一街”努力打造为兼具遗址保护、生态休闲、体验观光等功能的遗址文旅公园。     

考古遗址公园保护研究

历史遗址是证明古人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我们通过历史遗址的研究能直观的了解历史,了解古人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换个角度来讲,考古遗址作为我国物质文明的载体,对传播民族文化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大遗址价值评估方法研究——兼论统万城遗址价值评估

大遗址是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价值评估是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基础。当前，大遗址价值评估主要采用主观定性的方法，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保护利用的创新形式，必将在城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重新认知大遗址价值维度，并探索大遗址价值评估的新方法，有助于准确识别遗产价值载体，推进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及建设。考古遗址公园视域下的大遗址价值评估体系可从“基本价值—直接应用价值—区域整合价值”三个层面构建。以统万城遗址为例，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遗址价值进行定性和定量化的评估研究，是实现遗址综合价值效益最大化的重要途径。     

笔谈：考古遗址公园模式下的大遗址保护管理与活化利用

大遗址保护是从“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大遗址的发现、遗产价值内涵和构成、遗产保存状况等,都依赖于考古工作的揭示和认知;另一方面,大遗址保护工作的实践又推动了考古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发生变化。当前我国大遗址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各级政府没有真正依法将大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大遗址保护和土地资源配置存在很大的矛盾;保护管理体制不顺;保护涉及的各行业部门之间协调性差;以及大遗址保护缺乏国家专项政策的支持,等等。在大遗址保护利用从文物领域的行业性工作走向全民共享的过程中,如何既坚守“专业性”,又延展“公共性”,不仅是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也是进一步激发和延续生命力的重要方面。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到的“决策权”与“参与权”之争,主要出现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专家学者—行政官员”“决策群体—社会公众”等几个不同层面,其各自不同的诉求对大遗址保护利用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做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应明确大遗址保护利用涉及的人口、土地、拆迁、环境、产业结构调整等相关政策;拓宽大遗址保护利用资金渠道;完善提升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平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具有国家性和公共性、整体性...     

浅谈考古遗址公园文化展示

中国有着数目众多的考古遗址类文物,体现着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目前,考古遗址保护已经成为文物保护领域的重头戏,各地掀起了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热潮。遗址展示已经成为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重要手段,而文化展示在这方面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利用考古遗址公园平台进行优秀传统文化展示,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