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对理欲关系中“理”的辨正

在程朱理学中,＂理＂是一个具有根源性、总体性、形上性的本体概念。戴震的哲学是在对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而他用以刺入理学内核的武器就是全新形态的＂理＂概念。戴震在概念分析上把＂理＂规定为分理、条理、情理。在将这些内涵运用于社会生活时,它们被解释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性、秩序性以及适度性。此外,还包括人对这些内容的正确认识,即道德真理。据此,戴震对宋明理学家以＂意见＂为理,造成＂以理杀人＂的后果展开了严厉批判。     

情理互化 “意”为介体──论王夫之的情理合一论

王夫之（１６１９～１６９２）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集大成式的美学家。他的情理美学观包括寓理于欲的理欲合一论,寓理于情的情理合一论,理性主义的诗道性情论和寓情于景的情景合一论。本文则专题阐析其情理合一论。一、艺术情感与艺术理性的本质属性及其会通合化情感与理性及其两者的关系问题是美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情理关系在王夫之手里得到了辩证综合,他强调理不离情、理寓于情,力倡以意为介体的情理合一论。王夫之说：“故经生之理,不关诗理,犹浪子之情,无当诗情”①,这里提出了“诗理”和“诗情”的概念,即艺术理性及艺术情感。…     

凌廷堪考据学发微

凌廷堪为乾嘉中后期一位颇有影响的考据学家。本对其学术宗旨和治学成就进行总结和阐述,这对于研究乾嘉考据学尤其是中后期的学术走向和特征都具有重要意义。凌廷堪在治学宗旨上主张事必求是,重在由典章制度以通其道,既专精于礼学又博涉旁通。在义理之学上继承戴震由考据以通义理的治经宗旨,并在发展戴震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以“礼”代“理”说。     

重论章学诚与戴震的修志之争

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和章学诚,曾为修志发生过一场激烈争论。后人根据二人争论中涉及的“史”、“地理”等概念,认为这是方志属于历史学还是地理学的争论。但文章认为,只要认真分析历史与地理学科的形成过程和二人争论的有关问题,就可以发现,二人争论有性情和学术背景不同的原因．也有对修志争论体例的不同认识,但是没有涉及方志学科属性的争论。方志的形成与现代学科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历史过程．章、戴之争与方志学科属性无关。     

龚鹏程为孔子“打工”

"近代人批评儒家,老爱说儒家是封建礼教,以礼杀人或以理杀人,因而歌颂主张‘诗者,缘情而绮靡’的魏晋和‘大倡情教’的晚明,认为儒家就是压抑情(欲)的。这真是冤哉枉也!儒家最重情了,怎么会压抑情呢?礼是什么?就是‘因人情而为之节文也’!"新书《有文化的文学课》里,学者龚鹏程如此说道。龚鹏程是当代的学问大家。他祖籍江西,1956年生于台北。"纵横三教,奔走南北"是他的自得之语,倒也是实情:《道教新论》《佛教与佛学》《孔颖达周易正义研究》《侠的精神文化史论》……称得上著作等身;"琴棋书画诗酒茶,医卜星象武道禅"样样精通,大有通贯中国文化之气象。他的工作履历更是不凡,     

浅谈文学创作中的“理”大于“情”

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民俗控制与祥林嫂之死——对《祝福》的另一种解读方式

一、引言对于祥林嫂之死,正如陈方竞所说,“这确是一个老而又老,似乎已有定论的问题”。在过去,人们从四大绳索、文化吃人、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等等进行了多种阐释。毫无疑问,这些解释都具有合理性。但众所周知,文化杀人更多的侧重于文化对“真的人”(《狂人日记》中语)的精神虐杀;而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又未免     

戴震和皖派学术

“皖派”又称“乾嘉之学”或“清朝考证学”,专指清朝中期出现的学术运动的代表学派之一,因为安徽省徽州府休宁县人戴震为代表而誉之为“皖派”。一、“皖派”与乾嘉时期另一经学的代表学派“吴派”并称。“吴派”是以江苏苏州府吴县人惠栋;太仓直隶州嘉定县人钱大昕等人以苏州为中心的由江苏籍学者组成     

始者近情 终者近义——子思学派对礼的理论诠释

郭店楚简儒书是子思学派的作品 ,心性与礼 ,是其讨论的重心之一。结合传世文献 ,可以钩稽出子思学派礼学思想的体系。人性得自天道 ,不仅有其天然的合理性 ,而且是人类最普遍的特性 ,所以治道必须基于人性。但性情只有合于“中” ,即无过、无不过 ,才合于天道。在物诱情出的过程中 ,心志影响性情的走向 ,每每使性情不能得其正。礼因人情而作 ,所以说“始者近情”。礼之用在于顺天道以化民气 ,用节文来齐一性情 ,使之归于正、达于中 ,使人性合于理性 ,即所谓“终者近义”。     

悔也无及柳如是

妓而有名,是色艺合一而成其名的,单凭姿色,恐怕成不了名妓。名妓也有一个天生的失误。她们普遍认为男人与女人一样,也是才高者情重,情重者志坚。所以她们在个人的婚姻追求上,暗暗将自身的“艺”字押在士人的“才”字上,心底里很是看重名士。     

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校勘特点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将其考据方法运用于校勘,他校勘《方言》较少依据版本,而是博综群籍传注,本之小学六书,以理论断;以求是为根本旨归,大胆改正讹文;发凡起例,首次从致讹角度总结误例。戴震的校勘体现出鲜明的时代学术风尚。     

中外文化交流与隋唐音乐舞蹈的兴盛

中国历来是很重视音乐的,古代圣人将“礼”和“乐”相提并论,认为“乐”是“礼”的外化形成,可以育人之性情,荡涤人心的邪秽,感化人的思想,规范人的行为。孔子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     

戴震方志学理论管窥

戴震是我国清代伟大的方志学家,他长期应聘志局,纂修地方志,硕果累累。他纂修的《汾州府志》详审核博,远胜古人,堪为方志楷模,为清代名志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戴震形成的方志理论较为完整系统,他提出方志要“重沿革”,认为“古今沿革,作志首以为要”;要“重民生”,以切民用,明政事为修志目的;要“重考据”,主张考辨求实,留信史于后。戴震的方志理论,对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胡适的情和爱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题记 胡适,一代文化宗师,为人世间这“情、爱”二字,付出了多少无奈和辛酸,获得了多少慰借和鼓励?情绪低落时,怎样振作?生活痛苦时,怎样解脱?“剪不断,理还乱”时又怎样跳出情魔的纠缠?他一生爱如火,情如泉,到老来更是深重弥坚,他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情爱人生,让人叹息,让人流泪,也让人警省……     

近十五年戴学研究综述

戴震是清代学术大家,在生前、身后都有很大影响,研究、继承他学术成就的人很多。其中,“《水经注》袭赵”一案与“江永、戴震关系”两大问题,一直是争论焦点。近15年,改革开放深入发展,戴学研究日益兴盛,一些新资料相继问世,对这两大问题的探讨也有了新的进展。本文通过概述近15年来戴学研究成果,试图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戴学提供参考。     

“英雄气短”:论京剧《辕门斩子》中的“情理”秩序

民间戏曲中的很多经典剧目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超越士大夫文献的意义,能够说出百姓心中所想所思。细读这些戏曲剧本,可以探查到民间社会中最为深刻与隐微的行为模式。戏曲中的“情理”,正是民间社会最为重要的行为模式。但是,“情理”秩序的内部也蕴藏着僵化的危险。京剧《辕门斩子》中的杨延昭过于执着自己作为“官-长-男”的权威地位,将“理”与政治军事权威相结合,坚持要斩杨宗保。这一行为压制了“情”的作用,导致“情-理”秩序陷入僵化。而穆桂英通过挑战杨延昭的权威,重新将僵化的“情理”秩序带回协调状态。“情-理”之间的冲突,是亲亲与尊尊两原则之间张力的表现,但克服张力恰恰不能停留在原则上,而需要回到具体的人情关系之中,通过“情”来调整“理”。     

日本古典诗歌中的“比兴”

“比兴”是日本和歌、俳句中最常见的艺术手法。其含义中外相同。宋代朱熹认为:“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齐梁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依微以拟义。”“附理”即“切类以指事”.是用类似的事物来比喻;“依微以     

王守仁的“心即理”及其认识论意义

（一）“心即理”王守仁贬谪龙场,经历一番大劫大难之后,豁然醒悟,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后,他把这番心得加以提炼概括,提出了自己的心学基本命题“心即理”：“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加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①在他看来,宇宙的本原是一个精神性的理,或者说天理。这个理不是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存在的东西,而是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心即理”。心…     

戴震故里行

清代乾嘉时期在徽州出现的戴震是伟大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作为戴震故里的一名文博工作者,我在为纪念戴震逝世210周年摄制《戴震》专题片的过程中,对戴震故里的文化遗迹作过全面调查,范围所及为原徽州府六县(歙县、绩溪、休宁、祁门、黟县、婺源).现将调查所得公诸问好,请予教正.一 戴震诞生之地隆阜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曰:“先生讳震,字东原”,“世居休宁隆阜”,“先生以雍正元年十二月已巳(1724年1月19日)生邑里之居第.”     

关于《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质疑的答复

1990年《史学月刊》第3期发表拙文《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1992年,郭世佑先生在《史学月刊》第1期发表质疑文章《“情”与“理”不宜作为评价中国近代史的价值标准(《续论中国近代史上若干问题的“情”与“理”》一文质疑)》(以下简称郭文)。郭文洋洋万言,其质疑之具体、细致、不厌其烦、不惜笔墨之功实令人感佩。笔者从中获益匪浅。历史问题,有不同评价、不同见解,这是不足为奇的。史学工作者都在力求恢复历史原貌,力求客观评价历史、说明历史。如果史学界出现郭先生所期望的,思路都如郭先生那样的“一致性”,那才是不可思议的。本来,对郭文所持的不同学术观点,可以置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