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蒙治藏”到以藏治藏——由历史文物看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治理

清王朝在统治中国的260年中,制定过一系列民族和边疆政策,对今天各民族的发展进步和边疆巩固产生过积极影响。清朝对西藏的管理,是针对了西藏纷纭变化的复杂情势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和改革,使其更加完备和更具特色。清朝在西藏最终实现的全面、直接而有效的统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解决西藏内部出现的民族矛盾和政治危机之后逐步完成的。     

清朝前期对浙江海塘的修筑

清朝自康熙帝玄烨即位以后,全国規模的軍事征服战爭基本結束,社会生活逐漸稳定,广大中国人民,經历了自明末以来几十年兵荒馬乱,迫切地需要一个比較安定的环璄,恢复一下生产力。清朝統治者有鑒于此,認为应該采取适当措施,滿足人民願望,从而达到巩固自己統治的目的。于是在其傑出皇帝玄烨布署,进行了不少讓步政策,大概經过半个世紀或者稍为多些的时間,清朝經济恢复工作已基本完成。及至康熙末雍正初,社会經济更有了發展,而統治者地位也相对巩固。在經济恢复工作中,玄烨十分重視水利兴修,曾经大規模地进行对黄河修治,到晚年,也注意江南水利工作,并开始了局部的对江浙一带海塘工程     

试论清朝前期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

满族贵族作为一个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能入主中原,统一全国,建立和维系对各族人民近二百七十年的统治,除其他一些主客观条件之外,它所实行的对国内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比较成功,是很有关系的。学术界对清朝同北方及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已有较多研究,本文拟就清朝前期对南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政策,初步进行分析和研讨,这对于更全面地了解清统治者处理民族关系的政策,或能有所裨益。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 宗教制度的改革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一历史事实不仅使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是自元朝(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参加祖国版圖以来,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之一。因此,阐明这一历史事实,并加以论述,对今天现实斗争,是有它的意义的。     

论清朝前期东北流人及其对少数民族教育的影响

东北地区作为苦寒之地,历来被统治者作为流放犯人之处。早在西汉时期,东北地区即出现流人,至清朝,流人的数量逐渐扩大,遣戍范围愈加广泛。清代许多知识分子如吴兆骞、杨越、郝浴等人,被流放至东北之后,有的带去了经书典籍,有的教书育人,有的结社创作,流人的一系列文化活动,改变的东北地区落后的风俗习惯,使得聚居于此的少数民族的教育也得到了初步的发展。     

清朝前期(1662—1765)的对缅政策与西南边疆

清前期是中缅两国友好关系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维护西南边疆的和平稳定出发 ,这一时期清政府奉行了以安边保疆为核心 ,容许双方较自由的贸易 ,妥善处理西南边疆问题和对缅关系 ,在适当的时机将缅甸纳入清朝的藩属体系的对缅政策。并在缅甸内乱时期严格保持了中立。这是一种防御性的友善的政策。虽然这种政策在后期的执行中偏向软弱 ,但总的说来 ,对西南地区的安定和发展 ,对促进中缅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有着积极作用 ,值得肯定。     

1949:中共接管上海的经济治理

正1949年解放初期,一位西方记者预言:"这个国家太大了,又穷又乱,不会被一个集团统治太久,不管他是天使、猴子,还是共产党人。"对这个预言,在上海解放几个月后,中国共产党人就以其超乎寻常的声音说了"不",并预示了这个预言的破产。1949年5月,上海的解放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登上执政舞台。但其执政环境十分恶劣,稍有闪失就可能失去上海。当时的上海,天上有国民党飞机接连的轰炸,地上是帝     

建国前毛泽东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的理论思考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在吸收马恩列斯关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际,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作出了深入思考。其主要思想有:将农民"组织起来"的有效途径是大力发展合作经济;合作经济是引导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唯一选择;合作社是教育农民的重要组织形式。这些思想成为建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931-1933年的抵制日货运动,在持续性、全面性、广泛性、激烈性等方面,在中国近代历史上都是空前的。本文拟以1931-1933年抵制日货运动对中国经济影响进行分析,并对其产生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估,进而探究抵制日货的政治目的能否实现。     

论安格斯·麦迪森对前近代中国GDP的估算——基于1600—1840年中国总量经济的分析

本文对麦迪森关于前近代中国GDP的估计数据和方法进行了分析。我们认为,麦迪森的估算总体上看过于简略,在统计技术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且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麦迪森认为,1500至1820年中国人均GDP折合1990年美元为600美元,我们认为大约高估了50%—90%。对于前近代中国占世界GDP的比重,麦迪森大约高估了三分之一。     

清前期"安南之役"略论

“安南之役”是清乾隆年间中、安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文章从“安南之役”发生的背景、“安南之役”前期进军顺利和后期失败的原因、“安南之役”的性质和影响等三个方面对“安南之役”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认为“安南之役”是清朝为维护中、安宗藩关系发动的战争,并非清朝对安南的侵略,它也未从根本上影响以后中、安关系的的正常发展。     

试析清代前期的科举回避制度

科举回避问题以前很少有人系统研究,此论述了清代前期的科举回避制度的演变和相关问题,从地区回避、亲族回避和工作回避三个方面分析了清代科举回避的历史特点,指出它在防止科举舞弊中的作用。     

清末民初南京地区的水灾、兵灾、疫灾

近代以来,由于长江上游地区生态平衡遭到日益严重的破坏,长江下游包括南京地区在清道光年间连续遭遇特大水灾,数年的灾荒以及由此造成的灾民遍地、民变四起、社会动荡,为太平军进入南京并在长江流域地区迅猛发展提供了条件。太平天国战争时期,南京地区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战争的最重要战场,长期的战争给南京人民带来多次可怕的疫灾,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战争后期,攻入南京的湘军对太平军与南京人民残酷的屠杀与劫掠焚烧造成"兵灾",给南京留下巨大创伤,历经数十年未能恢复。1913年,北洋军在镇压孙中山、黄兴领导的"二次革命"后,攻入南京,南京再次遭到浩劫。这些水灾、兵灾与疫灾,对南京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近代化进程造成惨重的破坏。     

略论清初的学术史编写

清初顺康时期 ,经历了鼎革之变的理学士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反思和总结 ,写下达 2 6种之多的学术史著作。诸多学术史作者以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深沉的历史反思意识 ,总结了自先秦孔孟至宋明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心学的源流发展及利弊得失 ,从学术层面探讨了社会治乱兴衰的缘由 ,并在写作体例上突破旧模式 ,涌现出像黄宗羲《明儒学案》一类的上乘学术史佳作 ,从而把中国学术史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此期学术史著作初步展示了调和程朱陆王与扬朱抑陆两个不同的思想倾向 ,为清中后期学术思想的发展变化做了重要铺垫。这些表明 ,宋明以来流行的理学尽管在此时已呈衰势 ,但仍然是学坛的主流派别 ,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甚至在较长的时间里还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地位     

清代前期新疆的豌豆种植

乾隆年间,清朝在统一新疆进程中,试种豌豆成功后推广种植。清代新疆前期豌豆的种植区域在天山北路有哈密、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以及塔尔巴哈台;天山南路主要有喀喇沙尔、叶尔羌、和阗等地。豌豆在新疆的种植对于清代西北边疆治理起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提供军需、节省帑币、促进农业生产和丰富民众饮食生活。     

国外关于清末民初乡村民变问题研究述评

民变是衡量社会运行状态的一项重要指标,中外学者对中国近代民变一直给予关注.国外学者对清末民初社会转型时期的乡村民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既有宏观与微观的研究,也有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成果较丰硕,但在资料建设、研究深度和区域等方面尚存在不足之处.对国外的相关研究状况作一概述,对于拓宽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深入认识辛亥革命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     

清末民初广州的行会工会化

“工商合行”是广州传统行会组织结构的主要特色。然而,随着清末民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劳工神圣”西潮的浸润与激荡及革命政权扶助劳工政策的实施,使得“工商合行”的行会模式开始了以“工商分离”为主题特征的行会工会化的艰难蜕变。不过,这种由行会孕育出来的工会组织的肌体上不可避免地附着“工商合行”的深深烙印,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并阻碍了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广州工人的政治与阶级动员。从阶级斗争与“工商合行”两种理念交锋而导致行会工会化“曲折与艰辛”的事实中,可以窥视到传统行会近代转型“变”与“不变”的新旧交合的复杂面相。     

试论清末至民国康区外国教会

本文主要根据档案文献资料,旨在证明康区外国教会的传播与发展,经营时期上,集中于清朝中后期至民国;经营地域方面,以甘孜藏区为中心,向周围渗透;康区反洋教斗争具有多重性;康区外国教会在本质上,无疑扮演着西方列强侵略康藏地区先锋角色,但开办文化教育、医疗等事业等,又在客观上有积极的作用。     

论东晋清谈的积极意义

西晋末年社会大崩溃引发了信仰危机,土族社会的精神“彼岸”随之倒塌,传统的价值系统失去了最后依托。辨名析理的清谈活动,对东晋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一方面,清谈所洋溢的人关怀,使“永嘉南奔”中陷入绝望的精英阶层,感到生命的尊严和化的价值,振奋了低落的士气;另一方面,清谈创造了自由争鸣的学术氛围,使佛教哲学得以渗入中国思想化的深层,在儒家伦理与佛教轮回报应之间架起了桥梁,为中华民族终极关怀找到了新的支点。     

清前期对鸭绿江封禁区的管辖

东至长白山、西至大东沟的鸭绿江流域 ,从清政权入关起 ,到光绪二年 (1876 )为止 ,2 0 0余年处于封禁状态。清政府对鸭绿江封禁区并非“视为瓯脱之地” ,而是通过修筑柳条边门 ,驻守八旗官兵 ,设置内、外卡路 ,巡查鸭绿江沿岸地区 ,缉拿朝鲜越境偷采人参罪犯 ,对鸭绿江封禁区的中国领土主权实施着有效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