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

本文利用家谱资料整理归纳清代江南人口九个方面的职业观念,概括了清代江南人口职业观念的六个特征,并且揭示了人口职业观念的社会价值。     

清代前中期江南人口的低速增长及其原因

在海外的清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人口问题通常占有一种特殊的分量。尽管一些学者在若干问题上存在重大的意见分歧、但是在以下一点上,大多数学者的看法似乎颇为一致：清代前中期的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导致了沉重人口压力的出现;这种压力与日俱增．在19世纪中期达到极点．引发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到一了1980年代．这种看法在我国也逐渐流行了起来。在一些论著中．清代前中刚（特别是18世纪）人口快速增长造成的人口过剩．波说成是阻碍中国未能如西方那样发生重大经济变革并由此而进入近代工业社会的罪魁祸首。。更多的学者虽然未生、同意…     

清代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简论

清代东北满族文化教育简论张杰清代东北地区的满族文化教育,发韧于辽东,盛行于吉林、黑龙江,并给东北其他各族人民以重大影响,构成区域文化的突出特色,是研究东北亚文化的基本课题之一。一个民族教育的发展对其文化进步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努尔哈赤本身就具有多方面的...     

清代江南丝绸的国内贸易

以往的研究容易给人这样一个印象:清代江南丝绸的市场主要是在国外。实际情形恐非如此。1897年,日人松永伍作在考察了中国的蚕业后说:“今就广东,上海两口输出者,生丝共计约八十万捆,而其内地消费共计,其详不可知,质之商贾,视之实情,殆三倍于出口者。其国中流以上,多衣绢帛,内地消费之多,可知也”。20世纪初海关税务司赫德的助手马士作过统计,在1905年船运的26926担丝绸中,9793担运向香港,2597担运向各通商口岸,剩下14536担用于国内消费。按照他的说法,用于国内消费的丝绸至少有54％。19、20世纪之交是中国丝货、特别是生丝出口的黄金时期,国内消费比例仍然如此之高,通观有清一代,则丝绸在国内消费的比例就更高。可以肯定地说,清代以江南丝绸为主的中国丝绸的消费市场主要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外。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探析

清代江南棉布字号主要从事棉布收购、委托染踹加工和大宗批销布匹 ,是一种较大规模的商业资本。字号的经营者绝大部分是徽州商人 ,通常经营十数年乃至数十年 ,个别长达百来年。单个字号的规模资本银一般在 3万两上下。字号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冒牌等不正当竞争。字号收购布匹在各个环节都有相应的一整套标准。外发布匹踹光是字号布匹的基本加工方式 ,字号不直接经营踹坊 ,兼营染坊也不普遍。字号经营并不同时存在长期以来论者所说的直接设立踹局踹布和委托踹坊加工生产两种方式。     

清代江南内河的水运

中国自古就有“南船北马”之称。在江南,水运是非常重要的交通方式。本文利用清代盗案材料,具体分析当时的水路交通网及水运对人民生活的重要性。     

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分析——以汾湖柳氏为例

本文以汾湖柳氏家谱入手分析了清代江南家族人口的数量。     

清代江南粮食市场体系探析

清代江南人民追逐经济收益,生活所需的粮食仰赖市场,湖广、江西、四川粮食经由水道流入江南,在江南形成了各级粮食市场。     

清代江南种痘事业探论

人痘接种术大约在清初传入江南的浙西和苏南地区 ,然后逐渐传入浙东地区。施种牛痘的历史始于道光年间 ,到光绪二十年前后 ,江南大多数县份都创设了牛痘局。与接种人痘不同 ,牛痘传入后 ,官府很快介入 ,积极加以推广 ,不过 ,创设的主要动力似乎仍来自地方社会力量。人痘或牛痘的足迹到清末已遍及江南城乡各地 ,不过就整个江南地区来说 ,到清末有三四成以上的婴儿接种痘苗 ,已是一种乐观的估计。种痘对清代江南人口的增长虽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但不宜估计过高     

清代江南家学兴盛原因初探

“家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独特文化现象,在中华文化史上悠远绵长。家学在江南发展甚早,清代是江南家学发展的顶峰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家学发展的极盛阶段。本文试以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法族规,科举制以及江南儒商贾而好儒的社会风气三方面为切入点,分析清代江南家学兴盛之原因,为进一步纵深研究清代学术史作铺垫。     

清代江南徽州籍收藏家述论

江南自明后期兴盛起来的书画鼎彝收藏赏鉴之风,至清代并未衰歇,作为收藏主力军的徽州籍人士,仍然相当活跃。清初杭州"湖山主人"汪汝谦,清前期桐乡汪文桂三兄弟、鲍廷博知不足斋,钱塘汪氏振绮堂,杭州汪启淑开万卷楼,镇洋毕沅兄弟,海宁吴骞拜经楼,苏州大阜潘氏、吴绍浣家族等,或者收藏书画鼎彝,或者搜罗校勘、整理刊刻群籍,在护持、传承历代名迹珍品甚至国家重器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研究发现,清代徽州籍人士的收藏活动较之明代,无论收藏者的居住地、在地身份、专业水准,还是活动地域、收藏动机、表现方式,以至藏品存储地点等均有其独特的特点。     

清代西宁人口社会变迁研究

人口数量作为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在地方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若想对清代西宁府社会经济状况有一全面了解,就不能不研究清代西宁府的人口数量。但是,对于清代西宁府的人口数量的研究中,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本文试就清代西宁府人口数量做一历史考察,以作为清代西宁府社会经济研究的一点补充。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清代敦煌人口问题研究

清朝康熙年间积极开拓西域,并以此为契机对嘉峪关以西地区渐次经营,而移民屯垦则是清朝经营关西地区的主要手段。雍正五年至六年间,征集甘肃各州县移民2405户、约1万余人至敦煌,分给土地,鼓励垦种,对移民进行了妥善安置。移民的到来,不仅奠定了清代乃至近现代敦煌的人口基础,也对敦煌社会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雍正移民之后,敦煌的人口数量稳步增长,并于乾隆、道光时期达到峰值,但由于兵燹的增多,咸丰、同治年间敦煌人口数量有明显减少,至清末时又有所恢复。     

清代家训中的家庭理财观念

家训是父祖对子孙晚辈的训诫。清代资本主义缓慢发展经济背景下,家训蕴含的家庭理财观念有:消费观念趋向保守;治生观念传统和务实、积极并存。     

清代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

学界有关江南会馆公所的研究,恐怕莫过于对其功能与性质的探讨,成果也较多。但以前似乎主要是讨论其性质,各抒己见,新近的重要研究成果如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似乎又偏重在其社会功能。这些讨论或研究都是必要的,也是富有学术价值的。然而会馆公所既有地域性和行业性之别,其功能与性质当也有所不同,自不可一概而论;会馆既是以商人为主体的客籍人士的社会组织,经商要务当不会不讲,其经济功能自不能轻描淡写。一、会馆公所异同论为了探讨江南会馆公所的功能性质,有必要先对会馆与公所的异同作些考辨。会馆公所…     

清代江南官府印象下的脚夫

正在清代江南社会经济发展中,不论是商业贸易中的肩扛挑抬,还是百姓之家的红白之事,莫不依赖脚夫,下层社会的脚夫俨然成为清代江南社会不可忽视的群体。政统观念之下,清代江南官绅与商贾用偏见、蔑视的眼光看待脚夫。繁荣的江南社会中,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脚夫通过倚仗豪强、划分地界、结伙抬价等手段耀武扬威,折射出小民的狭隘性,成为地方安全的隐患。官府将其视同无赖恶棍之类,处理脚夫问题总是过于草率与简单。清代官方文献中,江南脚夫总呈现负面的历史形象,对脚夫不免带有片面性的理解。     

清代北京地区人口的区域构成

<正> 所谓人口的区域构成是指各局部区域的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或谓区域总人口由哪些局部区域的人口组成。它与人口的劳动构成和民族构成等一样,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历史人口地理研究中,弄清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区人     

清代前中期陕西人口数字评析

近年来,清代陕西人口史研究取得进展,已有若干论著面世①,但关于这些原始人口数字本身的正误等问题,却鲜有论及。另一方面,在明清中国人口史专著中,研究者着眼于宏观上的总体把握,故对于清代的陕西人口亦只是偶有论及。②本文以陕西旧方志中的人口资料及其他相关记载为主要依据,吸收前贤的研究成果,结合清代前中期人丁户口登记的演变,对陕西各地方志中户口数字的真伪误漏作一具体评析。其重要性在于：这是一切期以利用该类资料进行人口研究的基本前提。一、顺治至康熙五十年众所周知,赋役的征收量与田地人丁数量密切有关。田有盈…     

动植物群落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

清代江南海塘防护植物的种类与分布 ,是自然选择、社会与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利益驱使部分塘长和近海居民 ,违禁种植某些对海塘防护不利的植物 ,这对白蚁的穴居有利。狗獾在海塘上的穴居时间和海塘的岁修日期、风暴潮之间不同步 ,使其对海塘的破坏持久存在。白蚁的强力破坏和海塘取土之间的矛盾 ,说明了海塘防护中的两难选择。燃料问题 ,增加了对海塘及其防护植物管理的难度。植物、动物和人之间的联系 ,表明清代江南海塘的防护是个生态互动的复杂问题     

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辨析

清中叶以降,汉学的家法观念逐渐凸显,且与学术评价和汉学衍变密切相关,但研究者至今对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仍缺少系统论述。本文梳理了清代汉学家法的本源,分析了清代今、古文家的家法观念,认为古文家注重区分汉、宋,侧重小学方法或经说师承;而今文家倾向于区分今、古文经,以"三统""三世"说为家法的核心。清代汉学的家法观念在清末呈现出淡化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