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流动性与共同体:对印尼归侨社团的人类学考察

论文通过对印尼归侨社团成立、扩展和维系过程的研究，展现了归侨是如何在流动中创建安放内心的共同体，为流动所带来的分离搭建社会联结。他们在“居住”与“行旅”之间通过建“家”、扩“家”、持“家”不断重塑社会联结，以祖籍国和侨居国为圆心，生成了关于“家”的情感的平行共同体，进一步在涵盖祖籍国和侨居国的基础上甚至形成了多圆心共同体。流动性使两个或者多个共同体同时存在。一方面，正是在成员和“家”的流变中，归侨社团成为归侨走向公共空间、联结世界的通道。另一方面，流动性所带来的多圆心共同体使得社团内部凝聚力下降。因此，只有当汇聚成同心圆共同体时，具有地方感的“家”才化身为一种粘合剂，以增强共同体凝聚力。     

“德性”：个体与社会和谐关系的伦理审视——基于对麦金太尔社群主义思想的一种理解

和谐社会的构建既需要作为主体的个体积极主动“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同时又需要个体作为客体相互尊重、共同分配和享有社会发展的各项成果。社群主义的“德性”教育思想为和谐的个体与社会关系的构建开辟了一种重要视域,他们在修正“自由主义”思想过程中,提出重新倡导个体生存的集体的和社群的价值意义,并试图把“美德”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价值体系的核心,使得“美德”成为导引人们实践的内在力量,不但成为个体成就人生的内在力量,也成为组成个体融入社会的一种和谐的内在力量。     

“烈士”形象的建构过程——明清萧山湘湖史上的“何御史父子事件”

湘湖位于浙江萧山县城以西,是一个以蓄水灌溉为主要目的的人工湖。自湘湖成,沿湖9乡居民逐渐形成了一个得失相关的利益共同体。至明中叶,围绕湘湖利益分配的各类社会矛盾发展到尖锐程度。震动朝野的“何御史父子事件”即发生在此时。湘湖水利的维护者为维护“共同体”既有的利益格局,利用各种手段,把本与湘湖水利无直接关系的何舜宾父子“建构”成道德楷模、历史传统的继承人和为维护公意而献身的“烈士”,从而构筑起了湘湖地方意识形态的基础。资料证明,这个逐步累积而成的“烈士”形象,竟然是一批“民间菁英”特意虚构和有意夸张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探析

马克思主义视阈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来源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动实践,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同向同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建设过程中协调各民族彼此团结、促进各民族共同进步的所有社会实践活动的总体性表达。从马克思主义的物质观和意识观、实践观、历史观出发,多维度审视“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勾勒出“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独特面貌和重要形象。从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的方式入手,“民族团结进步故事”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发挥着能动的反作用,其注重在讲故事、讲道理、讲政治的统一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并且通过掌握各民族群众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漫话中华文明起源]之十一——“女娲神话传说”与“史前洪水”

在地球人类悠久、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们一向把自然世界的“洪水猛兽”视为对人类生命的最严重威胁。后者是由于蛰伏在山野和森林中的猛兽对人类儿女个体生命的袭击而形成;而前者则是由于持续不断、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雨和滔滔洪水从山野丘陵之间铺天盖地、波涛滚滚地倾     

“九三0”事件后中国对印尼归难侨救济安置工作论析

论文根据近年来广东省档案馆陆续公布的档案资料,对“九三0”事件后中国救济安置印尼归难侨工作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梳理,并对此项工作的重要意义进行了探讨。主要观点有：广东省是难侨的主要安置点;在印尼反华排华及美苏共同推动国际社会反华的背景下,中国政府对印尼归难侨采取的救济安置措施,具有维护中国海外侨民权益和国家外交利益的双重意义;该项工作是“文革”期间最大规模的归难侨救济安置活动,在推动国内归难侨救援机制发展方面,特别是归难侨侨生安置和华侨农场机制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英国小报的“3点女郎”

全世界最专业的“狗仔队”在英国,而英国小报的美女记者更胜一筹。为了猎取各色新闻,“3点女郎”不惜任何代价,夜间出没名流酒吧,凌晨堵截皇室成员……为此赢得“美誉”:伦敦最刻薄、“最下流”的小报记者。     

解读“中国式剩女”现象

剩文化流行,“剩女”成为热门话题。女性在“剩女”问题上。自我意识出现偏差,包括：其一,“中国式剩女”由家庭社会环境造就而成;其二,“剩女现象是社会泛物质观的一个缩影。我们应该以平常心看待男女初婚年龄的延迟。     

社会个体化与集体道德失范——基于“做好事反被讹”事件的分析

随着“全媒体”社会的到来,“做好事反被讹”这类“地方性事件”以极快的速度向全社会传播,少数个人遇到的麻烦迅速成为有无数旁观者的“社会问题”,人们或主动或被动的成了遥远他人日常生活世界的旁观者,因此而产生了深刻的实践焦虑和道德恐慌,人们无法理解和解释如此复杂社会问题的前因后果,为了避免“被讹”的可能困境,宁愿选择“不扶”去面对自己内心的良知拷问,结果导致“社会冷漠”的逐渐蔓延。本文认为“做好事反被讹”事件已经成为对社会道德状况造成严重“感染”的“社会病原体”,而社会的“个体化”转型使得传统的道德教育手段乏力,缘此,为引导人们过上关乎心灵的道德生活,个体对道德生活的追求,道德教育的精准发力,法律制度的尽快跟进,是为道德建设的有效路径。     

鲁滨逊“新史学”的起源

19世纪末 2 0世纪初西方社会变化翻天覆地 ,历史学也不例外 ,其中最显著的是美国詹姆斯·鲁滨逊倡导的“新史学”。美国社会现代化可以说是产生“新史学”的社会大背景 ;传统史学无法解释日益复杂的美国社会 ,以特纳为代表的历史学家以全新视角纷纷登台亮相 ,为“新史学”提供了专业理论依据 ;而当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研究成就 ,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潮 ,不仅更新了历史学研究视角 ,且扩大了历史学研究方法和内容     

“大一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

<正>“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是推动多民族国家中国、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来源，尽管以往学界对“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有过很多探讨，但将其和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联系起来分析的论著尚不多见，实际上形成于先秦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及其实践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核心内容，这也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钥匙。一、“大一统”是以“周天子”为核心的政治思想体系提及“大一统”,     

战后日本对华观念的变迁与“共同体”理论

"共同体"理论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本对华认识观念中最核心的理论之一。在战前由"共同体"理论演化出来的"中国社会停滞论",成为支持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重要借口之一。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就是在否定"中国社会停滞论"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从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的"共同体"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对其价值判断也由否定转变为肯定,并引申出"乡绅论"和地域研究方法。中国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停滞论"。但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所形成的错误观念依然残存,应该继续清理。     

中世纪英国公地共同体与穷人

本文探讨了中世纪英国穷人群体的社会特征、基本生活状况,公地共同体中公共地和公共权利对于穷人的巨大救济作用,公地共同体成员对穷人的其他救助措施,高度评价了公地制度救助穷人的社会功能。     

“工作倦怠”,不容忽视

“工作倦怠”一词最早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的西方国家,用以描述以人为服务对象的职业领域中,个体出现的一系列负面的心理症状。如今,它正悄然向我们的社会袭来今年8月,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委托华东师范大学心理系进行的“上海市员工工作倦怠现状”调查显示,40%的员工对工作感到倦怠。目前,“工作倦怠”已成为一种社会情绪,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人。我们该怎样面对,又如何化解它呢?     

元明清“华夷一统”到“中华一统”的话语转换

<正>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呈现从秦汉单一式郡县制的“中国一统”到元明清复合式“华夷一统”两个阶段的递次嬗变。秦汉至隋唐的郡县制“中国一统”，以郡县官僚制直接管辖编民的方式，将长城以南“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农耕区置于统一政权之下，进而为元明清“华夷一统”提供不可或缺的汇聚核心及前期基础。由于元明清“华夷一统”的演进，复合式共同体的中国由“小”变“大”，     

宋庆龄与“三毛”的故事

1948年冬天,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大量涌入上海,不少流浪儿因贫病饥饿而死去。面对这些情景,宋庆龄借画家张乐平笔下的流浪儿童“三毛”的影响力,举办了“三毛乐园会”和“三毛生活展览会”,向海内外社会各界人士筹集善款,帮助上海的众多流浪儿渡过难关;她还把“三毛”当成“小先生”运动的形象代言人,救济贫困儿童、推进扫盲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和“三毛”的故事仍在继续,本文即为读者梳理详述这段历史佳话。     

口述史作为方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以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研究为例

“作为方法”,从涂尔干的角度出发,不过是将某种东西或路径视为获得普遍性知识的手段而已;而沿着米尔斯提倡的社会学想象力的锻造意蕴出发,则意味着如何将具体情境中的“个人困扰”转化为社会结构上的“公共议题”。借助“新中国工业建设口述史(料)”,厘清“将口述史作为方法”的两大任务:前者涉及何以可能,即如何通过个体的口头叙事及由此建构的命运共同体的集体记忆,实现我们对一个时代及其上所承载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的理解;后者关乎何以可为,研究证实,尽管有关历史或事件的口头叙事的主体是个人,但通过口述史研究能够激活命运共同体及其成员的认同感,建构起值得叙事的一个时代的社会与文化记忆,并实现代际间文化传承的历史任务。     

中国古代家庭法散论

家庭是人类社会一定发展阶段出现的社会现象。在初民社会,原始人类的联合是为了在强大的自然面前赢得生存的机会,这时的共同体是杂乱而不稳定的,没有所谓的亲属和家庭。经过漫长岁月自然规律的选择和人类自身的观察思考,逐渐出现了婚姻的萌芽,进而形成血缘家庭。这样,古代社会成为“一个许多家庭的集合体”,而不再是“一个个人的集合”。家族,作为古代社会的细胞出现并成为社会关系中的主要角色。     

《心城:南京城墙记忆》作为“集体记忆”的古代城墙

所谓“集体记忆”(collective memory),是区别于“个体记忆”(individual memory)的一个社会学概念。社会学家认为,绝对私人的回忆,往往因缺乏逻辑和系统而显得校糊混乱,并且通常会因为时间消逝而变得零碎、散乱、淡化,相较而言,社会化的集体记忆,却能通过特定群体中存在一定联系的人所共享、传承以及共同建构,将最美好、神圣的事或物贮存在另一个维度里,形成可追溯的、增强社会认同感的“历史”。     

“社会改造”思潮的兴起与20世纪的中国历史学

随着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以市场为纽带的生产联系、产品交换日益加强。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出任何个人、家庭和个体生产单位的“社会”问题日益凸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不再是任何局部变革的问题,社会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其全面改造和社会转型,成为挽救中华民族的惟一出路,“社会改造”思潮蓬勃兴起。社会思潮的转变必然导致学术思潮的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