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父亲陈蕴瑜

我父原为黔军第二十五军军部上校参谋，1935年黔军在贵州威宁县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一○二师，先父任六○七团团长。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魔爪继续伸向我上海，六○七团奉命开赴上海虹桥路陈家桥镇参加了“二三淞沪会战”，这时父亲给三位叔父和我姐弟二人分别写了两封家书如下：二、三、四弟：本师自江阴出发后，到无锡乘车至辛庄，昨日开到上海市虹桥路陈家桥镇附近，奉命在此一带构筑工事，敌我在苏州河两岸对峙。此地距前线八华里之遥，终日炮声隆隆，敌机亦时来侦炸。数日后本师将加入前线作战，亦未可知。御侮抗敌…     

谷正伦的“应变计划”与贵州解放初期的剿匪斗争

一、谷正伦的反共“应变计划”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决战后，革命武装力量取得了全面胜利，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已成定局，国民政府结束在大陆的统治已无法更改。蒋介石想重蹈抗战在重庆的老路，控制西南，负隅顽抗，采用“以黔治黔”协法，派谷正伦、韩文焕等要员回贵州，搞“应变计划”，对付人民解放军，留下土匪遗祸。谷正伦１９４８年奉蒋介石之命回到贵州，出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他的第一步行动，一是改组各级政府，将原省政府秘书长，田粮处长，保安第二团团长等人撤职。将原任专员、县长，或者更换，多数调动，安排同乡、亲信、…     

突出重围——南京大屠杀七十周年祭

1937年,我曾亲身经历了南京守卫战后,在九死一生中历尽艰险,横渡长江,冲出了重围。六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经历仍历历在目,永远不能拂去。 1937年11月份贵州部队103师与东北军112师协同防守江阴要塞。江阴失陷后,全师奉命退守南京,我所在的103师618团于12月5日退入城内。     

85师在抗日战争中的几次战役

国民党85师前身是黔军李晓炎的43军改编的，辖2个旅，4个团，由遵义人陈铁任师长，陈弦秋任253旅旅长，刘震清任255旅旅长。1937年“七·七”事变，既师编人14集团军卫立煌部14军建制，由保定地区调赴山西参战。此时卫立煌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阎锡山任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指挥晋北战场所有国民党军队及共军18集团军。日军从大同南犯，卫立煌部署9军、14军于忻县以北之线，以85师守忻县，拒阻敌军之进犯，前后打了11天，由于山西部队李眼膺部败退，第9军军长郝梦群及所部54师师长刘安演均在白水牺牲，日军突破前线遂向85师忻口阵地…     

南京大屠杀脱险记

1937年“八一三”,日寇进攻上海,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引发了我国全民族的八年抗战。当时我在陆军103师613团任排长（103师是由贵州25军王家烈的第1师改编的）。8月底由湖北罗田奉命,在广济武穴乘轮船到江苏镇江,登陆后车运武进（今常州市）,徒步至江阴,归入“长江下游江防总司令”刘兴的战斗序列,担任常熟福山镇（不含）、八圩港（今张家港）、十二圩港之线长江南岸的江防守备。在二月余的守备中,虽然遭到日海。空军的狂轰滥炸,但并未发生陆上战斗。11月,日寇分由杭州湾金山卫及常熟的例河口登陆,正面的大场阵地被突破,上海守…     

《困境中的突围》出版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左双教授等《困境中的突围——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一书,已由社会科学献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分七章,集中讨论了1928～1949年间的重大突发事件与国民政府的对策,涉及的事件有1928年“济南事件”、1929年“中东路事件”、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1941年“珍珠港事件”、1946年“沈崇事件”、1947年“二二八事件”。全书共352千字。     

抗日战争时期贵州的科研机构

贵州的科研机构在抗日战争前就已出现过,分贵州地方政府组建。黔籍人士学成归来受命创建、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部门派人来黔组建和本地学者邀约自建四类,如：农事实验场,贵阳测候所,贵阳地质所等等,其科技活动多属调查、考察、检验及技术推广性质,尚无系统的研究方向任务,科研基础很差。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贵州的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发展较快,一方面沦陷区的一些科研机构迁入贵州,或由迁人贵州的学者及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部门组建办所;另一方面是贵州地方政府建立的科技机构较前增多。抗战期间,贵州的科技机构,包括独立科研机构和院校…     

不能忘却的记忆——黔人抗战史速写

正自民国以降,黔军一直是西南军阀中的重要力量,期间经历了兴义系、新兴义系、桐梓系几个军阀统治时期。严格地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时,纯粹意义上的"黔军"已经不存在。早在1935年,蒋介石借"追剿"红军之由让中央势力渗透贵州,将"末代贵州王"王家烈免去贵州省主席及第二十五军军长之职时,贵州军阀统治时代就宣告终结,原有的黔军也相继被改编和调离。但另一方面,由于黔系军队刚进行     

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后备用“陪都”的兴建

1937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之后,在加强川、滇、黔抗战基地建设的同时,又将西昌拟建为备用“陪都”,陆续开展公路、机场扩建、通讯、政府机关系统等项目的建设,并谋划修筑西昌至云南的铁路.这既是国民政府出于长期抗战的考虑,也是加强对地方势力控制的需要.     

抗战名师——黔军第一四〇师（上）

正黔军第一四〇师的前身是王家烈第二十五军下辖、由侯之担任师长的教导师。1935年1月,红军长征攻占遵义。1935年4月,蒋介石以剿共不力解除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军军长职务,下辖教导师师长侯之担被诱至重庆羁押。蒋介石将第二十五军交由中央军薛岳负责整编。薛岳令原第四军第五十九师副师长沈久成任该师师长,番号改为新编第二十五师。同年10月,该师番号改为第一四〇师。沈久成是贵州遵义人,为人傲慢、刚愎自用。     

吴鼎昌与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1938-1944年)

吴鼎昌主黔期间,贵州虽已成为抗战大西南后方的中心地带,但其鸦片烟祸仍然十分严重。为了推动贵州的抗建工作,以吴鼎昌为首的贵州省国民政府采取了“提前禁种、实行作物替代”,“按期清缴鸦片烟土”,“严厉禁吸,注重公务员带头示范”以及把“宣传劝导与严刑酷法相结合”等诸多政策措施。抗战时期的贵州禁政虽然是在民族意识高涨、广大人民的拥护支持和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之下取得了较大成功的,但史实也表明,贵州省政府的禁政以及吴氏本人的积极倡导、悉心筹划和严格督责等作风也是促成这一结果的重要保证因素。     

“世界第二瑞士”:民国人眼中的瑞士和贵州

正早在六七十年前,瑞士和贵州,相似的不仅仅是自然环境,还有经济、文化、社会、历史等方面的相似之处。77年前的1937年,《滇黔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黔民生活之一般[斑]》的文章,作者黔山借旅黔的外省人士之口感叹道:"黔省可惜山多一点,否则,可称为世界第二瑞士。"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这可能是将贵州比作瑞士的最早文字记录。笔者认为,"世界第二瑞士"这一判断,在当时并非空穴来风。不妨让我们一起回到上世纪上半叶,通过那个时代的人们的观感,去看看那个时代的瑞士和贵州到底有多"像"。     

一二一师在襄河战斗中与新四军并肩作战

1939年新四军和一二一师并肩作战,襄河战斗重创日寇,取得了光辉的胜利。一二一师系贵州部队,“七七”事变时正在湖北林整。“八一三”事变后即奉命开抵前线。全师健儿,在祖国的召唤下,积极参加了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一二一师的前身是原黔军犹国材所属的二十五军之一部,由牟廷芳任师长,郑件坚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我在该师任军需主任。襄河战斗开始前,我军已获得日寇将进犯襄河的情报。在我师防地附近,有新四军某部（部队番号记不清了）。战斗进行前夕,新四军曾派员到师部和部队长官一起研究了敌我形势,商定联络方法及配合作战的方…     

淞沪会战亲历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我是国民党中央宪兵第一团第三营第七连的一个排长,驻防郑州。1937年7月9日,第三营奉命开往苏州。当时,第一团团部驻无锡,第一、第二营驻在镇江、无锡至上海闸北一线。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持铁路交通和地方治安,同时负责纠察军队纪律。7月中旬,我连调驻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及龙华民航机场,担任警备任务。当时上海的局势已渐趋紧张。     

广西大事记（中华民国之二十九）

民国26年（1937年）7月 9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电广西、上海、太原、西安中共负责人,请他们根据中共宣言及红军关于团结抗日的通电,与当地政府、国民党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统一的对外阵容,以应付大事变。13日李宗仁召集桂林各界代表讨论“七·七”芦沟桥事变,决定由各界领袖通电全国,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发动全国抗战,     

何应钦被刺后主动向仇人和解轶事

一、起因 民国时期,贵州兴义县有刘、王、何三大家族。刘族的代表人物为贵州督军兼省长刘显世;王族的代表人物为黔军总司令王文华及其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王伯群;何族代表人物为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     

盘县欠屯之战

1949年8月10日,国民党《贵州日报》刊载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 “滇东边区匪首陈云飞被击毙。”同年9月6日,同一家报纸又刊载了一条同样引人注目的消息: “黔保安七团在滇东平彝击溃滇匪龙德麟(霖)股五百余人,并击毙匪首陈云飞、吴连珍(川)等。”国民党报纸的造谣伎俩是何等的荒诞拙劣,竟在不到一月的时间内发布了两条“击毙”陈云飞的消息。那么,陈云飞究竟是不是匪?又是为何获得这般“荣幸”的呢?     

“八百壮士”后来的生活

1937年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10月26日晚,战役进行到最后阶段,守卫大场防线的中国军队第88师第524团400余人（报界宣传称“八百壮士”）,在副团长谢晋元指挥下,奉命据守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在日军的重重包围下,“八百壮士”孤军奋战4昼夜,打退敌人10余次进攻,毙敌200多人,取得了“四行保卫战”的胜利。     

抗战见闻

抗战伊始,我从贵州到四川投军,随103师由重庆出发,奉命开赴江阴前线,驻防长江边上小镇合兴街,该地距长江入海处不远,当时我在师部电台任报务员。日本海军在长江口外,整天不停发射炮弹,多数落到江边沙滩。一天我跟几位战友到江边观察,日军炮弹从我们头顶上呼啸而过。不久,我师撤防后移,行至江阴城郊,所有沟渠木桥板,已被日军泼上汽油燃烧,     

陪都的2005年生活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1000多名官员,连夜乘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目的地重庆。三天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直到1946年5月还都南京,在重庆留下了几百处陪都旧址和名人故居。 61年后,那些旧址和故居有的已经破败消失有的成了只供人看的死物,只有很少很少的几处地方正在被另外一种方式重新激活,有了令人惊喜的魅力。