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平民的艺术品——中国文物在日本的受容

日本文化自古以来就受到中国文化深远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和日本人对"中国文物"的认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本文主要考察中国文物流入日本之后,如何从上层阶级的专有品,在明治维新以后走进普通人视野的。同时,"中国文物"在日本的受容情况,由于跟中日关系的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对探究日本对中国的认识以及中日关系的发展历史有着一定的意义。     

“2010’文化中国游·黄河口”——中国石油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别开生面的尝试

行与知、游和学的相辅相成对于古今中外莘莘学子概莫能外,＂2010,文化中国游·黄河口＂游学活动即在此思考下,为中国石油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提供了一次身临其境学习中国语言、考察中国文化的好机会。通过对黄河口文化五种色调的了解,极大地提高了外国留学生学习中国语言、读懂具有典型意义的中国地域文化课本的兴趣。     

试论50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

试论５０年代中期的中国对日政策与中日关系罗平汉１９５４年１２月,一贯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日本吉田政府下台,代之以奉行“自主国民外交”的鸠山一郎上台组阁。鸠山执政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上,鸠山内阁都处于战后日本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在中日关系...     

琉球鸿儒程顺则

古代的琉球国位于中国东南太平洋上,1372年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成为中国的藩属国。此后,琉球国派遣了一批批留学生,到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和各种技艺。到中国学习的琉球留学生分为两类：一为“官生”,主要派往京城的国子监学习,所有费用由中国政府承担;一为“勤学”,多在福州地区学习。虽然也是官派性质,但中国政府不负责他们的费用,而由琉球王府承担。在福州学习的琉球留学生中,有不少成为琉球史上的风云人物,程顺则便是由三山沃土孕育出的一代鸿儒、琉球伟人。     

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长

日本人阿部仲麻吕(公元698-770年)是古代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阿部仲麻吕自幼聪敏好学,18岁被选为遣唐留学生。717年,阿部等500多名留学生和留学僧,不畏惊涛骇浪,乘船来到开元盛世的唐代京城长安,学习先进的唐代文化。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

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王奇生七七事变发生后,在日本的数千名中国留学生愤然返国。此次归国行动与以往不同,弃学归来的学子们没有再返回日本续学。查阅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在１９３８—１９４５年的赴日留学生统计表上,均记载为“零”。①虽然国民政府停止派遣留日...     

嘉纳治五郎中国认识的现代考察

嘉纳的一生主要是通过留学生教育和一般教育,与近现代中国、特别是清末中国发生种种关联.他所进行的中国留学生教育具有先驱意义,而其背后的思想支撑——其国际理念、中国认识以及对中日关系的构想,在他的时代无疑是贤明而稳健的.他的观念和实践构成了近代中日教育文化交流中罕见的出色篇章,至今仍有强烈的现实性.本文特别关注嘉纳的国际观和中国认识一直为中日学界所忽略的事实,对嘉纳的国际观中国观的整体结构进行考察,理清在近代日本的观念体系中,嘉纳所呈现的独特图景及其意义.     

论近代中国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

在近代,中国社会对日本的认识经历了"轻日"和"师日"两个阶段.初期,以日本吸收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并通过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文化为主流,中国仍然视日本为"蛮夷之邦",国民存在浓厚的"轻日"趋向.甲午战争之后,由于中国战败,导致对日本的认识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由"轻日"向"师日"转变.明确提出"以日为师"的思想的当首推黄遵宪;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将"以日为师"思想理论化、系统化,并加以广泛宣传,使之成为全国性的行动和时代潮流.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近现代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和基本轮廓.     

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日关系史研究综述

中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日关系史研究综述刁书仁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不仅在地理上一水相隔，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自古以来就相互影响，彼此渗透。两国人民和政府长期频繁的密切往来、深远关系，在两国的历史上必然形成一部丰富多彩的中日关系。中日关系...     

“遣唐使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与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共同主办的“遣唐使时代的东亚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８年８月１日至４日在杭州举行。本次会议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研讨会共收到论文３０余篇,来自中国、日本和法国的４０余位（日本近２０位）学者...     

1914年中日教科书纠纷论考

中国与日本文化接近,交往频繁。在古代,日本从中国吸收了大量的文化营养,到了近代,日本经过变法维新,逐渐强盛,中国便转而学习日本了。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伴随着国际冲突的不断加剧,中日关系开始恶化,在许多层面产生了摩擦,而发生在１９１４年的中日教科书纠纷,就是中日关系史上很少为人知晓,却又难以回避的一个重要事件。１９１４年９月２６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中华民国教育总长汤化龙提交了一份照会,原文如下：济武总长先生阁下：敬启者,本月１４日,东京日日新闻暨大版每日新闻论说,有贵国教科书鼓吹排日思想…     

近年来中国艺术留学生初探

论文梳理了近年来艺术留学的兴起、主要国家艺术留学生概况,介绍了中国艺术留学生在中外艺术交流中的表现。从近代以来,艺术留学生一直是中国留学生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和中国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艺术留学虽然不是最热门的专业,但逐渐趋热。随着国内市场对艺术人才需求的逐渐上升,艺术类留学生也纷纷选择回国就业。在就业前景与政策扶持等问题上,艺术留学生还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更多关注。     

历史认识与中日关系

一、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至关重要众所周知,中日间的历史认识问题即中国和日本关于发生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日战争在认识上的纷争问题。相对于日本来说,那是一场在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驱使下进行的侵略战争,相对于中国来说,则是一场自卫性质的反抗侵略的战争：日本是战争的加害者一方,中国则是战争的受害者一方;战争最终以日本侵略的失败和中国反抗侵略的胜利而告结束。毫无疑问,对于中日双方来说,在战争状态结束以后谋求恢复邦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正视过去以及正确地认识历史,是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必不可少的前提。历史认识问题对中日关系之所以至关重要就在于此。     

爱与怨的纠结——郁达夫留日作品的双重抒写

有着近十年日本留学经历的作家郁达夫,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留日作品中对异国形象的个性化抒写,对于研究近现代留学生对祖国对异域的双重矛盾心理具有重要文化意义。本文从郁达夫自身经历出发,结合社会现实和作品形象,研究一代留学生对祖国、对日本爱与怨的复杂心理。     

浅析经济互动趋势中的中国企业对日投资

2004年．中日经贸活动持续发展,经贸与投资再跃新台阶并屡创历史新高,双方贸易额达1680亿美元．往来人员达到435万人,中日之间缔结的友好城市达到262对,双方每周有500班次各种飞机对飞。在华投资日本各种企业包括办事处合计2．48万家,在华常住日本人有7．3万人．仅上海一地就有日本企业4500家,常住日本人3．4万人。在日本的中国人已经超过60万人．中国已经成为向日本输出留学生最多的国家,2万多名中日婚姻的国际婴孩诞生。上述经贸及民间交流使中日关系即使在部分日本政要否认历史导致中国国内发生连续及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时也没有受到严重冲击。     

日本中国新移民人口迁移的特征分析——以名古屋个案为例

论文以名古屋个案研究为基础,通过对在住中国人的出生地、社会阶层、数量变化和职业结构等方面的实地考察,解析了近年来日本中国新移民的人口迁移主要因素、人口变化趋势、要因以及职业分布特征。论文认为就业机会、居住环境、地域国际化政策是中国新移民迁入名古屋的主要影响因素;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中日关系的波动和恶化,是中国人口增加率呈现迟缓趋势的主要因素;在日本"构建多文化共生社会"的新政策背景下,华侨华人社会迎来了崭新时代。新华侨适应主流社会的方式和形态与老华侨大不相同。     

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

日本人阿部仲麻吕（公元698—770年）是古代在中国任职时间最长的外国人。阿部仲麻吕自幼聪敏好学,18岁被选为遣唐留学生。717年,阿部等500多名留学生和留学僧,不畏惊涛骇浪,乘船来到开元盛世的唐代京城长安,学习先进的唐代文化。这批人学成归国后,为传播唐代文化做了积极的贡献。阿部仲麻吕才华出众,学习成绩名列前茅,从长安太学毕业后,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金榜题名,中了进士。     

中日关系六十年的一些大事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两国两千年交往的历史中,两国人民和睦相处,友好交流相互学习,对东方文明做出了贡献。日本1868年明治维新后,很快走上对外扩张侵略的道路,1894年发动甲午战争、占领了台湾,日本侵略中国半个世纪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     

评《汉唐中日关系论》

在众多研究中日关系的论著中,王贞平博士的《汉唐中日关系论》立意新颖,别具一格,是值得再三称道的。这部著作于1997年由文津出版社出版,可以说是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新成果。在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汉唐时期的官方外交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汉唐时期是中国外交的成熟阶段,也是日本外交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日两国都实行开放政策,外交关系相当频繁。过去研究中日关系史的学者,或从考古学上考察两国的古代文化,或由文献资料论述两国的文化交流,虽然对汉唐间的中日关系有所探讨,但却对这一时期中日两国的官方外交重视不够,寡见所及,尚无专论…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朝野对“中日亲善”言论的反应

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日本朝野提出的"中日亲善"(日本语为"日支亲善"),单纯从字面上解释可为中日友好、中日友善之意。但在日本侵华背景下提出的"中日亲善",就显得极其伪善,本质上亦多为伪善华丽辞藻包裹包下的"软征服"内容。九一八后,随着日本侵占东北暂时得逞,为了缓和、分化中国国内的反日运动,争取中国当权者中的对日妥协势力,同时消减国际舆论的不利因素,日本方面遂主动向中国抛出了"中日亲善"诱饵。在当时的背景下,使用带有"亲善"外衣包裹的这一政治概念,是以要求中国政府承认日本现有侵略权益并以平息全国反日运动为前提条件,具有明确的政治含义和价值属性的。通过中国朝野的反应可以看到,中国当时尽管存在着抗日与媚日两种思潮,但抗日已成共识并形成主流。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国人期待建立在国家平等、相互尊重、互利互惠基础上的"中日亲善",坚决反对侵略、奴役,把中国变为附庸国的所谓"中日亲善"。相关讨论对于梳理近现代中日关系史之思想流变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